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瑶瑶，宋煜萍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3000）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居民的充分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例如2020 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社区广泛宣传和动员居民积极参与，使得疫情最终没有在社区大规模扩散，这是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5 年，联合国发表了《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专题报告，提出社区发展的目的是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社区动员也一直是我国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在不同时期社区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维系社区集体行动。在单位制时期，社区在单位的管控之下，居民依附于单位的资源分配，居民的流动性、自主性不足。这一时期社区动员以组织化的方式调动参与，产生了运动式动员、组织化动员等多种动员模式。“后单位”时期，单位逐渐退出社区，原本由单位控制的资源转移到了社区，社区的自主性、公民的主体性逐渐增强，社区与公民之间形成了新的利益联结模式，以追求公正利益、保障公民权益为中心，产生了“地方性权威式动员”[1](p86)“组织化合作动员”[2](p62)等方式，这些方式作用的基础在于对社区非正式资源——人情、面子等的充分利用。

而在新时代，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兴起，社区内部地域流动性、文化差异性凸显，同时居民的自主性意识提升，加之互联网所带来的边界的开放性、文化的包容性、内容的丰富性等优势，使得人们更愿意在网络空间进行互动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