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敬达

尹自勇是我的胞叔，在家中排行第三，原名贞金，字界基，永新县西乡灌冲村人。小时候，他读过几年私塾，后跟随我大伯绍基、我爸世基、我二姑父肖玉春打土豪、分田地，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年底，叔父尹自勇于红军学校毕业后任红三军军部警卫连连长。1931年9月，在方石岭战斗中，他率领连队袭击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司令部，捣毁了敌军指挥系统，对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全连荣立集体战功，叔父立两次大功，并受到红三军司政两部的通令嘉奖。同年12月，叔父被调到红五军团警卫营任营长。1932年6月，他又被调到教导团任团长兼政委。1933年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在江西宜黄草台岗战斗中，叔父率兵配合友军作战，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和第二十六路军的残余部队，缴枪数千支，俘敌500多人。叔父在此役中获“独胆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称号。

1934年3月，叔父调任红九军团青年科科长，后改任青年部部长、军团党委委员。8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央军委教导师，命叔父任中央纵队教导师师长兼任师政治委员。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叔父来不及去就职，于10月18日急随红九军团长征。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城，红九军团担负后卫任务。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和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何克全）被通知15日至遵义参加政治局会议。当时军情紧急，瞬息万变，为确保主力安全，罗、蔡决定留军团指挥，命叔父随凯丰参加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在遵义南面乌江北岸地区单独行动，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渡过乌江。完成任务后，部队开始日夜兼程追赶主力。由于严重减员，叔父兼任军团司令部偵察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4月16日，红九军团在贵州省大定县猫场宿营，次日凌晨4时遭到黔军刘鹤鸣部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攻。叔父奉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命令，带侦察连护送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原任蔡树藩已调离）、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干部刘鹤孔等，越过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然后与连长龙云贵率部到街口将敌人击退。部队交替掩护，撤到猫场西北部的绝壁梯子岩脚，迅速攀上岩顶，架起轻重机枪向敌人猛射，使之不敢再向梯子岩进攻，掩护了军团大部队从岩下通过。这次战斗，侦察连伤亡惨重，连长牺牲。叔父强忍悲痛，带领余部迅速向纳雍方向追赶大队人马。因不识路径，加之深夜行军，他们抵纳雍境内翅龙头时，误走向西南；次日，在纳雍县治昆区境内遇到土司苏小云、安克勋的武装截击。苏、安意在夺取枪支，不能得逞，于是胁迫彝、苗族农民300多人将叔父部包围。被包围的红军水土不服，为疟疾所困，又弹尽粮绝，处境十分危险。

当时，水城县有一个以苗族人民为主体的抗暴组织“齐心会”，屡遭镇压，总会领导人牺牲，组织涣散。县境内董地的“齐心会”首领王炳安听说红军的情况，便派人与叔父联系。叔父接受王的邀请，带领余部，留下枪支，走出包围圈，在董地“齐心会”会员的护送下，抵达王炳安处。叔父与王炳安交谈契合，于是歃血为盟，结拜为把兄弟。从此，叔父率仅存的18人装扮成老百姓，帮助王炳安复兴“齐心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1937年夏秋之交，中共贵州省委派周贤与叔父接头，计划以米箩为据点，组建水城县党政组织、抗日武装及中共滇黔边区工委，并准备在1939年年底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各级党组织。叔父重担在肩，孜孜不息。不幸的是，在一次行动中，他被捕入狱。1939年4月，叔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米箩乡簸箕寨，时年25岁。就义前，叔父昂首阔步，高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尹自勇，杀不了革命”，以表明心志。

1959年，水城县人民政府将叔父的坟墓由米箩迁至城关区，修建“尹自勇烈士陵园”，重立墓碑，以示悼念并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