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民

（温州大学 法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一、引言

乡村公共建筑占据乡村公共空间的中心地位，承载乡村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是乡村社会研究的一种重要线索。①在科大卫、赵世瑜等历史人类学的乡村研究者那里，“进村找庙”是一种常用的研究路径。传统乡村公共建筑主要是祠堂和庙宇。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大礼堂取而代之，成为乡村政治运动大工厂和文化活动大舞台。不过，改革以后仅十年内，大礼堂多已荒废。

新时代以来，这一局面得以根本改变。自2013年起，浙江省率先每年都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工程，目标是十年内实现行政村全覆盖。②21世纪初，浙北少数村庄已经开始自发修葺或兴建大礼堂。几乎同步或稍后，湖北、河南、江苏等省也广泛兴建农村文化礼堂。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建设文化礼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乡村“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文化礼堂建设亦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已有文献围绕它的性质及特征，进行了有益探讨。但是，它们大多基于一种共同体式的公共空间理论，着重研究村民公众的活动影响，而忽视或轻视新乡贤的参与作用。因此，未能准确解释文化礼堂这一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意义。

新乡贤起初仅指当选村干部的能人富人，后来泛指非村干部的乡村经济和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