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

1959 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红陶兽形壶，现藏于山东博物馆，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该壶高21.6 厘米，夹砂红陶质，通体磨光，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 器形为圆面耸耳，耳穿小孔，拱鼻张嘴，鼓腹体胖，四肢粗壮，短尾上翘，背部有弧形提手，尾部有圆形注水口，嘴部可往外倒水。 （图1）作为仿生艺术型器物，红陶兽形壶的形象似猪似狗，其匠心独具的巧妙构思，富有朴拙稚趣的审美情趣， 展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蕴含着其所处历史阶段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为我们探索研究远古审美意识的生发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图1 红陶兽形壶

一、红陶兽形壶蕴含的审美特征

《易经·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先民的文化历史、 社会意识等都已无从可知，而存世的器物尤其是艺术品无疑成为今人研究和探索远古时期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最好载体。 红陶兽形壶作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器物的精品，其审美价值更为明显。

1.写实与模仿

作为审美主体的原始先民，在美的创造过程中，除遵循“自然存在的规律之外，他们既无先验的关于某种形式美的概念，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所以人类的任何创造，包括美的创造，都是不得不从模仿开始”[1]。红陶兽形壶造型似猪似狗， 甚至从侧面看，前胖后收的流线弧形的躯干又像鸡或鸟的身体。 无论哪种动物形象，无疑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写实和模仿。 大汶口文化时期，家畜饲养更为普遍。 狗机敏、快速、忠诚，是人类狩猎的好帮手。 猪和鸡，是原始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 随着生产的发展，猪又被赋予了财富象征的文化内涵。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133 座墓葬中， 有1/3 随葬了猪， 其中43 座墓葬随葬猪头96 个，最多者有14 个[2]。远古的“艺术家们”通过观察、感知、联想、想象等情感观照，认识了现实之“美”和事物的客观规律，并在陶器制作等艺术创造过程中能动地加以复现。 这种凝练、生动的模仿过程，注重了对物象之“实”的把握，又注入了艺术的想象，审美表现虽稚嫩朴拙，却极具原始艺术独有的审美特征。

2.形似与神似

在中国绘画审美中，有“传神”一说。 “以形写神”“传神写照”， 强调的便是形与神的关系，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神似则是形似的点睛之笔。 红陶兽形壶的作者显然深谙此道，在注重器物外形模仿的同时，更讲究抓住神韵的点化。 红陶兽形壶的动物形象，各部位比例匀称，张力十足，模仿对象最为典型的特征被凝练生动地概括复现， 圆面、拱鼻、粗腿、短尾，配上肥壮硕大的身材，完美地塑造出一副憨态可掬的猪的模样。 尤其是在细节处理上，更见功夫：如“猪”张嘴、弯眼的细微表情，将其谄媚讨好的急切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 如因兽嘴张开，两侧腮部竟有一定弧度的内陷，栩栩如生，十分逼真。 又如，两条后腿足跟均有一定幅度上跷，完全就是“跷足以待”的生动诠释，不免让人有种忍俊不禁与怜爱之感。

3.功能与审美

功能和审美的关系也是美学讨论的重要范畴。 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论述原始艺术时指出：“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的，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 ”[3]可见，原始社会的器物在功能和审美的关系处理上，是以功能为基础，功能是审美的前提。

红陶兽形壶是成功处理功能和审美关系的典范。 壶身四足的支撑，显现对称、平衡和稳妥，较之当时多见的三足器物，更有“四平八稳”的大气之感。 兽形壶背部封闭，能够更好隔避尘物落入。 背部的弧形提手，外弧内平，迎合手部把握特点，方便提拿携带。 注水口与出水口分开， 能让倾倒时更为方便、省力。 作为出水口的兽首，嘴部昂起，提升了容器的蓄容量，并且保证容器平放时不致漏水。 器形肥胖的腹部和粗壮的四肢，更大程度扩充了盛放液体的容量。 稳固的四肢，能够确保容器平稳站立。 这些独特的创意设计，充分展现了先民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美学智慧。 是否为兽形造型，或者为何种动物造型，对其实用功能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先民仍然精妙设计，并将器物涂色磨光，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同时，完美兼顾到了较高的审美情趣。

壶身遍施红色陶衣，虽历经岁月有些许斑驳，但仍光滑亮泽。 在远古，红色是先民最为熟知和崇拜的颜色，山顶洞人在死者尸体旁撒有红色矿石粉末，石珠、骨器等装饰物也多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 有学者认为，在远古先民眼中，如火一般的红色象征着生命力，被赋予能够起死复生的美好寓意，具有特殊的巫术图腾或宗教意味。 因此，在陶器上遍施红色陶衣，除了具有让器物表面色泽更加均匀、增强陶器表面的致密度的实用功能性外， 也有追求艳丽视觉享受的审美目的，甚至不乏飨寄神灵的潜在意味，象征着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美好追求。

二、红陶兽形壶承载的审美文化内涵

大汶口文化处于距今6400—4600 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已经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定居的生活方式让人类对土地的依存更加紧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以农业为主，畜牧业、狩猎采集等为辅助方式的生活资料来源，让原始先民更大程度上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 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为审美意识的生发提供了原生动力。 作为物质文明创造的具象表征，红陶兽形壶不仅寄托着先民对所处时代外界的观察以及他们的内在精神情感，也不可避免承载和反映着当时社会审美的追求，成为一种传播审美文化的媒介。

1.自然崇拜与猪文化

史前社会，自然环境的恶劣多变，让先民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产生了敬畏、艳羡、企图超越和掌控的复杂情感，世界的无限性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为原始的审美意识提供了原生动力。 那时的人类几乎崇拜一切自然物，这种崇拜以敬畏为核心，相信万物有灵，从而对某些自然物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畏。

对猪的崇拜是原始先民的崇拜之一。 打猎的人都知道“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的危险程度排在熊和老虎之前。 一只成年野猪，300 公斤的体重，加上每小时70 千米的爆发速度，还有两颗巨大的獠牙，可以轻易将一个成年人撞得骨折。 另外，它高达二百多公斤的咬合力，可以轻易咬断人的骨头。 在以木棒、石器为工具的原始时代，野猪对于先民而言，绝对是凶残、恐怖的存在。 野猪拥有的恐怖力量，让原始先民在心生畏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先民希冀拥有野猪的勇猛巨力抵挡自然灾难和邪恶力量，保佑个人和部落平安，因此野猪在先民的集体意识中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神性，甚至被当成猪神来崇拜。 作为美好愿望的精神寄托，先民在他们的器物上刻画甚至雕刻猪纹，以祈求吉祥或神力的佑护。 出土于甘肃秦安县王家阴洼的猪面纹彩陶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黑陶猪纹钵，以及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玉猪龙等，其设计都是以猪为主题。

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定居的先民对野猪的神力崇拜逐渐淡化，开始转向对家猪的驯养。 家猪温顺的性情以及肥美的肉质，都让先民喜爱不已。 在此背景下，猪又被赋予一种新的意味——财富、吉祥、美满的象征。汉字的“家”字，就是在“宀”下加一个“豕”字，可见，在古人的意识当中，有房有猪才算是稳定的生活，才能安身立命。 不同于河姆渡遗址黑陶猪纹钵的野猪鬃毛竖生的样子，红陶兽形壶的猪， 明显就是家猪的形象，它昂首摇尾乞食的姿态透露着温顺可爱的憨态，让人不禁生出怜爱之情。 这一时期，先民将猪作为艺术创作的内容，除有吉祥、财富等美好意蕴外，更有可能的就是表达先民驯服野猪、战胜自然的自豪和喜悦之情。

2.宗教礼制文化

在先民能力尚不能与自然界相抗衡的时候，相信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不可避免成为先民普遍的精神崇拜方式。 万物有灵的“有灵”，就是“有神”，先民相信神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一切， 而要与神发生联系，便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 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中阐释巫术的原理，提出了“相似律”和“接触律”，认为原始先民以自己的世界推测神的世界，两者具有相似性，人喜欢的歌舞、食物，神也必然喜欢，于是，人们以歌舞、美食飨祭神灵，祈求上天的庇护。 这样的原始巫术仪式，成为后来礼制的开端。

《礼记·礼运》中关于礼的起源有这样的描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可见，在礼形成之初，原始的祭祀仪式和盛放献祭饮食的器物都比较简陋, 甚至就地取材。 随着礼制的不断完善，先民摆放的器物也逐渐考究起来，而陶器器皿无疑成为祭祀最佳的选择。 “陶器尤其是彩陶在新石器时代的制作和使用，绝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日常实用容器或所谓的装饰艺术，而是为神圣的目的而被创造的，至少可暂时将陶器尤其是彩陶归于‘礼器’的名下。”[4]在原始社会物质极端贫乏、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陶器烧制从选材、塑型、纹饰描画到烧制成功，其程序繁复、工艺复杂，将如此得之不易的器物用于祭祀礼仪，足见其敬意之虔诚。

红陶兽形壶，制作精良，若作为盛放酒、水的日常用具，远不如素陶瓶罐实用。 据此，可以推测，若作为礼器，则更为适合。 首先，猪本身蕴含吉祥、美满、财富等意味，猪肉自古便为献祭的主要食物之一，以拟形猪陶作为祭祀礼器，既庄重典雅又有着美好内涵。 其次，红色陶衣具有较强的原始宗教崇拜的意味。另外，与后期更可能为礼器的红陶鬶（图2）和白陶鬶（图3）相比较，三者虽然造型并不一样，但也存在一脉相承的相似性，如兽嘴和后两者类似鸟喙的流口处上倾角度基本一致，仿佛在昂首呐喊。 这一设计，除其便于倾倒的实用功能外，更可能表达了先民希冀与神沟通以获得强大力量的热烈渴望。 可见，红陶兽形壶更有可能是先民用于敬天礼神或者殉葬升灵等宗教仪式的器物，它被赋予了敬天礼神、飨祭神灵的神圣使命。

图2 红陶鬶

图3 白陶鬶

三、结语

大汶口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历史上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留下了大批精美的陶器、骨器、历史遗迹。 这些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物，以更加直观的形态，承载和再现了当时社会生产、技术、科学、生活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寄托了原始先民美好的精神愿景，表达了先民在与自然的抗争中自我品赏、自我激励的情感诉求。 他们在美与善的追求中，不断培育并发展着那个时期作为社会群体的审美意识，并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有意或无意将这种原始蓬勃的生命力诉诸各类艺术如彩陶、陶塑、玉雕等创作中去。 这些精美的器物，作为那个时期精神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被流传和保存，并为后人鉴赏、传承时，其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美学的价值突显，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