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成 常 烃

（1.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191；2.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天津 300191）

一、引言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笼罩全球，极大地冲击了全球制度体系，加剧了全球化经济困境。一方面，疫情对公共卫生健康系统的重大冲击，加重了各国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本，打乱了已有的制度改革进程。另一方面，疫情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封锁化”和隔离化，阻碍了制度的跨国交流频率，各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安排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的同时，也不免阻碍要素资源的国际流动和配置效率。受“后危机时代”市场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国际投资的实践特征出现分化趋势：一来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投资出现下滑，2017年全球FDI下滑23%，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小幅下滑3%；二来是中国OFDI在“逆境”中表现突出，2016年中国OFDI仍居全球第三位，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增速明显，这得益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就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共识和协同发展。

虽然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指出FDI具有高制度偏好属性（Blonigen ，2007），但难以就广泛存在的制度变迁和转型动态化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给予说明。同时，就制度水平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结论依存争议。面对当下国际制度环境调整的实践特征，学者们亟需回答两个问题，即国家间制度变迁的同步化水平对中国OFDI具有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