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娟

(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一、文献综述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源自创新。创新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被学者们关注，自熊彼特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创新后，经济学家们不断将创新理论融入经济模型中。新古典增长理论代表Solow(1956)[1]创立了经济增长模型一般分析框架，即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不仅有物质资本(K)和人力资本(L)，还包括技术进步(A)这一重要外生变量，并揭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技术进步(A)。Romer(1986)[2]和Lucas(1988)[3]对索洛增长模型进行修正，Romer(1986)[2]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内在驱动力，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Lucas(1988)[3]以投资驱动为基础，建立基于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上内生增长理论出现了正规模效应。Jones(1995)[4]按照既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的方式建立模型。在琼斯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σ小于1(非罗默Romer(1986)[2]模型那样设定为1)，表明人口或知识存量自身积累速度远比不上内生增长模型理论预期结果。

空间区位研究中，Krugman(1991)[5]最早强调地理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地理因素的作用也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Grossman et al.(1991)[6]主要关注地区间知识溢出的影响。国内学者中，黄苹(2008)[7]基于MRW模型分析地区R&D溢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和与邻区经济的相互作用。徐盈之 等(2010)[8]将知识存量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考察了我国省域间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发现，知识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