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丹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赛珍珠在美国出生后三个多月，便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安徽宿州等地度过了40年的时光。在这期间，她广泛与中国农民接触，学习儒家文化，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并从中吸取营养，创作了多部书写中国题材的英文小说，其中1931年出版的《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大地》的写作离不开赛珍珠独特的人生体验。她虽生于美国，但却是个中国通，在两种文化浸染下，形成了双重文化视域，使其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也使得其作品具有文化间性特质。 “离散作家”赛珍珠的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类文化共性书写，尊重他者、包容差异的间性思维，给读者提供了反思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样本。

一、《大地》文化间性的来源：赛珍珠双重文化身份

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化为互为主体的对话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主体在不同侧面互相碰撞、相互进入，从而生成“中间性”的、新的意义空间。而文化间性与文化对比的最大差异，就是文化间性的视域性。即A文化的哪些侧面能与B文化碰撞，是取决于B文化的特定视域的，只有B文化的特定视域能与A文化产生交集，才能发生有意义的、动态的文化交流[1]。赛珍珠具有双重文化视域，这离不开她的中西双重文化体验。她生于美国，但在中国农村获得了归属感，穿衣打扮、价值观念则更加的中式，又成为美国学校里的一朵奇葩。在中国、美国两地的流动、往来中，她的文化身份不断被建构着，疏离感和归属感不断交织，最终陷入“我是谁”的文化焦虑。

赛珍珠经历了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苦难与动荡，也在和农民近距离接触中感知民间风貌，阅读古典书籍，还从中学到了如何作小说，正如她在《中国小说》中提到，“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2]。这段独有的中国体验使其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本土作家的写作视角，书写出了对中国的同情与理解；然而，她在中国也面临着“他者”的尴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因蓝眼睛白皮肤被排斥，1927年的北伐战争又迫使她不得不回国避难，双重文化身份的焦虑由此凸显。在完成《大地》的写作后，她于1934年回到美国，仍然关注中国问题、置身中美文化交流、声援抗日战争；在50年代的美苏冷战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她又在中国一度被认为是“反动分子”，其书籍也成为禁书。在临终前，赛珍珠的访华申请由于政治局势等原因遭到拒绝，于1973年遗憾离世。因此，赛珍珠一生都陷入“我是谁”的文化焦虑中，当她以为自己与中国孩子的成长学习并无两样时，这时她的文化主体身份则是中国人，本位文化是中国文化，从而能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来尽可能地理解中国世界，便不同于西方作家全然他者化书写；而她的父母的使命是到中国来传教，尽管赛珍珠志不在此，但她的目光则是能在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安稳的生活、与中国人听书、跟随孔先生感受中国文化……这自然不同于为中国命运奔走呐喊、担负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谋求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双重文化身份的驳杂性，便带来了双重视域的交融，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把西方的文学概念强加于非西方的材料，这就注定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缺失，如果欧洲人能摆脱这种缺失，试图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学会中国人理解和欣赏自己文学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3]文化中心主义本身不是贬义，它只是受限于自身的文化视角与思维模式，但赛珍珠拥有中西双重视域，相比于美国本土作家的西方视域，自然能在解释中国文化时多一层“洞见”，能尽可能地从中国的价值体系、文化观念出发，从而发现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差异，在平等的基础上求同而存异。

赛珍珠特殊的文化身份与生活经历带来的视域双重性，使其作品具有了文化间性特质。赛珍珠的中西双重视域则更使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有意义的碰撞，使得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互动在其作品中得以显现，共同具有的侧面则是文化的共性，这正是赛珍珠《大地》能够“为人类的同情铺路，这种同情跨越了远远分开的种族边界”[4]的条件；同时，在中西文化共同作用但彼此不同的侧面，她更能予以包容、理解，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东方主义。相比之下，美国本土作家的单一视域总免不了将中国文化视作应该被改造的客体，充斥着固执的文化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而中国同时期作家，受革命、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不免又与革命、政治发生关联，对普遍人性与传统的关注较少。因此，中国文化在赛珍珠的观照中发生着不同的意义，赛珍珠笔下的中西文化互为主体，双向互动，求同存异，具有明显的文化间性特质。

二、《大地》的文化间性书写：中西文化互为主体与求同存异

赛珍珠代表作《大地》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时她已在中国镇江生活30余年，她将在镇江的真实农村生活的体验与经历融入作品，以农民王龙一步步战胜天灾，靠种地、买地发家致富为主线，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图景、人与土地的深厚联结，并以对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后的《儿子们》、《分家》也以土地为主线，写出了随着时代变迁，如军阀混战、革命、年轻人留洋归国等，儿孙两代对土地又有了不同看法，人与土地的关系逐渐疏远、年轻一代的思想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发生改变，但最终仍旧回到土地上才得到了救赎，这便构成《大地三部曲》。

(一)《大地》的文化视域：展现中西文化间性

赛珍珠的《大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现实主义笔法创作的农民题材小说，与同时期中国同类小说不同的是，在革命性被压抑的背后，彰显出了普遍人性，是两种文化互动中的共性体现。

《大地》讲述的是中国农民的史诗，但也是一个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故事，她从一个民族的特殊性中写出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生存境遇，跨越了意识形态、宗教观念、生活环境、种族的差异，在“特殊”中蕴含着“普遍”。小说中开篇走来的农民形象是“他边走边把他蓝色的外裤穿好，蓝色的布腰带系紧在腰间”[5]，不仅仅是对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解构，更是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朴实的农民形象的缩影。在饥荒年间，村民们以为只有王龙家还有存粮，便闯入王龙家抢粮，看着王龙怀孕的老婆，便拾起一点干豆子羞愧地离开了。这是一种强盗行径，但小说却并非将它与中国人的道德品性、种族优劣相关联，从而以东方主义的霸权话语，将中国视为待拯救对象。相反，小说中的叙述者言“因为他们本不是坏人，只是饿极了才干出这种事来。”[5]这个隐含作者也蕴含着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与理解。之后，王龙担心阿兰生育时没有力气，去找老秦要他抢的粮食时，老秦也愿意将最后一点存粮给他。在王龙一家逃难至南方时，安身之地只是几条席子和靠墙根的窝棚，饥寒交迫中妻儿只能以乞讨为生，但当王龙得知其中的一块肉是儿子偷来的时候，王龙生气地喊道，“我不愿意吃这种肉，虽然我们是讨饭的，但我们不是贼！”[5]并狠狠地教训了儿子。因落难而乞讨，但绝不吃偷来之食，既体现着中国大多数农民贫困的现状，又表现出穷人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虽然叙述的是中国农民在饥荒时的贫困交加的生活窘境，但少了西方霸权的审视，映射出的是不分种族的农民、甚至穷人的生活境遇，从而使读者看到中国，也看到自己，因此，她的作品传播极广，“可以在坦桑尼亚、新几内亚、印度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村寨和偏僻孤独的农舍里找到。”[6]

赛珍珠在小说中关注了“宏大”背后的“渺小”，书写了个体的心理境遇，体现出人性的发展轨迹。《大地》中多次写到老一辈农民的对社会革命的疏离。在家乡发生旱灾，全家去南方避难的情节中，王龙听闻闹革命，第一反应是“革命能让天下雨吗？”在革命青年为贫富差距振臂一呼号召农民起来反抗时，王龙只问一句：“先生，压迫我们的富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叫老天爷下雨，好让我们在田地上耕作？”[5]王龙的目光仅局限于当下的土地农田，全然不知革命的意义。面对土匪，农民王龙也展现出其懦弱麻木的一面，当王龙对叔叔霸占自家的房子、钱财、粮食终于不再忍气吞声时，却被叔叔的土匪身份吓住了，“当王龙怒气冲冲、结结巴巴地说着的时候，他叔叔解开上衣，给让他看了看上衣衬里的东西”，当得知这些红胡子和红布条是土匪的象征，“王龙僵直地站住了”、“火气顿时消失地一干二净，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5]，王龙终于明白，没有土匪骚扰自家，是因为有叔叔的“保护”。他不敢去状告叔叔，从此更是对叔叔阿谀奉承，王龙的奴性和软弱性，体现出中下贫民面对强权的妥协。除了农民心理的呈现，王龙在发财后也曾有过欲望的膨胀，开始嫌弃妻子“只是个平庸的普通妇女”、“没有一点美丽和光彩”[5]寻找妓女杜鹃满足自我，在温饱满足后，追求欲望的满足，直至迷失自我，是人性的堕落。作者采用的不是同时期中国作家的启蒙意识，而是还原一个普通农民生活，反而能引发世界各地读者的同情、怜悯甚至同理心。因此，王龙的遭遇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甚至世界底层民众的缩影，他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勤劳致富，是芸芸众生的所思所想，他的妥协、退让，是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面对强权时的不甘却又无力抗争的无奈与心酸。正如郭英剑指出的，“作为一名作家，她注重的是革命给大众带来的变革及心里境遇的变化，而不是革命本身，这是由她的创作思想——为普通劳苦大众创作而决定的[7]。

因此，《大地》的故事，是每一个个体与现实社会相挣扎、与命运抗争的缩影，这无疑不给予了西方民众以力量，治愈着因1929年经济危机疮伤的心灵。同时，人性的书写使得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具有了共通性，中国农民史诗就有了普适的吸引力，能够激发起读者本能的同情心、同理心，并让西方读者在“他者”中也反观到了自己，颠覆着同时期刻意将中国人描述成道德沦丧的反派人物的丑化书写，使非阶级性、正常化、具有“人”普遍情感、人性的中国人的形象走入西方视野，从而重塑着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与认知。

(二)《大地》叙事的文化立场：异质的包容与对话

“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它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文化间性价值在于异质性和对话性”[8]，除了普遍人性的展现，《大地》中还体现着“他者”赛珍珠处理文化差异时的间性思维，即尊重、包容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美。学者姚君伟认为，赛珍珠的写作包含着跨文化写作中的对话性，即她在肯定文化共性的基础上，拥有包容他者文化的智慧[9]。

在《大地》中，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厚联结与共生情结，是作为异乡人的赛珍珠极为珍视与渴望挽留的。

在小说中，农民王龙，重天时，恋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的收成成为一家人的生活支柱与来源，与土地生死相依。在得知黄家因家道中落竟打算卖地时，王龙不禁感慨“地可是人的血肉啊”[5]甚至他想要“把地一点点挖出来给孩子们吃”。当王龙一家逃荒之南方后，因为家里的土地无人能盗而倍感心安；当王龙与妓女偷欢，迷失自我时，将他唤醒的，则是“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土地”[5]他开始拿起犁头，将裤管挽起到地里去种田，生活才回归了正轨。王龙一生的奋斗经验就凝结成那句遗愿，“我们从土地上来，要回到土地中去，如果我们守得住土地，就能活下去。”[5]在小说中，土地成为农民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宿，这种土地情结是传统农耕社会安土重迁、农本思想的产物，体现出传统中国乡间社会人地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赛珍珠经历过西方文明的学习，却流露出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的珍视与欣赏，尽管具有一定的失真，但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美好想象，足以让读者动容。

赛珍珠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中国社会激烈地向现代性迈进时，她对《大地三部曲》结局的设置依然是回归土地，方能获得救赎。王源赴美学习了西方的农业技术，但土地才是他的根和归宿。这隐喻着赛珍珠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期待，她走出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希望西方的农业技术运用到中国的农耕社会形态里，她虽不反现代，但希望中国的现代性仍然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土壤”中，极力挽留与西方完全迥异的中国传统，是对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另一想象，体现着对异质文化的包容。

除了对人地联结的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中的人伦秩序、家庭观念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体现，农民祭祖烧香，对婚礼、葬礼的习俗仪式则有道教思想的影响。

赛珍珠自小跟随孔先生学习儒家思想，不光在中国学得了如何写小说，还认同并珍视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意义，正如她说“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他和他的弟子为中国社会创造的了与宗教作用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10]在作品中，王龙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侍奉父亲喝茶，娶妻后，阿兰便理所当然地要接替丈夫的职责。在发生饥荒时，“王龙心里骄傲地对自己说，谁也不应该认为他在死亡逼近的时候忘了他的父亲。即使他自己掉肉来养他，老人也该有吃的。”[5]即使“自己掉肉”也应保护瘫痪在床的父亲，即使在逃荒路上，王龙也并没有丢下累赘的父亲，这是对父亲的“能养之孝”。在《大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王源因为父亲病重，选择了守护父亲而不是推翻以父亲为首的军阀势力，是儒家的孝文化的体现。

王龙一家为了祈福消灾、祈求风调雨顺去祭拜土地神，为了婚姻幸福则去给土地神烧两柱香，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赛珍珠虽是西方传教士女儿的身份，但在作品中以王龙一家对西方传教士外貌的描写与态度，是中国文化拥有与西方不同的差异性的体现，将西方宗教进行中国化，具有一定的不可行性。王龙在面对奇怪的外国人和陌生的耶稣受难图传单时，在南方避难时，王龙看到外国人是 “奇怪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5]、“手上长满了毛，皮肤是红色的”[5]，外国人传单的内容实则是西方人家喻户晓的耶稣受难图，但在王龙的眼中，是奇怪甚至恐怖的：“这人没穿衣服，只是在生殖器周围盖着一片布，从整个画面看，他已经死了。”[5]王龙家人认为“肯定是坏人”[5]，王龙认为是外国人对仇视他的同胞的报复，阿兰的反映则更日常化，她只把这张传单缝进鞋底。中国农民不理解西方的传教，是因为它不能解决让天下雨，庄稼生长，全家人吃饱的现实问题，而不如祭拜土地神，向上天祈福。与中国农民对传教士漠不关心，传教士匪夷所思的形象相对应的，则是西方人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国文化的表述与想象。赛珍珠没有美化中国农民眼中的西方传教士，因为她的真实生活经历使她了解，中国人自有一套稳固的神灵观，以此来在农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因此对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宗教意识更为理解与包容。赛珍珠因“丑化”了西方传教士的形象而受到了西方教会的批评，但这种真实农民视角的处理隐喻着赛珍珠对东方主义的反驳，不同文化应平等交流、和谐共生，赛珍珠作为异乡人，观看、尊重中国农耕社会的独特“宗教”，体现出文化间性意识。

赛珍珠书写的中国农民史诗，让世界读者为之动容，离不开双重视域下对两种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大地》寻求了两种异质文化的沟通互动，体现了赛珍珠对中、西共同视域中文化共性的书写，和以异乡人的身份对他者文化的包容与发现。

三、《大地》中文化间性书写的意义与局限

(一)《大地》中文化间性书写的意义

赛珍珠的农民题材小说为同时期提供了乡村中国的审美性书写，补充了左翼文学忽视的“传统”，弥补了过于追求文学的社会革命性所忽视的空间。

30年代的中国农民题材小说，作家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揭示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的农村经济的破产，传统人伦秩序的不合时宜。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回乡搞革命的矿工是觉醒的农民代表，从而一步步使村里老一辈以王荣发为代表的老农民认识到，只有推翻地主，农民才能真正解放。其中，地主的儿子李杰竟然带头“革老子的命”，在革命面前，人伦秩序正在崩塌。又如茅盾小说《春蚕》中的“丰收成灾”，老通宝的儿子阿多意识到，靠种地、养蚕是不能翻身的，吴组缃笔下的《一千八百担》，在宋氏祠堂里，祖孙们将古老的宗法制度忘却，祖孙们明争暗斗只为了抢夺家族里的一千八百担存粮，最后被冲进祠堂的农民们抢去……在这些作品中的新一辈农民主人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必须推翻地主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具有启蒙意义。作品深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革，彻底的革命与解构传统文化，但却缺乏对农村与农民审美性的关注。然而大刀阔斧地摧毁、革命中，却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看待与客观分析。相反，赛珍珠以局外人、异乡人的视角观察着在这场社会变革与时空变化中，具有古老文化底蕴的中国的传统乡间社会。作品中王龙与阿兰的田野生活画卷在赛珍珠的笔下并不是病态的，相反是带有传统的乡土情调的。当王龙老了，问自己的孙子是否读四书五经时，孙子笑他，现在已经是革命时代了。王龙说“这一辈子太忙，没空注意，地里的事没完没了”[5]，作者隐去了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关注着农民的真实生活与心理，不免有对中国社会急切向西转的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正在消解的反思。《大地三部曲》的结局形成了闭环，掌握了现代技术的孙子王源回到土地上才获得了解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框架，体现了赛珍珠希望中西文化共生，并尊重、包容文化差异的文化间性思维，富有稳定性的中国农村图景又增添了农民、农村在同时期文学中的审美性。

此外，赛珍珠还写出了不同于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具有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构。

在彼得·康的《赛珍珠传》中，记载了一副名为“信不信由你”的画作，此画中把中国人的家画成“猪的屋檐下”，怀疑“中国人竟然也能吹口哨？”，这代表了《大地》问世前美国人对中国东方主义的想象[6]。赛珍珠的《大地》则让中国人呼应了世界普遍人性，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人性、生活经历具有同源性，探寻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品质、经历、甚至遭遇，为西方世界提供了新的中国形象书写，其形成的传播效应对修正中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大地》风靡美国之时，1931年秋，中国正发生着水灾。书中王龙凭借顽强意志战胜旱灾的故事打动着美国人民，据统计，美国人民对中国此次旱灾的捐款数额占到了中国政府收到国外募捐的大部分[11]。美国学者伊萨克斯也曾指出，“《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的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更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12]

(二)《大地》中文化间性书写的局限

鲁迅曾评价赛珍珠的作品称，“她毕竟只是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13]受制于赛珍珠文化身份、生活经历的限制，她对中国认识还不够深刻。她在中国农村生活的岁月，正是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极为严重的时期，农民、农村更不可能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安然处之，土地不再是农民的生存基础，而是“丰收成灾”。因此，《大地》中中国农民将土地视为生存信仰的书写多了作家“他者”视角的介入，是赛珍珠对中国乡土的想象。胡风曾认为赛珍珠的描写“把种种封建积压下的土地看成了福地，对于土地和劳动的赞美流淌的是宗教式的气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了求解放的挣扎，在这里不仅得不到正确的理解，甚至连现象也是没有的。”[14]赛珍珠对中国的“三座大山”是不能感同身受的，书中唯美不变的乡土意识，勾起了西方读者的同理心，但也隐瞒了中国农村社会日益凋敝的深层原因。

此外，书中浓墨重彩地、富有异国情调的描写也满足了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式的遐想。阿兰不仅裹小脚，生子也只用了地里捡来的苇子剪掉脐带，生子的第二天便又回到地里劳作了，孩子便在土地上铺上一块旧布睡觉，哺乳时便让多余的奶水渗入土地。当王龙预感阿兰第三胎将生育女儿时，书中描写“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5]，这仅有的一个女儿先天智力残缺，被大家当成小傻子看待……这些夸张式的描写中不免有赛珍珠的“他者”眼光，更是富于异国情调的。

因此，《大地》为同时期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和审美启迪，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正常化的中国形象书写。但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的“他者”，对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又带有西方宗教式的遐想与想象。

四、结语

伴随赛珍珠成长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10]。赛珍珠作为文化的两栖人，有其双重的文化身份；中西文化视域的融合、碰撞，使其小说呈现出不同于中国作家和一般西方作家的中国书写。她以一个中国异乡人的眼光，赋予了中国农民生活独特的艺术审美，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中亘古和谐的乡土精神表现了出来，同时正如在2019年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赛珍珠国际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珍妮特·明泽所说，“赛珍珠既希望我们超越身体上、文化上的差异，又要认识到这些差异能丰富我们的学识。”[15]她还使得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有了共通性，展示出了普遍人性，体现出文化间性的丰富内涵。诚然，这种书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赛珍珠终究还是中国世界的他者，其对中国世界的描绘中充满异国情调的成分，其中不少是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想象，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疏离，尤其是对未来中国的预判主要是其西方视角的体现。但瑕不掩瑜，赛珍珠《大地》引来的传播效应，以及赛珍珠凭借自身文化地位在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一定程度上对修正革命左翼化、前文明妖魔化的中国形象有一定的修正作用。

由于评论视角、意识形态的差异，赛珍珠在中国曾被认为是“反动分子”，《大地》也成为禁书。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成为了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殊视角的见证人”[6]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不仅尽展文化多样性，更能消除些许偏见。因此，如果从文化间性解读《大地》，可能有比我们想象得更多的内涵，她的作品给古老的华夏文明赋予新的审美价值，农民、土地不再是落后和被启蒙的符号，同时其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农民视田间土地为生命之根的恋土情结，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