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然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哈尔滨150080）

张锡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伦理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研究，在张锡勤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下卷）》《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戊戌思潮论稿（修订版）》等著作和数十篇论文中都有所涉及。坚持运用历史的方法是张锡勤先生研究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突出方法论特色。他以史实为依据，坚持回到中国近代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主要内容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就道德革命的精神实质给出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提出诸多独到的见解。

一、对道德革命背景的考察

张锡勤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道德革命时，能够承上启下，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长卷中，使其上能溯其源、下能知其终，做到“有始有终”。

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因其重点是对“三纲”的批判，故也被称作“三纲革命”或者“纲常革命”。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彼时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有识之士备受打击，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西方传入的器物和政治文化等西学的“实用”以及国人学习先进的西学的重要性和变革自强的迫切性。“西学东渐”让中西方文化在不断冲突中进行交流与融合，有识之士希望以此为契机向西方寻找可以挽救民族危机的真理。张锡勤先生认为，道德革命的产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并不仅仅如此，其中还应该有一些不可否认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因素存在。当时的中国，新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逐渐被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取代，旧道德在一些方面必然会与之相对立，因此在社会变革发展的同时，道德观念的变革自然随之展开。而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主体，政治与伦理相辅相成，既互相维系又互为支撑，故而传统道德也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所以先进的国人若要批判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必然要先批判旧道德。所以说，道德革命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先进的中国人迫切需求救亡图存的大前提而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说，中国近代道德革命是西方近现代新文化和中国传统旧文化之间的斗争，是近代有识之士为了道德重建而进行的一场革命运动。

二、对道德革命进程的分期

张锡勤先生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法，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关注区域甚广。一般来说，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从戊戌维新开始，经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空前高涨。张锡勤先生不仅对这三个阶段的道德革命思想在代表人物、影响因素、观点总结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且特别提出并考察了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这两个阶段在近代道德革命中的地位，这是他在近代道德革命分期研究中的创见。

张锡勤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变迁发展经历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太平天国曾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一定冲击，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百姓们的部分生活习俗发生了一定变化，只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造成影响。故而太平天国尽管历时甚短，但仍是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前颇具特色的一个阶段，对此也必须有所说明。洪秀全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曾大力宣扬朴素的平等思想，他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人人平等，甚至包含男女平等，使妇女地位得到改善，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张锡勤先生在论述此处时，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尽管篇幅不少却并不显得繁杂，每处引用都可靠和精妙。由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在青年时期也曾接受过儒家的思想教育，故而他们所提倡的道德不仅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也受到了儒家的一些影响。张锡勤先生注意到太平天国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不可否认地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考证到太平天国领导者们也曾注重道德教育宣传并作出大量移风易俗的工作准备，试图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习俗，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晚期的太平天国与新道德推行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实，并且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得太平天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从开始就具备了双重性，最后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旧道德，这就注定了太平天国失败的结局。

在洋务运动时期，冯桂芬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提出“采西学”的主张，但只局限在物质层面。早期维新派进一步主张学习器物层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西方制度等方面的学习，但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的维新派，他们都没有提倡直接接纳西方近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反而对此持抗拒的态度。他们不仅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思想远远逊色于我国的“三纲”，还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想以西方先进的器物捍卫中国“三纲”之道。张锡勤先生认为：“维护三纲乃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共同立场。”［1］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主张，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但由于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从根本上还在维护“三纲”，“三纲”没有受到影响，所以社会伦理道德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虽然“道德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才提出的，但是其真正的帷幕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拉开。维新派揭示出纲常名教的本质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只有动摇“三纲”的地位，才能推翻专制制度。他们初步提出了一套不算成熟却具有变革意义的新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规范。甲午战争前后，宋恕即开始抨击纲常名教，并对妇女地位的低下和男女不平等表示了同情。到了1895年，严复在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表示，我们要提倡的新思想如“平等”是与“三纲”完全相悖的，所以要追求新思想首先需要批判、摒弃落后的“三纲”。在维新运动高涨后，谭嗣同对“三纲”的批判尤其猛烈，认为只有对“三纲”进行变革，才能开启其他变革，因此对旧道德的革命是一切变革的开始。张锡勤先生认为，谭嗣同对旧道德的批判不仅言辞激烈，还具有理论深度，影响最大。康有为亦在《大同书》中对“三纲”进行强烈抨击，提出“独立、自主、平等”才是人类的公理。总而言之，维新派在戊戌时期对纲常名教的批判清算较为深刻，显示出戊戌思潮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性质。

在辛亥革命时期，道德革命得到深入发展。张锡勤先生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此时的道德革命之所以得到深入发展有深层和直接两种原因。戊戌维新思潮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改变：革命派开始以独立的政治身份游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逐渐取代维新派成为变革中国社会活动的主要带头人。革命派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与共和的国家作为首要目标并为之努力。随着这一目标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可，人们对维护君权统治的“三纲”作出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同时，赴日留学的热情持续高涨，使得更多的进步学生将西方近代的学说向国内传播，而迅速发展的报刊行业进一步加速了这些新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张锡勤先生通过深入分析、仔细研究，列举出了三个辛亥革命时期道德革命得到深入发展的具体表现：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道德革命的口号被明确提出，革命派对于“三纲”的抨击较戊戌时期更甚，“三纲”的权威地位受到明显削弱；二是很多革命人士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们认定的新道德标准，而此前的维新派除了抨击旧道德，并没有对要建立的新道德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三是很多革命派人士开始对当时的利己主义进行矫正。张锡勤先生从多角度考证，生动地描绘出道德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展的全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发展的高潮阶段，然而很多学者在研究“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时，多是侧重于它对当时以及后世造成的影响，极少会谈及被提倡的新道德。张锡勤先生则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其著作中深入分析、作出评介。简单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道德革命，不仅更加系统地、详细地清算旧道德，还提出了更加合理、完善的新道德，即“合理利己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二者的理论基础是“求乐免苦”为重点的人性论和伦理观。他们所提出的新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是向西方思想学习的结果，但是他们又试图超越西方，希望避免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弊端。此外，道德革命此时得到了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拥护，使得道德革命达到了高潮。

三、对道德革命主要内容的概括

张锡勤先生还原真实历史，使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回归史实，并通过对大量近代思想家著作的分析，挖掘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涉及的多方面内容：

（一）对“三纲”的抨击

自汉代以来，“三纲”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准则。张锡勤先生提出，早在1886年，康有为便对“三纲”进行了否定，认为君臣和男女关系不平等。尽管后续亦有更直接的文字表述，但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言论，所以没能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及至戊戌变法时期，“三纲”开始遭到公开批判。维新派思想家们否定了“三纲”的先天神圣性，分析了“三纲”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作用与影响。谭嗣同认为，“三纲”是君主专制统治下维护政权的工具，是君主桎梏臣子、父母压迫子女、丈夫困梏妻子的工具，而非什么“天理”，揭示了“三纲”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谭嗣同指出，“三纲”的重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不平等，早已成为桎梏人们精神自由的沉重枷锁。张锡勤先生评介谭嗣同对“三纲”的批判不仅言辞尖锐，还很有理论深度，在戊戌变法时期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并且还意识到了传统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点远超当年戴震等人的笼统表述，具有十分鲜明的近代启蒙价值。康有为也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对“三纲”进行激烈的抨击、清算。他认为“三纲”抹杀了作为人类公理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必须否定；此外，康有为又抨击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呼吁实现男女平等。总的来说，戊戌思潮对“三纲”的抨击和清算，更多地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却并不深刻。进入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思想家们对“三纲”的本质进行了更准确的分析阐释，并对其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更深的揭露。此外，革命派思想家们不再单纯地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关注到真正束缚女性精神的枷锁，如“女训”“女诫”等，进而提出兴女权的口号。从开始便明确了“三纲”是宗法等级制度必然产物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张锡勤先生列举出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如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强有力地证明他们对于“三纲”的定位判断是更为准确的。

（二）对忠、孝、节等三德的批判

忠、孝、节的观念是由“三纲”直接派生出来的。在“三纲”遭到了猛烈批判之后，忠、孝、节自然也成为被抨击、否定的对象。张锡勤先生逐一论述了近代道德革命中思想家们对忠、孝、节的观念的批判。

谭嗣同在对这三者的批判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对于“君为臣纲”和以此衍生出来的忠君思想，其他戊戌思潮时期维新派思想家们亦是如此。他们首先否定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严复和谭嗣同都用社会契约论阐释了君末民本的思想，认为百姓可以一起推选君主同样也可以一起罢免君主，从这一方面来说君权神授和君为臣纲的观点就是极其错误的。谭嗣同分析忠的古义，认为忠是相互要求的，即君对臣子忠，臣子也要对君忠，而非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君主为了维护权力才将忠变成了“专责之臣下”的单方面要求，这是必须否定的。此外，谭嗣同还提出，忠应该讲究对象，要忠于明君而不该包括忠于昏君。在张锡勤先生看来，严、谭二人对于君主权力和国家的论述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是对于当时批判君为臣纲、君权神授，使人们重新看待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革命派对于从“三纲”演化而来的忠的思想的批判比之维新派更为深入，还有一些革命派思想家提出，忠应该是忠于国家而非忠于一个人，这便给忠赋予一个新的含义。

传统孝道是“父为子纲”的产物。谭嗣同和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他们认为子女的身体虽然是父亲给予的，但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说父与子处于平等的地位。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父为子纲”的问题都没有太多议论，谭嗣同对于父子平等地位的论证也不够充分，但是他公开主张这一观点，在当时对动摇纲常名教的地位具有重大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派思想家尖锐地指出“父为子纲”使为人子女者始终处于被父亲压制的不平等地位，但是真正对传统孝道进行深入理性分析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锡勤先生列举了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孝道的根本作用是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等级制度，臣子忠君和父子之孝并无不同，忠孝是一体的。

近代思想家们在批判“夫为妻纲”时，更多的是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康有为是戊戌时期发言最有力的思想家，他谴责了传统伦理对于妇女的压迫，对单方面要求女性的贞节观提出否定。在辛亥革命时期，随着大批的倡导女权思想的刊物的发行，呼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声势更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家们不同于此前对于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批判，而是更深入地对由此衍生出来的贞节观进行剖析。

可以说，近代思想家们先后对“三纲”和由“三纲”派生的忠、孝、节等三德的批判，其实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影响并逐渐扩大的一个缩影。

（三）对奴隶性的批判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在道德革命中提出很多响亮的口号，其中一个便是“新民德”。“新民德”指的是按照革命派思想家们的要求，改变中国人传统的精神面貌，塑造新型理想人格，以求挽救民族危机、重振民族风貌。从这一点来说，近代道德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塑造崭新人格的革命。

在戊戌时期，梁启超便已关注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问题，认为国人曾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压迫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之下，还有的思想家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这就促使他们提出要改造国民性的重大任务。从戊戌到五四，近代思想家们一直不断地进行民族性反思，不断归纳、剖析中国国民性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认为，当时中国人在道德精神层面存在诸多缺陷，如奴性、懦弱、愚昧、苟且偷安等等。而其中，最明显、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奴隶性”，其他的缺点不过是奴隶性的多种表征或是奴隶性所带来的结果。因此，解决奴隶性的问题，才是重塑崭新理想人格、重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要任务。

张锡勤先生概括说：“所谓奴隶性，是指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柔顺、依赖卑怯的顺民性格，和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2］这是一种使人泯灭了自我意识的畸形的人格属性，人们长期处于这种心态下会变得麻木冷漠，逐渐失去群体国家的意识。不论是早期的维新派思想家还是后期的革命派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此都是格外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存在状态持续时间极长，并且根深蒂固。而这种意识的根本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和维护此制度的纲常中。这一根源性认识，使得当时对于奴隶性的批判往往和清算“三纲”和旧礼俗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又进一步揭露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这种奴隶性并不只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中，而是存在于各阶级阶层中，在不平等的宗法等级的金字塔里，每一个下层者对其上层都具有奴隶性的意识，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没有群体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让人安于被统治压迫的屈辱，不敢甚至不会想有所反抗。因此，近代中国社会要想实现人的根本性解放，首先要破除这一现象，建立新的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张锡勤先生认为，从戊戌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于奴隶性的批判，虽然深入，但也不可否认带有一定的偏颇。他们过分夸大了当时人民性格缺陷，而选择性忽视国人所具有的民族传统美德；一些结论过于片面，论据也不够充分，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没有将奴隶性看作国人先天的劣根性，而是进行分析、将其看作君主专制统治的产物，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四）对道德不变论的批判

如同“三纲”的存在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一样，为了维护“三纲”的神圣，从而进一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一些人提倡道德不变论，例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等等，这都是经典的道德不变论的思想。新学家们认为，要想顺利开展道德革命，论证道德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势必要解决道德不变论这个严重的理论阻碍，批判道德不变论。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对道德不变论明确提出批判，他从“利群是道德的根本精神”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利不同的群体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从而有了不同的道德，所以道德不变的想法是错误的，初步论证了道德革命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了进一步推动道德革命，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道与世更”的思想，试图说明道德既然是宇宙自然中的一部分，同样是不断发展而非一成不变的。胡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分析道德随势而变而非亘古不变，从而否定道德不变论。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分析道德作为社会表面构造一定会随着作为基础构造的经济而发生改变，从而论证道德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时的守旧势力为了反对道德革命，将道德不变论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由于戊戌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对道德不变论作出根本的、集中的抨击，导致这种道德不变论颇有势头。直到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将进化论思想作为新的理论武器，系统而深刻地批判道德不变论，使得道德不变论的影响被大大削减，才加速推进了道德革命的发展。

张锡勤先生在肯定近代新学家们对于道德不变论批判的积极影响之余，也注意到了他们理论的不足之处。张锡勤先生认为，他们将道德的变论述的绝对而肤浅，对其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部分的论述有所缺失，这必然导致当时人们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多于继承。

（五）对中国传统道德遗产的继承与改造

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们对于“三纲”、奴隶性等的批判是一致的，对此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国全部的传统道德遗产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多有分歧。有一部分思想家们将中国所有传统道德都批判为“伪道德”，认为它们与新道德不可共存，必须摒弃，只有完全向西方学习才能建立起他们需要的新道德，忽视了中国传统道德内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遗产选择了冷静的具体分析的态度，进行批判继承。他们批判如“三纲”这样的“糟粕”，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也倡导对中国传统道德遗产进行鉴别分析，改造、吸收其中有价值的合理的精华部分，为今所用。这一思想与梁启超曾经的主张类似，梁启超认为，“新民”不仅需要增补我们所缺乏的道德精神，还要对我们已拥有的道德进行淬炼。故而在整个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中，过激的情绪和思想家们始终存在，但没有使得所有人都变得激进，这便让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遗产也成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选择对一些传统道德赋予新的意义，以此表达他们提倡的新道德。还有一些人如蔡元培等，选择以西释中、以中释西，强调中西融合、彼此相通，在建立新道德的时候，要兼顾继承优秀传统道德和学习西方道德两个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孙中山便提出了要对固有的传统道德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恢复改造，认为这是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举措。即便是激进派如陈独秀，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都不是全盘否定的，反而还提倡了“勤、俭、廉、洁、诚、信”等传统道德。可以说，在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过程中，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对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遗产、对抗民族虚无主义、发扬民族精神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总体说来，这些还是不够的。

（六）宣传求乐免苦的人性论和伦理观

“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提倡的新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以此宣传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自然权利，推进了中国近代的人性解放进程。严复受到赫胥黎关于进化与伦理思想的很大影响，他认为不论是善还是美，都是建立在乐的基础上。这一新伦理观在当时影响甚大。此外，康有为对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也作出了详细系统的阐释，他举例论证了人类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共同的天性，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受到了“求乐免苦”这一出发点影响的。康有为还认为，人们受到求乐免苦的动机驱使，会为了良好的处境、欲望的满足而奋斗努力，从而推进社会进步；是否满足人们求乐免苦的追求也可以作为社会大环境的优劣、是非善恶区别的判断标准。

尽管这种只重视感性欲望、脱离客观实际的抽象人性论、抽象伦理观存在不可否认的理论缺陷，但是它在当时起到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它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批判了禁欲主义的不合理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自然欲望的权利；另一方面，它还肯定了人的自然价值和地位，充满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了对“人”的重视。最重要的是，这种“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为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们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纲常思想，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规范奠定了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推崇这种“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时，也注重理性地探讨分析欲求的界定，主张合理的理智的节欲，反对纵欲；他们认为求乐的重点应该是精神的快乐，并且在追求个人快乐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整体的快乐。

（七）主张合理利己主义和健全的个人主义

“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讲的苦乐是人自身的苦乐感受，是自我的追求快乐、自我的逃避痛苦，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故而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很多人得出“自利”是人类天性的结论，从而使他们拥护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他们当时提倡建立的新道德的核心。他们认为，利己不是恶德而是人性，那就不应被批判谴责。利己主义的倡导者、拥护者们为了使利己主义成为新道德，力图寻求理论依据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张锡勤先生认为，他们甚至将利己之心放大成为世界的本原存在，这是极为狂热的。还有人将此看作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认为只有利己才能使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使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等等。从根本来说，这些思想家十分推崇利己主义，一方面是为了给私有制的合理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能以利己主义促进民族前进。不可否认的是，利己主义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具有一定的反专制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利己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利己并不是人类的本性。不过，他们提倡的利己主义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而是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紧密结合的“自利利他”的合理利己主义，这便同他们主张的追求快乐也要兼顾社会公众的快乐是一致的。他们着重宣传的群体观念和利群思想，表示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只有合群之力，才能战胜民族危机。

与利己主义紧密相关的是个人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已提出“个人本位主义”观点，后来胡适又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二者宗旨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提出，根本目的是反对奴隶道德，承认个体价值，解放人类个性，实现人格独立，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家族本位”思想。同时，他们也希望能以此激发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振兴中华民族。一部分人还认为，西方文明进步、西方人有朝气，都是因为他们提倡奉行个人主义。胡适受到杜威的影响，认为个人主义重视个性发展，强调个人独立的自由精神，但是要发展个性，自我首先要具有自由意志，其次具备责任意识。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观点极为强调社会责任意识，严肃批判“独善的个人主义”。

张锡勤先生认为，从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到合理利己主义，再到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愈发重视，这是中国近代道德革命进程中取得的不容忽视的一个进步。

（八）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

“自由、平等、博爱”既是近代西方提出的政治理想，也是他们提倡的新道德准则。先进的思想家们从西方学习这一口号，并将之当作他们反对君主专制、解放个性、追求自由的理论武器，强有力地批判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三纲”以及束缚国人精神自由的奴隶性意识。尽管在当时的西方，这一思想已经日益展现其弊端，但是在中国它仍是有力的理论武器、战斗旗帜，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并提倡。

张锡勤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又对自由与平等的观念有所轻视、保留，他们真正重视的是博爱。严复最早介绍了西方的自由意识，一方面提倡自由，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当时国人不具有自治力而不能拥有自由。梁启超也曾大力宣扬自由意识，却也表示为了国家群体的竞争，个人的自由应该被限制。简单地说，他们虽然提倡自由，但又轻视个人自由。康有为等希望通过倡导博爱思想调和矛盾；蔡元培和孙中山则希望能依靠博爱增进社会道德，消除现实社会中不好的方面。孙中山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并将此归结为人们天赋能力的差异，这是不正确的，但他这一观点表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与平等。

四、对道德革命核心精神的提炼

在研究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时候，一些学者往往注重批判其过于狂热、偏激，认为他们在这场道德革命中是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进行全盘否认。张锡勤先生基于对近代道德革命历史性地考察，独树一帜地看到了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暗含的理性精神，认为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倡导者们的思想行为是有理性的思考、由理性精神主导的。正是有这样的理性精神的存在，才使得这场道德革命所提倡的一些新道德得以保留。

张锡勤先生就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暗含的理性精神剖析如下：第一，道德革命的倡导者们都对“三纲五常”进行了批判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张锡勤先生的研究表明，尽管“三纲”总是和“五常”被一起提及，但是在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中，人们的批判矛头只指向了“三纲”而非“五常”，甚至还有很多人提倡“五常”，并将之发展成他们所提倡的新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义利观问题上，肯定追求利益的正当性，但又讲究求利有道，而非舍义求利。在理欲关系的问题上，批判“去人欲，存天理”，肯定“欲”却不主张“纵欲”，倡导合理节欲。他们提倡合理利己主义，在群己、公私、人我关系上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而非自私自利的独善个人主义，重视社会群体利益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提倡“求乐免苦”，但是不限于追求现时的感性个体之乐，而更加重视长远的、根本上的精神之乐。第三，在学习借鉴西方道德、建立新道德时，没有选择全盘吸收西方，也注重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进行继承改造。此外，他们还意识到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和道德状况并不够好，并不完全值得学习，其社会道德、政治观念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弊端，故而在学习西方时要进行取舍。整体而言，他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而是试图实现对西方的超越；他们也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道德，而是对其进行继承和改造。张锡勤先生以理性来概况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核心精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张锡勤先生对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得十分纯熟，对所研究问题的关注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对每一段史料的选择都很谨慎，每一段被选中的史料都能充分论证自己表述的思想，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张锡勤先生从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背景进行分析，论证了道德革命发生的必然性，系统地划分出道德革命的进程，并详细地剖析了这场道德革命的主要内容。此外，张锡勤先生还关注到了鲜有人注意的道德革命中深含的理性精神，使其不再只是拥有“狂热的、偏激的”标签，而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新关键词，开创了研究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