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谦

（1.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 教育立法研究基地，重庆400715）

一、问题的提出

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作为一个凸显实体、程序“羁束性”[1]（p50）的规范意义概念，其往往指向相关主体制定相应党内法规所涉权力的事项范围与行为程度，应更多地置于党内法规的狭义规范定义下来展开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2 年制定，2019 年修改）（以下简称《制定条例》）第3 条、第5 条从制定主体与规范体例这两个维度，就党内法规的狭义规范定义予以了厘清。基于此，党内法规的效力位阶与制定主体命题分别阐明了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规范准据与规范载体，该类准据或载体所表征的党内法规制定主体相应权力的特有属性，则往往需要通过制定权限所涉“反映特有属性的事物”[2](p22)的具体事项配置来得以显明。

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定权限问题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所涉宏观理论研究往往置于党内法规的广狭义范畴界分①李林：《科学定义“党内法规”概念的几个问题》，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党规与国法的关系阐释②李树忠：《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再阐释》，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王勇：《再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载《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3期；周望：《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载《理论探索》2018年第1期。及其协调进路①操申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路径探讨》，载《探索》2010年第2期；马立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规章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探讨》，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