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津 津

(喀什大学 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在严歌苓塑造的一系列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中，扶桑和多鹤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扶桑是走出去的中国人，多鹤是走进来的日本人。《扶桑》讲述了中国少女扶桑被拐卖到旧金山唐人街的妓院里邂逅了美国少年克里斯的故事，《小姨多鹤》则讲述了流落中国的日本孤女被卖到张家替人生孩子的故事。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异国生存的女性形象，可为解读严歌苓的小说提供新的视角。

一、扶桑与多鹤的身份象征

扶桑被作家置于19世纪华人劳工到美国旧金山务工的时代浪潮中，多鹤则身处抗日战争结束后反日情绪强烈的中国，她们都处在19-20世纪这段充满变革与冲突的动荡岁月中，且都深陷两个民族的历史性交锋中。扶桑是流落在美国的中国人，多鹤是流落在中国的日本人，她们都是异国生存的女性，且在异国都遭遇了不幸：扶桑被以“六元一磅”的价格拐到旧金山的唐人街当妓女；多鹤被以“一角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张家当作生孩子的工具。扶桑与多鹤的身份使其都陷入了民族的歧视与仇恨之中，前者是被美国人歧视的黄种人，后者是被中国人仇恨的“日本鬼子”后代。作为第一批华人劳工，扶桑和她的中国同胞在异国被视作“东亚病夫”，被当作“比人便宜的游过太平洋的人形老鼠”，被用作“驴一样的苦力”。他们处于种族歧视的漩涡中，被认为是一个该被灭绝的低劣人种。扶桑因为自己民族的弱小而备受歧视与欺凌，多鹤则成为自己民族犯罪后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