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全，王晓彭，朱萌

(山东工商学院 a.工商管理学院；b.经济学院；c.审计处，山东 烟台 264005)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不断增长，由2000年的407.15亿美元上涨至2018年的1350亿美元，成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就业率不断上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就业的影响，需要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分析，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长期内本地企业会吸收借鉴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提高自身生产率，带动就业率上升[2]。学者对FDI影响效应的研究表明，总体上来看对就业影响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并且FDI对就业的影响小于国内投资对就业的影响[3]。一方面，外资企业相较于本土企业可以为当地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使其工作幸福感提升，总体促使我国就业质量提升[4]。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人才技能结构逐渐平衡，完善现有人才结构，起到合理调配和利用企业人才的作用[5]。在众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研究中，有学者研究发现，FDI对第二、第三产业影响多为正向影响，其中对第二产业影响最为突出[6]。本文以FDI的就业效应为切入点，集中研究FDI中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运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地区FDI固定资产投资的工业就业效应，提出缓解就业压力的对策建议。

二、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假设

(一) 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FDI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FDI直接就业效应是指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合作、合资、独资等方式在东道国创建公司直接雇佣员工而产生的就业效应[7]。受FDI进入东道国方式差别化的影响，FDI的直接就业效应不尽相同，其中，“绿地投资”可以在短期内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而跨国并购却不能[8]。FDI间接就业效应是指外资企业通过生产、消费、人员流动等方式，对东道国上下游关联企业内人员的就业产生的影响[9]。FDI的间接就业效应较直接就业效应更为复杂，影响后果和程度随其传导渠道的不同而存在区别。传导渠道主要有以下四种：①与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关联关系。一方面，FDI可以通过与内资企业的关联，刺激需求扩张而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10]；另一方面，资金和技术都较为强势的外资企业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②资本结构。微观上，FDI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品，与劳动力之间既共生又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内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摆脱劣势，需不断提高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使得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减少甚至是绝对地减少[11]。宏观上，一国的资本可分为内资和外资两大类。FDI通过挤入或挤出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影响着该国的就业[12]。但长期来看，随着一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这种挤出效应逐渐凸显，会产生负宏观经济外部性[13]。③技术溢出。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技术水平的提高会促使企业选择增加资本投入以替代劳动，这不利于国内就业[14]。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FDI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就业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15]。由奥肯定律可知，产出增加会降低一定比例的失业率，即提高整个国家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长既可以来源于进出口贸易的扩张[16]，也可以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完善这三个方面[17]。

由此可见，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可正可负，仅从某一角度并不能准确判断FDI的就业效应，综合结果取决于FDI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18]。FDI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FDI对就业的作用机理，要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较为准确的FDI就业效应，还需具体考虑FDI流入的行业、时期、以及地区等因素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二) 理论假设

1.不同时期的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不同。在短期内，FDI可以为东道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中期影响不明确，长期的就业效应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19]。李海舰认为，FDI的就业效应视年代阶段而定，1980-1995年流入中国的FDI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1996-1998年仅转移就业，而1998-2000年倾向于扩大失业[20]。邱晓明认为，1986-1995年中国FDI的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十分显著，1996-2000年直接就业创造效应相应减弱，但间接就业创造效应有所增强[21]。牟俊霖利用1984-200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1993年之前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而1993-2005年FDI的就业效应减弱[22]。

由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假设1：2005-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FDI的就业效应进一步减弱。

2. FDI的就业效应受FDI在东道国行业分布影响。东道国在引入外资时，无论是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原因，还是以国家安全等为目的，除对FDI所涉足的领域有所约束外，还会出台相关政策引导FDI的流向。王燕飞等认为，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但对第三产业就业影响不足。刘辉勇和卢进勇利用1992-2007年数据分析中国不同产业FDI与就业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影响为负，对第二产业就业有促进作用，对第三产业就业影响不足[23]。也有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具有负向作用，但对第三产业就业具有促进作用[24-25]。

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口径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这四类划分为第二产业。外商投资在中国的行业分布出现结构性调整，工业行业的FDI和企业数量占比都呈下降趋势；房地产业的FDI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状态，建筑业与其联系紧密，两者又缺乏市场竞争，考虑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建筑业和房地产的强力调控，所以剔除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本文将研究范围缩小至第二产业中的工业。

由此提出假设2：2005-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FDI对工业行业的就业具有显著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 理论模型

Y=A·Lα·K1-α，(0<α<1) .

(1)

(2)

(3)

(4)

对公式(5)两边同时取对数整理可得最终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函数：

(6)

从函数公式中可以看出，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有企业产品价格Pt，当期产出水平Yt和滞后期产量Yt-i(i=1,2,……t)，当期投资Ιt和滞后期投资Ιt-i(i=1,2,……t)，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劳动力实际工资Wt。除此之外，还得知：产出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恒定为1；产出增量、投资增量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正数，且当劳动的产出弹性α>1/2时，对应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大于1，当劳动的产出弹性α<1/2时，对应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小于1，即提高一定比例的产出增量、投资增量、或人均资本存量都能带来一定百分比增量的就业量；产品价格和工资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互为相反数，即提高一定比例的产品价格可以增加一定百分比的就业量，而提高工资则会降低同等百分比的就业量。

(二)变量选取

由于假设企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是价格的接受者，所以本文实证分析暂不考虑产品价格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选取固定资产中的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的数据来分析FDI的工业就业效应。主要出于以下考虑：①FDI投资数额与我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相差较大，这说明流入我国的FDI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性服务，而创造就业岗位往往需要实际的资本利用。②工业行业是以生产制造为主，与第三产业不同，其固定资产投资往往占据总投资的较大份额。③为了将外商投资和内资企业投资进行对比研究，国内投资的数据对应选择内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作为外生控制变量。

另外，还将企业人均资本存量、以及实际工资水平作为外生控制变量，提取中介变量(产出)的影响因素(消费支出)，也将其视为外生控制变量。在变量数据的选取上，产出用工业产值表示，人均资本存量由计算得出，消费支出则直接选取对应的数据。

综合上述各变量关系，可得图1的各变量关系图。

图1 各变量关系图

(三)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工业行业劳动力需求受工业产出、投资(分为国内投资和FDI)、人均资本存量、工资、以及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假设初始的计量方程如下：

ln(Lat)=β0β1·ln(Ifat)+ξ·Χ+ua+bt+ɛat.

(7)

被解释变量ln(Lat)表示a(a=1,2,……,31)地区第t年的工业就业人数；ln(Ifa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a地区t时期的外商固定资产投资；X为其他变量的合集，有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ln(Idat)、总消费支出ln(gcat)、企业人均资本存量ln(kat)、实际工资水平ln(wat)、工业产值ln(Yat)。ua为区域因素，bt为时间因素，β0和ɛat分别表示方程的常数项和残差项。因此，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所示：

ln(Lat)=η0+β1·ln(Yai)+δj·ln(Ifaj)+φm

·ln(Idam)+λ·ln(kat)+γ·ln(Wat)

+σ·ln(gcat)+ua+bt+εat.

(8)

(四)数据来源

以上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6-2018年统计年鉴。其中，工业就业人数Lat和工业产出Yat源于省统计年鉴；外商固定投资额Ifat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中港澳台投资与外商投资之和；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dat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内资企业；工业企业人均资本存量kat=(企业资产-企业负债)÷员工人数，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工业实际工资水平Wat由《中国统计年鉴——就业和工资》中名义工资除以价格指数计算得到；消费gcat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人民生活》。

四、计量检验与回归分析

(一)所有解释变量的估计

针对全国总面板、东部地区面板、中部地区面板、以及西部地区面板这4个分析对象，首先采用OLS方法对各分析对象2005-2017年静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对比分各对象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并给出面板Hausman检验结果，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

仔细观察表1数据可知，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外商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就业数量都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呈现东—中—西递减的趋势。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每减少1%将会使得该地区产生0.458%的工业失业人口；中部地区外商投资每减少1%将会使该地区工业行业0.204%工人失业；西部地区的工业就业受外资影响最弱，外商固定投资每减少1%，工业失业人口仅为0.055%。但是，从全国来看，外资的工业就业效应都要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意味着在封闭的区域经济中外商投资对该区域的工业就业具有较大影响，一旦扩散到整个国家经济中，外资的影响力会被减弱，负向冲击能得到有效地抑制。

消费对工业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全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这反映出中国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对提高就业水平具有可行性，且在中西部地区会率先得到政策响应。而产出的拉动作用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西部地区，这主要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有关。

表1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工业企业的人均资本表现出对劳动力要素的挤出效应，即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越高，所需的员工越少，这时资本的边际产出超过劳动的边际产出，企业的资本结构更倾向于增加资本而减少劳动。另外，人均资本存量对工业就业的挤出效应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西部地区的顺序递减，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资本的力量越强，劳动力的相对优势越低。

(二)中介效应的估计

本文对中介变量产出与解释变量lnif、lnid、以及lngc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出显著地受到外商投资、内资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工业产出与内资企业投资并无显著的直接关系，但受外商投资和消费的正向影响。然后对产出与就业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全国整体、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而言，外商投资通过产出的中介作用对工业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印证了假设2。其他控制变量如内资企业投资的传导渠道并不一致，而消费则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一致性。

表2 中介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三) 分不同时间段估计

为分析外商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就业影响强弱的变化情况，以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为时间界限，分为2005-2009和2010-2017年两个阶段，并比较各地区不同阶段外资工业的就业弹性。由于时间间隔较短，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显示具有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采用静态面板进行OLS估计，结果见表3。

估计结果显示，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二阶段的估计系数都要小于第一阶段的，这意味着外资工业就业弹性减小，外商投资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程度减弱，应证了假设1：FDI对中国工业就业的影响已经弱化。但中部地区第一阶段外资的工业就业效应未通过检验，第二阶段工业就业弹性为0.341，低于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和西部地区水平。

内资企业固定投资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工业就业都产生了挤出效应，另外，与长期中消费对就业的影响效果不同，地区性的短期消费行为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消费水平的变化要通过产出对工业就业施加影响。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该地区短期无法满足的商品，在其他地区可能正在被生产，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短期消费仍是促进工业就业的一个有效方式。最后，从产出的估计结果就可以看出，工业产出同样能在短期内对工业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3 两阶段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续表3 两阶段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现阶段的外商固定资产投资仍对中国工业行业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全国整体看来，中国外资工业就业弹性为0.246，要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外资就业效应呈现东部地区>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现状。

西部地区是受外资影响最弱的地区，西部地区的工业就业受工业产出和工资的影响较大，劳动力价格的成本效应在该地区得到显著体现，工资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减少0.828%，但产出的增加可以有效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即工业产值每增加1%就业量提高0.669%。所以，单纯依靠增加投资并不能解决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来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进而使得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力需求。

中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最大地区，东部地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而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首先，中部地区的外资吸引力不够，数据显示：外商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工业就业量提高0.204,这要比东部地区低1倍以上。其次，工业产出和居民消费对该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的负向作用较西部地区更强，劳动力的成本效应在该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在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配合一些促进消费的政策，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增强经济运行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率。

东部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又是中国宏观政策的晴雨表，所以确保该地区外资稳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对东部地区工业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的是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资本存量，中国工业起步较晚，内资工业企业主要是承接产业链较低的部分，生产设备相对落后，因此内资企业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在了厂房和设备更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降低了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

从全国范围来看，外资对就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这意味着现阶段外资投资仍会对全国的工业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其次，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东部地区一样对工业就业形成挤出效应。最后，消费和产出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而且消费的就业弹性高于产出的，所以，就提升当前居民工业就业水平而言，促进国民消费的政策应当优于扩大产能的产业政策被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