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科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大同社会一直以来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张载秉承前人的美好愿望，在《西铭》中进一步描绘了这一蓝图，其志向也通过“横渠四句”[1]加以总结。但无论是《西铭》所绘的亲亲社会，还是“三代之礼”的协和有序，抑或是“横渠四句”的崇高旨趣，都隐隐含有理想化的色彩。在其具体实践措施上，冯友兰指出：“王安石的措施是现实主义的，张载所计划的措施是理想的，或者说简直是幻想的。”[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张载的理想对于政治家来说近乎遥不可及。但是他辟佛造道，重建儒学思想体系，有力地回应了绝大部分的现实问题，这一影响又是为历史所不能否认的。以此，他的道德理想又与现实的国计民生紧密相连。事实上，张载是从不同维度来回应和建构其道德理想的，“横渠四句”无疑最为集中地表达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西铭》是其“理想国”的基本蓝图，而“横渠四句”既可看作是其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完整的表达，也可看作是达致这种理想蓝图的建构路径。“为天地立心”是以“仁”为心，为人确立价值根基；“为生民立命”是以“义”为命，为人确立应当之路；“为往圣继绝学”是以“智”相继，为人传承文化命脉；“为万世开太平”是以“礼”相合，使人人均平。“信”者实之，四者皆践履不懈，则理想可期。这种“理想”，并非是一朝一夕之理想，而是万世之“理想”。与其说它是一种难以实施的具体政治实践，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实践背后的正义价值，即他所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