章丹丹，周纪来

（东华大学，上海 201620）

一 古诗词发展历史及现状

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发展脉络应该从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始终，《诗经》诗篇大多以四言体句为主，有少量的二言至八言体句，其内容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指收集的民歌；“雅”多为宫廷、宴中的歌曲；“颂”是帝王、天子祭祀仪式歌曲，并其中一部分为舞曲。

《诗经》之后，在我国古诗词中占据里程碑意义的便是《楚辞》。经由屈原根据民间歌谣所创造形成，已打破《诗经》的四言体句式，采用长短不一的句式，并运用楚国方言，无论在节奏还是韵律上都使之独具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发源于北方的《诗经》不同，《楚辞》在描绘男女爱情歌曲中更为委婉细腻，如《九歌·少司命》中“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国风·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样表达对心爱人的盼望，而《诗经》中表述更为直接奔放。

这一南一北的佳作为我国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乐府歌辞》正是经由秦汉得以延续，汉代创立了汉乐府，以广泛收集各地民间歌谣以及创作的诗词歌谱，并加以改编，以适应宫廷使用。汉乐府民歌流传至今共有100余首，多为五言体句式写成。直至汉末建安时期，“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第一次掀起文人诗歌风潮，以极具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流传于世，即后世所指的“建安风骨”。

发展至此，诗词与乐曲仍是一体不分离的，而自唐代开始，诗词和乐曲便开始各自发展衍生，诗词跨入其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们抒发情感、才情交流的方式之一，创作诗词的诗人、文人，而创作音乐的则是艺人、匠人。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李白、杜甫，中唐刘长卿、白居易、韩愈，到晚唐温庭筠、李煜等不胜枚举，留下的佳作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由于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其文化造诣相对欠缺，只凭口传心授来传承，因此在这一方面很少有文字记载，但好在仍保留记载了一些相对完整的古诗词歌曲，如姜夔整理创作的《白石道人歌曲》、明崇祯末年根据宫廷中的古代歌曲谱集整理的《魏氏乐谱》等。

宋代时期出现的曲子词，由于有明显的音乐和文辞之分，就为这个时期出现的“旧乐填词”“新创辞曲”提供了可创作空间的依据。在原有的曲子配上新的诗词，或由作者自己重新作词作曲就是在那个时期的雏形，那时的作品特别注重词与曲的匹配融合，作者风格与特点完全通过作品来体现，如：姜夔、柳永所代表的“婉约派”和苏轼所代表的“豪放派”等。[1]

进入元代，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原本民间流传的“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逐渐演化成元曲，更通俗化、口语化的元曲由“元散曲”与“元杂剧”两个部分组成，有着北方爽朗直率的民族色彩。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白朴的《墙头马上》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明清小曲丰富了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形式，又称“小唱”，加入了乐器伴奏形成的独唱歌曲。这是继唐、宋、元之后又一个从民间瓦肆创作出的艺术性较高的歌曲。

发展至近现代，由于诗词与乐曲的分离，给予了现代作曲家极大的发展空间。从民国时起，有一批作曲家以中国经典的古诗词为歌词，重新谱曲成歌，留下了诸多经典。如：黄自创作的《花非花》、青主创作的《大江东去》等，到了二十一世纪，由谷建芬谱曲的《三国演义》主题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曲调大气磅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古诗词中的意境；梁弘志谱曲的《水调歌头》，由邓丽君演绎的《但愿人长久》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千禧年之后，《花田错》《苏三说》《东风破》等流行歌曲多改编或截取部分诗词，尤其在近几年广为流传及亮眼的诗词歌曲逐渐稀少。其所谓不读诗词，难有才情。

二 诗词中的音乐及其文化

诗词文化必须谈及音乐文化，音乐的文化性研究也必须谈及音乐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国音乐思想史应从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开始的，今天我们研究儒家文化美学中应显性其“潜思想”，揭示出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如孔子学琴于师襄由“曲”“数”到“志”“人”，就是一个由音乐技术到人格精神的过程，同时也说明“曲”“数”和“志”“人”是互为内在的和互为目的的，“志”“人”寄托于“曲”“数”，“曲”“数”表达“志”“人”。

至先秦时期，诸子提供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原始模型”[2]，提出了“礼乐”“天籁”“大音希声”“圣王作乐”“与民同乐”“天人同度”等，先秦基本确立了中国文化的路向和原始模型。之后再经历两汉时期的思想大一统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所谓“大开大合”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七八百年是“大开”时代），嵇康正是这个时代必然出现的人才，其极高的哲学心灵和极玄远的文化趣味，“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的“纯美学”意识已大不同于先秦，临终弹奏琴曲《广陵散》概然赴死的人格精神，则可与古希腊苏格拉底为坚持哲学立场饮鸠而亡相媲美。东西方精神堪称一致，心灵与乐声的共鸣深具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隋唐同样处于这个大开的历史时期，诗歌和乐舞成为了唐代文化的双壁，“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绿腰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是这样一幅让当今令人羡煞的文化生活场景。

到宋元明清则是一个“大合”的历史时期，中国思想史家陈来认为这个时期“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3]，宋代之后的中国音乐文化以世俗音乐为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杂文中许多白描式地描写生动有趣地表现了当时勾栏、瓦舍、乐棚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明代重要的戏曲家汤显祖、吕天成、祁彪佳等都是当时的弄潮儿。纵观中国音乐史数千年的变迁，经历了从庙堂到宫廷再到勾栏瓦肆历历下降的过程，其间有多少思想潮流在涌动，有多少思想力量在推动、淘汰着时代的文化生活？这些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三 经典古诗词传唱融入高校美育之意义

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是对蕴藏其内的当代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实践，也充分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美育中的重要性，是提升高校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路径。由此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点的美育教育成为新时代高校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高校教育不仅向大学生提供专业技能的培养，其更高的理念因是促进大学生与社会全面发展。这种理念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易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是道，它关乎的是人同自然、同社会之间的法则、秩序、价值、意义。人文体现的是人心、人性，大学生在理想与追求中实现其价值。在未来的产业中，越是能体现“人文精神”“人文内涵”，它就越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越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无疑，在高校教育中，美育成为实现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渠道。美育也称为“审美教育”，它用情感浇筑，是情感教育的洗练和升华。美育体系围绕着 “真善美”，进行着不断的构建。美育通过情感教育，或提升、或唤醒大学生对人文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化育成积极力量，促进人类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无疑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被世人称为“诗歌的国度”。

中国经典古诗词承载着中华丰厚的文化底蕴。对古代诗词的解读，是国人对人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命题的阐释。古诗词题材极为广泛，诗人以其飞扬的心灵，饱满的灵魂，行走于大地，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凝结成语言，为我们呈现出自然的曼妙，生活的情趣，民族的情怀。诗中所表达的是情感的升华，是人生的哲思。在学习诵读古诗词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的是它的音韵节律，抑扬顿挫，华辞美章。更是读到了国人迸发的情感，读到了国人的精神与力量，奋斗与创造。不言而喻，古诗词是一本极好的美育教材。

在高校美育体系中，音乐教育发挥着它重要的美育功能。我们从美育的角度去看，音乐与古诗词异曲同工，前者是用声音来感怀寄志，后者是用语言来抒怀壮志。然而音乐因其特有的声音解读，依靠听觉来唤起听者的情感涌动，委婉含蓄，更易打动人心。李叔同的《送别》，配上了优美且易唱的旋律，使原本文字有了可触摸到的温度，这是一种感性的召唤，音乐完美地诠释了诗的意境，使听者潸然落泪。所谓诗乃乐教！

因此，与音乐结合，诗词传唱成为非常有效的美育体验，提升了大学生对诗词的审美能力，体现了诗词的美育价值，为促进人和全社会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