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京涛 王丹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金朝末年，“西启夏侮，南开宋衅，兵力既分，功不补患”[1]。在金章宗承安、泰和年间，就已经出现“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2]2749的局面。至应天四年(1209年)九月，蒙古成吉思汗引军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老城)，“(李)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破。会大雨，河水暴涨，蒙古主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溺死无算”[3]468。中兴府被围困月余，西夏襄宗派遣使臣向金朝乞援。金朝群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3]468-469但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3]469遂拒不发兵相援。西夏对金朝此举深恶痛绝，保持了八十余年的金夏联盟至此已名存实亡。迨到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以后，金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其统治也变得日趋腐朽。再加之，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4]136，“崇信执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举措失当”[2]400，使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以致“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2]2540。末帝“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恶，又谙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輙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4]137。金朝之所以会社稷倾覆，与其说是由于蒙古的强大，不如说是亡于其自身统治的腐朽，而金末地方割据政权的林立则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极大地加快了金朝灭亡的进程。

一、金末割据政权概述

由于金朝末年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恶化，社会秩序十分紊乱，各种动荡不安的因素时常出现，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突出，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割据政权和起义政权，主要包括东辽政权、东夏政权、张致政权、大齐政权、天顺政权以及天赐政权等。

(一)东辽政权

东辽政权的建立者耶律留哥原为契丹遗民，“仕金为北边千户”[5]3511，但由于不堪忍受金朝实施的民族高压政策，便起兵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耶律留哥于崇庆元年(1212年)起事以后，在隆安、韩州等地聚众剽掠，“时有耶律的，与之合，招集亡命，数月间，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律)的副之”[6]卷134。继而归附蒙古，与蒙古将按陈那颜“刑白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5]3511。迨到至宁元年(1213年)，金朝以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率军讨伐耶律留哥。最终，耶律留哥在蒙古军队的帮助下，大败金军。此后，蒙古以“征辽之责”委于耶律留哥，采取扶持耶律留哥、助其扩张并固守的策略[7]472。其后，崇庆二年(1213年)癸酉三月，耶律留哥被其部众推为辽王，“立妻姚里氏为妃，以耶律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律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拨行元帅府事”[6]卷134，改元天统，建国号辽，定国都于广宁(今辽宁北镇)，后世称之为东辽。依据辽东地区出土的东辽政权铜印，《元史》所记载的东辽(亦即大辽)“元统”年号实际上应该是“天统”[8]。迨到贞祐三年(1215年)十一月，耶律留哥赴北朝觐蒙古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赐金虎符，仍为辽王。次年，郡王耶律厮不趁着耶律留哥外出之机，率众反叛，在澄州(今辽宁海城)称帝，改元天威。未及三月，被杀，由乞奴监国，继而为金兵所败，逃往高丽。其后，乞奴、金山、统古与、喊舍相继废杀更替。兴定二年(1218年)，耶律留哥引蒙古、契丹兵十万入高丽，高丽助兵四十万攻喊舍，喊舍兵败江东城，自缢而死。乱平，耶律留哥复辽东。至兴定四年(1220年)，耶律留哥去世，由其妻姚里氏权领其众，七年之后，长子薛阇袭爵。

(二)东夏政权

金宣宗“贞祐南渡”以后不久，金中都便被蒙古军队攻陷。自此，金朝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制愈发显得无力。时任金朝辽东宣抚使的蒲鲜万奴乘机反叛，并且还建立起了割据政权。据柯绍忞《新元史》记载：“金宣宗立，万奴累擢咸平招讨使。太祖九年，与耶律留哥战归仁北，败绩。金主御下严，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车驾南迁，思据地自擅。”[6]卷134蒲鲜万奴征讨耶律留哥失败，畏罪不自安，又听闻金宣宗迁都南京，便想要据地自擅。蒲鲜万奴早就有异志，但是因为对东北路招讨完颜铁哥尚还有所忌惮，所以一时之间还不敢从事反叛行动。后来，蒲鲜万奴“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即坐铁哥罪，下狱杀之”[6]卷134。其后，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蒲鲜万奴便占据金朝东京辽阳府，叛金自立，“僭称天王，国号大真①“国号大真”，是以文义来作为国号，所处危急存亡之秋，选取重振女真民族精神，谋求女真复兴之意。，改元天泰，以兵北取咸平，走耶律留哥，东京诸猛安、谋克多从之”[6]卷134。至贞祐四年(1216年)十月，木华黎攻陷锦州，蒲鲜万奴便循耶律留哥故迹，亦向蒙古纳质称臣。之后，蒲鲜万奴便着力向东发展，在附蒙次年，就再度僭号，改国号为东夏，定都于开元(即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7]475，后世亦称其为东真。迨到蒙古军队撤退之后，蒲鲜万奴竟又叛蒙自立，最终，天兴二年(1233年)为蒙古军队所俘杀。由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夏政权是金朝末年存在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势力范围最大的地方割据政权，其发展到极盛时期还曾一度攻占了金上京等地。

(三)张致政权

贞祐三年(1215年)，“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称临海郡王，至是来降。”[5]2929木华黎任命张鲸为总北京十提领兵，“从夺忽阑彻里必南征”[9]卷1，降服未附之州郡，之后木华黎觉察到张鲸有谋反的意图，便派萧也先对其进行监督。大军行进至平州，“鲸称疾逗留，复谋遁去，监军萧也先执送行在，诛之”[5]2929。张致“愤其兄被诛，据锦州叛”，僭号汉兴皇帝，建元龙兴[8]，“略平、栾、瑞、利、义、懿、广宁等州”[5]2929。由于张致是怀忿叛蒙，故其所掠之州皆应是蒙古所占领者[7]474。次年，张致为替其兄长报仇，上降表归附金朝。据《新元史·王珣传》记载：“太祖十年，木华黎略地奚霫，珣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为元帅，兼领义、川二州事，以木华黎兵复开义，擒伯杰等杀之。进攻锦州，(张)致部将高益缚致妻子及其党千余人以献。木华黎悉以付珣，珣但诛致家，余皆释之，始还义州。”[6]卷134由于张致的部下高益在锦州之战时临阵倒戈，致使张致被王珣率领的蒙古军队俘虏，最终张致一家为王珣所杀，张致政权亦因此而覆灭。

天顺政权则是由益都人杨安儿于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所建立，据《金史·仆散安贞传》记载：“(仆散)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安儿，贼势复振。登州刺史耿格开门纳伪邹都统，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儿，发帑藏以劳贼。安儿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凡符印诏表仪式皆格草定，遂陷宁海，攻潍州。”[2]2377杨安儿，即杨安国，益都县人，“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安儿降，隶诸军，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招铁瓦敢战军得千余人，以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儿为副统，戌边。”[2]2378另外，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鞑靼款塞》中亦有所记载：“杨安儿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完颜)璟泰和间，杀人亡命，为盗于太行，有众千余。璟招降之，贷死，流于上京。及鞑靼入寇，金人命为副统军，招必胜军三千人迎敌，军败而窜，复往山东聚众。”[10]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迁都于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以金朝毁约为借口，再度兴兵南下，次年中都城破。金宣宗南迁以后，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加之，蒙古军队不断南侵寇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城郭已经全部变成废墟，并且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金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亡。逮到蒙古退兵以后，“金乃遣完颜霆为山东行省，黄掴(阿鲁荅)为经历官，将花帽军三千讨之，败安儿于兰阑滴水，断其南路。安儿轻舸走即墨，金人募其头千金，舟人斩以献”[11]13818。

除上述所列的地方割据政权之外，还有一些存在时间较短的割据政权，如大齐政权、大汉政权、天赐政权等。大齐政权，是贞祐二年(1214年)由郝八在山东建立的割据政权，据《大金国志》记载：“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12]344大齐政权建立不久，旋即就被金朝派兵镇压。贞祐四年(1216年)，兖州泗水人郝定率众起义，人数聚集多达六万，“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余”[2]2525，“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碙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2]2525。同年五月，仆散安贞派兵征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2]2380，郝定也仅以身免。而后，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被山东西路宣抚使完颜阿邻生擒，“送京师斩之”[2]2404。另外，还有金末乣军起义时所建立的天赐政权。据《金史》卷一百三《完颜佐传》记载：“贞祐二年(1214年)，乣军遣张晖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翌日，刘永昌率众二十人持文书来，署其年曰天赐，(完颜)佐掷之，麾众执永昌，及晖等并斩之。”[2]2409由于史料有阙，天赐政权的建立者及其建制情况目前尚无从考察。

二、地方割据政权对金末政局的影响

卫绍王大安以后，“面对蒙古骑兵的攻击，完颜氏金的守御土崩瓦解”[13]。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因惧怕蒙古军队再次进攻中都，便下令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此后，金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南转移，金廷对东北和黄河以北部分地区的实际掌控能力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一时间众多割据政权的林立。在金末存在的这些割据政权之中，对金朝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东辽、东夏以及天顺三个政权。金宣宗南迁汴京，放弃据守中都之后，实际上也就割断了中原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耶律留哥则在贞祐二年(1214年)打败了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于是尽有辽东州郡，遂都咸平(今辽宁开原)，号为中京”[5]3512。自此，金朝东京辽阳府地区便归耶律留哥所有。其后，东京路南部的部分州郡，“在金、蒲鲜万奴与耶律留哥之间是尚有反复的争夺”[7]473。迨到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蒲鲜万奴据东京叛金，“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建元天泰，以兵北取咸平，走耶律留哥，东京诸猛安、谋克多从之”[6]卷134，此后，东京路北部地区再未回到金朝控制之下。此外，《金史·列女·阿鲁真传》记载：“兴定元年，(完颜)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执承充，应蒲鲜万奴。”[2]2954上京行省太平归降蒲鲜万奴以后，金廷又改任蒲察五斤为上京行省，欲挽回金朝在上京的颓势，但是，“当年底，蒲察五斤即改任辽东行省，此后金政权再未任命上京的官员”[7]474，说明金朝的上京地区已经全部陷于蒲鲜万奴之手，金朝再未能够收复。此时的金王朝已经陷入到了腹背受敌之困境。其实，正是由于金宣宗迁都南京，才使得金朝对东北地区失去了实际的控制能力，进而导致了这众多地方割据政权的林立。

金朝末年，政治中心向南迁移，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每况愈下。此时，山东地区已经成为金朝后期势力范围之内最为薄弱的一环，其形势也最为复杂[7]469。贞祐元年(1213年)，蒙古军队兵分三路南下，连破两河、山东诸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城郭尽为废墟”[14]2566。由于蒙古军队寇掠山东，使金朝在山东区域范围内的统治权力出现了真空。金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见穷蹙，但是，面对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金朝统治者却仍然不思进取，继续对境内的百姓进行横征暴敛，并且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最终，各地人民无法再继续忍受金朝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山东、河北等地一度爆发了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而杨安儿所率领的反金武装亦随之而兴。虽然杨安儿所建立的天顺政权仅仅存在了三年便覆灭了，但是，仍然使金朝在山东的封建统治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后，金朝山东境内的红袄军起义，犹如星星之火，已成烈火燎原之势，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记载：“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镝锋之下，虽赤子不能免。”[15]在杨安儿兵败身死以后，杨系红袄军的势力则均为李全所承袭。兴定二年(1218年)，李全占领了金朝的益都府，其后，又派兵北上，攫取了益都府的支郡之一——滨州。在此后的四年间，李全率部死守益都府，多次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然而，至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被迫投降蒙古，由是“郡县望风款附”[5]3649，这对于早已陷入困境的金朝政权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其覆亡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金朝的统治者历来强调女真本位意识，尤为注重金朝的正统地位[16]，是故金末刘祁在《归潜志·辨亡》总结金亡原因时谓：“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4]137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已经开始推行女真本位政策，其后，这种歧视其他民族的思想便广泛存在于金朝社会各个阶层之中。金朝末年爆发的乣军叛乱就是由于这种民族歧视思想的蔓延，然后进一步激化乣军与女真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导致金末乣军进行大规模的起义。

综上所云，金朝末年外部有蒙古的崛起，内部上层统治阶级之间亦围绕权力不断进行争斗，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愈演愈烈，金朝的封建统治逐渐走向了衰落，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之地步。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开始，金朝与蒙古之间进行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战争，使许多平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给他们带来了十分沉重的灾难，正如元代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所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7]金宣宗“贞祐南渡”以后，金朝国势日颓，“鞑靼、西夏，东出潼关，深入许、郑，攻围都邑，游骑布满山东，而金以河南数州之地，抗西北方张之师，加以群盗纵横，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待何”[18]卷30。此后，金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南转移，其对东北疆域的实际控制能力也大幅度地下降。迨至金宣宗兴定年间，金廷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中都以及关外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而与此同时，各地的起义军队和武装割据势力却得以喘息，并趁机迅速发展壮大，以致后来建立起多个地方割据政权。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对瓦解金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同时也削弱了金朝内部抗击蒙古侵略的军事力量，极大地加快金朝灭亡的进程，促使金朝腐朽的统治最终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