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雯 湖南师范大学

电影《十二公民》改编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是中国话剧导演徐昂的电影处女作。该片讲述了十二位年龄、职业、社会背景以及性格都各不相同的陪审员在某政法大学杂乱的仓库围绕一宗“富二代弑父”的案件展开讨论，最终全票通过富二代无罪的故事。该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关注，并且先后斩获了罗马国际电影节和金鸡奖、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

一、封闭空间场域的意义性建构

叙事空间是由创作者在影片中用来承载故事或事件中事物的活动场所。而封闭空间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进入或者离开受到限制的空间。封闭空间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叙事空间类型。封闭空间类似于戏剧的“三一律”，即要求戏剧作品在时间、地点和行动三者之间保持一致。而在电影中使用类似于“三一律”的“封闭空间”作为叙事的空间场域，将人物放置于物理以及心理的密闭环境中，则可以对人物的行动加以限定、营造紧张的气氛、制造极端的环境来推进故事的发展、激发有关人性的探讨，从而解释影片更深的主题。

从字面上看，“封闭”强调的是物理意义上的隔离性，在《十二公民》中体现在影片中人物所处的地理空间的视觉呈现。大卫·波德维尔将电影中常见的封闭空间分为密室、迷宫、孤岛、驿车四种，而《十二公民》则是非常典型的密室类封闭空间。由于影片遵循“三一律”的结构，整部影片都是在校园内完成拍摄的，十二位陪审员在一个封闭的仓库中，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边，通过一个小时的不间断讨论，最终做出富二代少年是否有罪的辩论过程。很明显，这个封闭的固定场景成了十二位陪审员言辞激烈、情绪高涨和爆发的场所，从而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矛盾，达到了更好的戏剧效果。

列斐伏尔赋予空间多重含义，即空间往往是社会的空间，是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的表达场域。《十二公民》中的封闭空间则具有独特的社会隐喻内涵。索绪尔将符号与它所折射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归结于符号生产的意义之一，也被称为“意指”。十二个公民在模拟的辩论陪审过程中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愤怒都释放了出来，在这个场景中物象外在空间的封闭性逐渐转化为人物心理内在空间的开放性，人物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处于一个极限处境之中，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矛盾会被引发并且难以调和，继而产生了不同价值观与认同方式的碰撞，封闭空间场域也成了社会中所意指的不同象征符号。

二、电影隐喻符号的象征性解读

影视文本不同于其他的文本，它是一种具有表意功能的文本。电影不是通讯工具，而是表达工具、一种表意系统。符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是建立在相似性而非任意的随机性之上的。《十二公民》中的道具物件、色彩变化等隐喻符号以意指的方式向受众传达其所指，观众通过自行解码从而理解影片所要表达的内涵。

电影中各种物件与意象的集合和影像文本的互动性以及文本意味的指向性同质同构。影片《十二公民》片头初始，十二位陪审员进入废弃杂乱的仓库时，导演给放置在仓库中央的大量灭火器一个长镜头，直至审判开始。这些红色的灭火器不仅刺激着观众的视觉感官，而且具有象征意味。灭火器的功能是放在公共场合用来紧急灭火的，而在这个废弃的仓库里，虽然环境不易引起燃烧，但是身处于其中的陪审员们通过矛盾和冲突的产生，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情绪不断发酵，每个人都极易爆发心中的怒火。而这些大红色的灭火器作为隐喻的道具，则暗含着人们心中的怒火会经过这次激烈的讨论而逐渐被熄灭。影片中位于窗台上的国徽则是整个封闭空间中最具有观念意识的隐喻符号。导演通过对国徽仰拍的方式，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直观感受，国徽以俯视的姿态注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表征着其所涵盖的公民主体意识，包括每一个案件都是处于国家法律的威严之下的。影片中的灭火器、国徽、牌匾、旧风扇、空桌椅等道具，都被凝结成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隐喻符号。

美国电影理论家斯坦利·梭罗门认为：彩色影片完全是靠它的美感吸引观众，重要的不在于影片质量，而在于影片是彩色的。色彩通过其强大的张力和表现力塑造了人物形象、发挥了独特的表意象征功能，为故事的情节和主题服务，从而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内涵。在影片《十二公民》中，始终是蓝色和黄色两种主要色调交替进行的。蓝色是诗意、忧郁、疏远的冷色调，在本片中表征着矛盾、偏见、隔阂，以及缺乏正义。影片中前半部分处于仓库中的场景色调基本都是偏向于蓝色，前几次投票的结果都是“有罪”票数多于“无罪”，象征着正义的缺失，给人心灰意冷的感觉。而当每位陪审员放下心中的芥蒂、愤怒和偏见情绪去正确审视整个案件时，画面色调开始转换成了偏向于黄色的暖色调。黄色代表着温暖、正义、阳光和希望，给人一种明快的感受。最后一次投票后，每个人都投“无罪”，雨过天晴后，正义之光充满着整个仓库。十二把不同的椅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的十二位陪审员。而椅子与人物形象之间的交叉错位是一种现实中阶层错位的象征，也映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而影片中的主要光线变化则是由“雨”这个意象来控制的。影片一开始，每位陪审员都处于一个闷热的环境之中，在大家激烈的讨论以及八号陪审员的质疑声中，每个人都逐渐变得暴躁起来。随着案情的推进、时间的推移，大雨将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直至最后，随着剧情的不断演变，矛盾解开，拨开迷雾、雨过天晴，整个影片的光线由明到暗，再由暗到明，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大和解，案件也变得柳暗花明。

三、不同阶级的行动元分析

影片中这十二个人构成的不同群体传达和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多种问题。导演通过运用符号意象来塑造人物形象，赋予每一个行动元符号化的功能，避免了出现人物扁平化的问题。同时，由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造成了不同行动元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时，“权力/主体的二元性取代了命运的主题；欲望或/法律欲望取代了爱；主体/客体或菲勒斯/匮乏取代了个体，象征的运用取代了艺术，自然/文化或阶级斗争取代了社会。”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是由空间构建的，空间为阶级形塑。所以，空间是有层级的，而所有的空间都可以统摄到一个框架里，这个框架就是社会空间”。《十二公民》中的十二位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职业、贫富程度、性格、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这个社会空间里，他们被有意分成了三个阶层：占有大量财富以及丰富资源的房地产商为上层社会人士，数学教授、北京包租公、医生、检察官、学校助教为中层社会人士，出租车司机、小卖部老板、保安、蒙冤入狱的青年、保险销售员、经历过历史创伤的老人为草根阶层。十二个人的这场大戏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映射。

在《十二公民》中，观众通过对人物的分析，以人物身份为能指，从而表现当下中国社会现象为所指，自行解码来深入每个典型人物背后所隐含的故事。首先是四号陪审员，一个文质彬彬的房地产商。他是出于“理性的证据被推翻”做出无罪判决与出于“缺乏足够的怀疑精神”做出有罪判决。在影片所处的这个“社会空间”中，四号陪审员和嫌疑人富二代都处于同一个阶层，所以当其他人在质疑他真实身份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家长”时，他非常愤怒地解释自己是奔着结婚去的。因为四号拥有大量财富就成了其他陪审员仇富的对象，并且由于自身对于“富二代”的刻板印象，所以其他人一开始都是主张“富二代”有罪。四号陪审员在面对其他人的仇富心理时是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的。他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辩护，也是对于这种刻板印象的控诉和反驳，某种意义上，他也成了嫌疑人的发声者、仇富的抨击者。其次是八号陪审员，一位身穿西装、充满正义的检察官。他是十二个人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坚持认为“富二代”无罪的陪审员。影片中，他全程都在引导和启发所有人对现有的证据进行合理的论证，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判断，谨慎小心地证明“富二代”无罪。八号陪审员的正确引导影响着其他人对于“富二代”刻板印象下的正义判断，而八号正义的引领者的人物设定则是符合中国主旋律需求的。影片中当八号检察官与三号出租车司机在用匕首模拟作案手法的片段时，当两人在激烈对峙时，八号镇定自若地配合着，而当三号用匕首刺向他的瞬间，他产生了本能的害怕反应。电影的这个细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让人物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检察官这个本能的害怕细节使“正义的化身”多了几分真实性，如果没有这个细节，则会使观众与角色之间产生距离。十二个人中最特殊的是五号陪审员，一个曾经被冤枉入狱的纹身男人。因为被误判，他经历过残酷的监狱生活，清楚被冤入狱的后果，了解被人歧视的感觉，所以他明白作为一个受害者那种百口莫辩的无力与无奈。影片的转折点也从他投出“无罪”开始。他身上所承载的是“痛苦岁月的感同身受的怜悯”做出无罪判决与“对过去不堪生活的抛弃”做出有罪判决。社会矛盾再加上价值观分歧在每位陪审员之间从和睦相处到时时针锋相对之中被逐步解析。这次模拟的陪审过程给这群人提供了开诚布公、互相倾诉甚至最终消除心魔的机会，而这次陪审则代表了一种人对理性的寻求和探究。

总而言之，每一位陪审员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不同行动元，他们中有的人长期处于一种被“消声”的状态、有的人贴着被恶意揣测的标签、有的人经历了极度屈辱的人生，折射出了当下中国真实的生存面貌。影片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从自己或者他人镜像式的问题与回答中不断释放内心中积累的阴郁和生活的苦楚，同时也完成了超我的人生体验。这不仅是影片简单地对社会上“群体”的描绘，更像是对社会公民的“群像”描绘。

四、影像文本的现实性观照

影像如镜像。影片中，这个封闭的社会空间里，隐含着巨大落差的阶级矛盾、显而易见的贫富差距以及普遍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时代矛盾等各种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影片通过陪审团讨论“富二代杀父”一案，描绘了三个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关系，展现了贫富矛盾的问题。影响公众舆论的因素非常多样，在沃尔特·李普曼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成见”。“固定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互联网上对于这种固有偏见和成见的传播速度极快，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不同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信息推送以及多向互动式的群体传播强化着不同人群身上的标签，而“富二代”这个标签与为非作歹、不思进取、飞扬跋扈、惹是生非联系在一起。陪审员们的这种畸形的固定成见不仅差点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判定为“有罪”，还对房地产商与女大学生的爱情产生了怀疑和调侃。这些所谓的看法则在影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中的地域矛盾则是由10号北京的包租公和11号河南籍的保安引出。在矛盾冲突不断激发的过程中，公民偏执的观念就很容易造成地域偏见，再经过各种类型的传播之后不断扩大范围。例如提及对于河南人的总体印象，则会想到脏、土、骗的刻板成见，而影片中则通过讲述河南保安多次报考政法大学的故事来扭转地域偏见。

《十二公民》中每一个审判员做出的从“有罪”向“无罪”决定的转换，都是一个去除偏见的过程，都意味着主体理性的建构与自我中心的超越。曾经经历过“反右”政治运动的9号老人特别理解老年证人试图通过做伪证来吸引别人注意力的动机、曾经被冤枉入狱的5号年轻人深知审判误判的后果，他们在自己和别人的经历中找到了共同点。3号偏执恪守着传统意义上的孝道的出租车司机在家庭的破碎中也逐渐开始了自我反思。每位审判员都在模拟审判过程中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就此影像文本也完成了对现实的观照。

导演希望通过这场充满仪式感的模拟审判，在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时代，引发观众自己对于社会偏见的深刻认识、唤醒内心的公民意识、完成思想的转变，而这种不断高涨的社会意识无疑是当下社会的现实性写照。而导演的这种不囿于讲述故事本身，而是透过叙事来传递思考和意识，从而提升影片的思想和价值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