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龙岩学院 闽台客家研究院,福建 龙岩 364012)

戴时宗(1488～1558)[1]，字宗道，号梁冈，一作梁岗。福建漳州府长泰县彰信里侍郎坂社(今漳州市长泰县陈巷镇古农行政村侍郎坂自然村)人，明代卫所军户出身，正德八年(1513)中举，正德九年(1514)联捷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员外郎、吏部文选司郎中、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河道总督、巡抚顺天兼右佥都御史、郧阳巡抚兼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协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戴时宗研究，仅有笔者所撰年谱《明代文武兼备的名臣戴时宗年谱》一文及其故事研究《明嘉靖年间郧阳巡抚戴时宗民间故事考述》一文[2]。然而，拙文仅提及戴时宗曾题诗武当山，未能从戴时宗题诗武当山，关注武当山武术文化出发，去探讨戴时宗与武术历史文化关系。武当山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以甘毅臻《武当武术的分类及简要概述》一文为代表，对武当山武术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后学多有启发。但是，甘毅臻该文就武当山论武当山，未能跳出武当山，从“他者”的视角进行研究，未能揭示武当山武术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尤其是武当山所处的全盛时期明代，无法全面还原武当山武术文化在明代的交流与传播[3]。

基于戴时宗与武当山历史文化渊源颇深，对深入开展武当山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围绕戴时宗题诗武当山的历史情境及其影响，广泛搜集新旧地方志、文集、《明实录》等史料，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重构历史，以期为新时期武当山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一、戴时宗题诗武当山时曾请益武当山武术

(一)深受武当山武术文化熏陶

嘉靖《大岳太和山志》记载：

(《南岩宫》)：始入南天路，还知别有天。仙宫悬石壁，道室插云巅。丹壑闻清籁，青松记昔年。飞升台尚在，欲结愧无缘[4]。

该诗落款“戴时宗(都御史)”。

查《明世宗实录》：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庚申)起用巡抚顺天右佥都御史戴时宗,以原职抚治郧阳等处[5]4719。

(嘉靖二十年三月丙申)命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戴时宗回院协理[5]4950-4951。

戴时宗在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二十年(1541)担任郧阳巡抚、右佥都御史。戴时宗题诗《南岩宫》作于此间。

另据《大岳太和山纪略》收录署名“戴时宗(都御史)”的题诗：

《薄暮太和》：金屋倚天开，环洞闉九垓。夕阳初饯谷，萝月已临台。暝色依鸟鸟。秋痕上樃梅。异人逢夜话，更觉洗心埃[6]。

查嘉靖《大岳太和山志》有诗《薄暮太和》[4]70b，内容与《大岳太和纪略》所载相同，应以《大岳太和山纪略》所载为是，嘉靖《大岳太和山志》很可能是遗漏所致。“大岳太和山”即武当山。戴时宗于此赋诗《南岩宫》、《薄暮太和》。

戴时宗，《明正德九年进士题名碑录(甲戌科)》记载其是“福建漳州府长泰县军籍”进士[7]571。在明代，户籍之分明显，戴时宗虽然考取文进士，却是“军籍”出身，传承尚武之风。

嘉靖三十四年《长泰县志》又云：

言官交章保荐，(戴时宗)起镇郧阳，平竹溪巨寇，累膺褒赏。诸凡不靖者，悉改化为良民。时值岁歉，多方赈恤，全活者甚众。其他程功皋、誉贪廉、饬武备、修文教、省财用、禁征科、奖孝义、礼耆彦、慎刑狱，皆有节制，稽成之式。吏或望风而遁，民敬畏如神明，语见《郧阳郡志》及去思碑[8]861-862。

戴时宗经言官纷纷推荐，出任郧阳巡抚。平定竹溪县“巨寇”，多次荣膺褒赏。境内各地不安定之地，均移风易俗，成为良民。在任期间，多方赈灾，体恤灾民，百姓得以活命者非常多。令人注意的是上报军功，整饬武备。深得民心，敬畏如神明。该志援引郧阳旧志以及为戴时宗所立去思碑，是可信的。

戴时宗出身军籍，一向重视武备，其到武当山，对武当山武术也颇为关注。

(二)曾运用到平定湖广民变

《明世宗实录》记载：

(嘉靖十九年三月乙巳)湖广江华县苗寇廖道坚、罗田，竹溪县盗郭仲才、张友忠等作乱，杀主簿张文英、巡检许昂。事闻，诏责总兵官谭纶、巡抚陆杰、兵备戴时宗等，俱令戴罪剿贼。未几，报贼俱捕得诛之[5]4809。

嘉靖十九年(1540)，湖广江华县苗民廖道坚、罗田为首，竹溪县盗贼郭仲才、张友忠造反。苗民骁勇善战，盗贼身手矫捷，武艺高强。一鼓作气，攻城略地，杀害文武官员。嘉靖帝下令兵备戴时宗与总兵谭纶、巡抚陆杰一道戴罪立功，率部平定苗汉起义。起义很快平定，全都遭到诛杀伏法。

戴时宗时任兵备，肩负着兵备重任，此役功勋卓著。能将造反者绳之以法，可见其武艺高超。“军籍”出身的戴时宗到武当山除了关注养生之道外，对武当山开山祖师张三丰所创武术自然颇有关注。戴时宗从辖境武当山还有参访武学之举，从中获益匪浅，并运用到平定湖广当地的民变中。

二、武当山武术文化坚定了戴时宗日后与通倭奸民抗争的信念

(一)揭发奸民义举

《明世宗实录》说：戴时宗在回都察院协理之后，“未几，巡按福建御史王瑛论劾时宗贪滥不法，宜罢，诏回籍听勘。”[5]4951

戴时宗遭到弹劾，回原籍长泰县听候处理。

万历癸丑《漳州府志》：

丙午、丁未，奸民引倭互市。公度其必为异日患，请当路严禁之，弗听[9]1518。

“丙午”指嘉靖丙午(1546)，“丁未”指嘉靖丁未(1547)。戴时宗发现其时有“奸民”引日本人进行商贸往来。戴时宗认为这一现象必然成为日后的祸源，将此消息报告给地方官府，申请严加管制，却未能获得采纳。

(二)不惧武艺高强的奸民的打击报复

1.月港海盗与海沧打手

洪朝选《瓶台谭侯平寇碑》记载：

嘉靖甲辰，忽有漳通西洋番舶，为风飘至彼岛，回易得利。归告其党，转相传语，于是漳、泉始通倭。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生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维漳缘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三得返，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农亩之夫，辍耒不耕，齐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致富也。于是中国有倭银，人摇倭奴之扇，市习倭奴之语。甚豪者，佩倭奴之刀[10]。

“漳”指漳州府。“泉”指泉州府。漳州、泉州“通倭”缘起嘉靖甲辰(1544)漳州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奸民，其时不仅流通日本白银，还摇着日本产的扇子，操着日本话，有的佩戴着日本的倭刀，俨然接受日本的同化。参与对日海外贸易的奸民，最初来自沿海，后来传到山区。戴时宗的故里长泰传统上就被认为山区小城。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引《通志》记载：长泰“不事商贾”[11]469，“《通志》”指弘治庚戌(1490)《八闽通志》，长泰百姓长期以来不从事商贾。因此，突然参与经商，很快被戴时宗发现。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记载：漳州风俗“悍强难治(宋《綦崇礼传》其俗云云)”、“其民轻死易发(《通志》：村落愚民多因小故忿争，辄服断肠草毒死，诬之)。”[11]24漳州百姓自南宋以来就以民风剽悍，难以治理著称。明初以来又常常为小矛盾发生争执，服用断肠草自杀，诬告对方。戴时宗其时已遭罢官，其举报奸民互市，将面临长泰故里奸民的打击报复。

漳州通倭始于沿海，姜宝《姜凤阿集》收录其《议防倭(闽粤防倭)》说：“漳之月港，向为倭奴窟穴。”[12]漳州月港向来是倭寇的窟穴，月港正是漳州通倭之处。朱纨《朱中丞甓余集》收录其《阅视海防事(革渡船、严保甲)》说：“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12]漳州月港民风剽悍，素来难治。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记载：

谢骞，当涂人。……景泰四年出知漳州，…近海诸处如月港、海沧居民多货番，且善为盗[13]813。

景泰四年(1454)，漳州月港、海沧百姓多参与海外走私贸易，以海盗著称。

海沧以打手著称，多次见载曾任郧阳巡抚的王守仁文中。王守仁《举能抚治疏》说：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钦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湖广郧阳等处地方去讫，所有思、田二府抚循缉理官员，尚未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轸念边方，俯从臣等所请，乞于两广及邻省附近地方各官内选用，庶可今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旷职业。臣本昧于知人，不敢泛然僭举。切照广东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广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识过人，可以任重致远。臣往年巡抚南赣，二臣皆在属司，为兵备佥事，与之周旋兵革之间，知其皆肯实心干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尝与周期雍密论宸濠之恶，不可不为之备，期雍归去汀、漳，即为养兵蓄锐以待。及臣遇变丰城，传檄各省，独期雍与布政席书闻变即发。当是时四方援兵皆莫敢动，迄宸濠就擒，竟无一人至者，独席书行至中途，复受臣檄，归调海沧打手，又行至中途，闻事平而止。其先后引领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两人而已。当时以捷奏既上，随复谗言朋兴，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为之每怀歉然。即是而观，其能竭忠赴义，不肯上负国家，亦可知矣。乞敕吏部酌臣所议，于二臣之内选用其一，非惟地方付托得人，永有所赖，而臣等亦可免于身后之戮，地方幸甚[14]。

其时在正德七年(1512)五月二十五日。

王守仁《预备水战牌》云：

案照已经行仰起调军马前来策应，日久尚未见到。近据探报，逆党南下，将攻南都。计此时南都必已有备，各逆党进无所获，必退保九江，如此则水战之具为急，不可不备。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选募海沧打手一万名，动支官库不拘何项银两，从厚给与衣装行粮，各备锋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书，兵备佥事周期拥自行统领，星夜前赴军门，相机前进，并力擒剿。仍行巡抚等衙门，同心协力，后先监督应援。此系叛逆，谋危宗社，天下荼毒，所关呼吸存亡，旦暮成败，间不容发，非比寻常贼情，不得迟违观望，有亏臣节。呜呼！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气，孰无是心；况各官忠义自任，刚大素闻，必将奋臂疾驱，有不容已。兵快及领兵人等敢有违犯节制有误军机者，仰即遵照本院钦奉敕谕事理，许以军法从事，无得姑息[14]。

其时在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二十七日。

王守仁《犒赏福建官军》说：

据福建按察司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佥事周期雍呈称：依奉本院案验起取上杭等处军兵，共五千余名，分委指挥刘钦、知县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沧打手三千余名，行委通判李一宁等管领；本道躬亲统督，先后启行前来等因到院。

当是时四方援兵皆莫敢动，迄宸濠就擒，竟无一人至者，独席书行至中途，复受臣檄，归调海沧打手，又行至中途，闻事平而止。其先后引领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两人而已。当时以捷奏既上，随复谗言朋兴，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为之每怀歉然。即是而观，其能竭忠赴义，不肯上负国家，亦可知矣。乞敕吏部酌臣所议，于二臣之内选用其一，非惟地方付托得人，永有所赖，而臣等亦可免于身后之戮，地方幸甚。

案照先为飞报地方谋反重情事，看系国家大难，存亡所关，随即备咨南京兵部，及巡抚两广、湖广等衙门，并福建三司等官选取骁勇兵快，选委谋勇官员监统，兼程前来，共勤国难去后。

今据前因，看得逆贼已经成擒，余党悉渐殄灭，除将各该官兵先行发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约计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遥；该道乃能不满旬月，调集各军兵快八千员名之众，首先各省而至。足见本官勇略多谋，预备有素，忠义之诚，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综理庶务，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难。除另行旌奖外，及照调来官兵，冲冒炎暑，远赴国难，忠义既有可嘉，劳苦尤为足悯，合加犒赏，以励将来。为此除将支出官银，差官领齐该道；仰抄案回司，即将原调领兵官员，并军兵乡夫人等酌量犒赏，用见本院奖劳之心，以为将来忠勤之劝。

仍仰该道备查各兵原系操练者，照旧在班操练，以备紧急调用。添募者，省令回还田里，各安生业，务为良善之民，共向太平之福，毋得分外为非，致招身家之累。备行巡按衙门知会[14]。

其时为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四日。

海沧打手早在正德七年(1512)就为王守仁所用，正德十四年(1519)招募多达一万名，一次起用达三千名。海沧打手不仅拳法精准，腿部矫健，以远程行军见长，丝毫不受欧型腿影响。士气高涨，积极响应平定朱宸濠之乱。

王守仁对海沧打手的来源非常清楚，海沧打手最初就参与走私贸易，是著名的海盗。王守仁希望海沧打手为其分忧之余，能由此漂白，不再违法乱纪。因此，期待其务必从良从善，威霸一方，王守仁告知地方官府知悉此事，又有通报地方官府进行监管之意。

桂蕚《桂文襄公奏议》收录其《福建图序》说：“(通番海贼不时出没)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14]

海沧时属漳州府龙溪县，有耕海为田的传统，自然不会放弃，私下里参与走私贸易。戴时宗揭发奸民互市，将遭到漳州月港、海沧奸民的打击报复。

2.劫掠番货的漳平悍民

戴时宗在嘉靖十六年(1537)曾撰写《漳平开建县治记》。

嘉靖《漳平县志》记载：

按《漳南道志》云：漳平之建垂六十年，而户口尝当上邑，亦可谓庶矣！然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于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西北三峰隘自龙岩、永定而至者曰有强御，则历石锥诸隘，以通于安、德，实杀人越货，闵不畏死者也。土著之良生计维艰，惟服田力穑而已，困于征求。和睦、感化之间流移且十分之三，永福颇称饶足，而亦与吕邦饥鹰饿虎竞相出入以时，若是以势，然则如之何其欲富且教哉？如之何其欲富且教哉？[15]1145-1146

漳平在成化六年(1470)置县，六十年后的嘉靖九年(1530)，以劫掠番货著称。

诸乡各越山谷，人以自卫，故有习武艺者。如小都钯手、钩刀手，实出其乡世传，足以出奇行阵。长安、萍湖、第二宅棍手、鎗手，亦擅一乡骁壮。方家山擅射，则徭人之余技。华寮、蛇窟之善弩，则关虎口以夺食，皆其乡落相沿之术。官司能预收之，以充幕下，拆冲御辱之备也。昔年，和睦有黄景文者，长于武艺，贼至，身先奋勇，击杀数贼，无援乃被害。往岁，有老人林和阳者，奉公捕贼，身先士卒，与贼格战被害。吾有司得壮士，如景文、和阳者数人，列之机，总委之，捕盗以守以御，吾岂忧流丑哉？[15]1146-1148

漳平百姓以钯、钩刀、棍、鎗、弓弩、格斗见长，世代传承，形成地方特色。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记载：徭人“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11]219，漳平悍民也将毒药涂抹在箭头上。

漳平以水路为主，戴时宗举报奸民互市，引发漳平百姓不满。

3.参与走私的卫所军户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戴钟，时宗长子，授漳州卫带衔指挥。”[11]502戴时宗来自漳州卫军户。

林希元《祭戴梁岗都宪文》说：其与戴时宗“相处一十八年，交情益笃，书问时通”[16]508)，对“在辽蓟则严边关之防，虏不敢入境”、“在郧阳则善保厘三省，边民不敢窃发”[16]580-581，有深入了解。

林希元，《明正德十二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丑科)》记载其出身“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军籍”[7]602。在《送戴秀才四子归武安序》称：“梁岗，予异姓兄弟，其子即吾子也。”[16]345

然而，朱纨《阅视海防事》说：

(林希元)负才放诞，见事风生。……门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词，私行拷询，或擅出告示，侵夺有司。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船为名，专运贼赃并违禁货物[12]。

林希元参与海外走私贸易，擅用私刑。

林希元《祭长泰亡婿沈茂才文》：

子年三岁，即为吾婿，吾女不幸夭殁。予归自南粤，见子于丹霞，感念吾女，流涕不已。不忍舍子，因以次女为续。”又云“予与吾子续婚十七年，岁时遣问，往来不绝，事同一家，情若父子[16]594。

林希元的女婿虽是文秀才，按其族人沈维毗,《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题名碑录(丁未科)》记载其是“福建漳州府长泰县军籍”进士[7]1125，也出身明代卫所军户。

王忬《王司马奏疏》收录其《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平和、长泰、漳平各县食盐、俱自泉州府浯屿贩卖。”[12]长泰、漳平食盐来自泉州府同安县浯屿，经水路贩运而来，戴时宗自然深知长泰、漳平、同安贩运食盐中夹杂着番货。林希元本身就是“奸民”，自然知悉戴时宗揭发互市之举，戴时宗由此遭到同安、长泰等地明朝卫所军户的打击报复。康熙《长泰县志》记载：“福抚后屏卢公、秋厓朱公惜其才，交章荐之，竟不起。”[17]

朱纨，号秋厓，对戴时宗揭发奸民互市的义举感佩不已，为之向嘉靖帝举荐。

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记载：

(戴时宗)又以邑城卑陋，赞令浚隍增陴。戊午，倭果入寇，城坚不可攻，乃舍去。人服其先见，而公亦以是年卒[9]。

戴时宗举报受挫后继续建议修葺城墙、疏浚护城河，使长泰县城得以在嘉靖戊午(1558)的倭寇入侵中宛然无恙。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明代户籍之分明显，明代卫所军户出身的戴时宗虽然先后考取文秀才、文举人、文进士，长期担任文官，却深受明代卫所军户文化熏陶，传承尚武之风。戴时宗在担任郧阳巡抚期间，曾赋诗武当山，武当山不仅是道教名山，其武术历史文化底蕴又非常深厚。作为军籍进士的戴时宗于此曾请益武当山武术，并将所学运用到平定湖广苗汉的民变当中，可见武当山武术文化对戴时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戴时宗由于明代卫所军户出身，从而关注武当山武术文化。由于武当山在明代地位崇高，武当山文化，尤其是武术文化对戴时宗产生深远影响。戴时宗题诗武当山，并非仅是题诗揽胜、祈福，还有武术交流活动。武当山武术文化对戴时宗的影响，并非仅是戴时宗担任郧阳巡抚期间，还对戴时宗日后应对民风剽悍、武艺高强的通倭奸民发挥积极的作用，坚定了戴时宗对参与海外走私贸易的斗争信念，并运用到戴时宗故里长泰县城的保卫战当中。

第三，新时期武当山武术历史文化研究，可围绕明代卫所军户出身的名宦，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切入，置身更广阔的时空深入研究，既要从长江文明出发，又要置身其时全球史视阈，即世界大航海时代。武当山并非仅是道教名山、祈福胜地，不能局限于明成祖等帝王与武当山的关系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武当山历史名人题诗这一表征，而应围绕为武当山题诗的历史名人，尤其是武当山历史全盛时期的明代，从历史名人的户籍出身切入，深入研究历史名人与武当山的渊源，揭示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