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竞艳，沈 虹

（1.武汉学院，湖北 武汉430212；2.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80）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重视丧葬仪式，刻碑作志的风气由来已久，“士大夫之葬必志于墓，有勋庸道德之家，兼树碑于道。”[1]（p755）有需求就有市场，碑志文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应用性文体。“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刘勰《文心雕龙·诔碑》）[2]（p214）尤其从汉代开始，逐渐兴起的碑志文发展势头良好，如著名的文学家蔡邕等人同时也是碑文大家，碑志文的体例也在汉代基本得到定型。到了唐代，碑志文的市场更加广大，树碑刻志现象普遍，碑志文作家和作品空前繁荣，张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说（公元667年—公元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河东人，初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张说在文学上建树颇多，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是初唐时期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人物，“掌文学之任凡三十二年”，且张说诗文并擅，是入唐以来传世作品最多者。现今张说存世的碑志文共73篇，约占其全部散文的三分之一，张说的碑志文不但承袭了前人碑志文的特色，还做出了相当的变革，文学价值较高。但是张说的文章除了少数一些被作为典型文体收入一些著作外，后人所辑录的一般文章总集或者诗文评著中收录的文章则不多，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张说的研究不多，关注不够，甚至其诗文集尚未有专门的校注本或选注本，这与张说的文学地位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