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普定,郭钰哲

(1.太原师范学院 法律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2.山西天建律师事务所， 山西 太原 0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9月至2020年初，犯罪嫌疑人王某非法从刘某手中大批收购草兔、豹猫、凤头蜂鹰等野生动物，随后将收购的野生动物销售给犯罪嫌疑人向某从中获利。王某将凤头蜂鹰、苍鹰、雕鸮等野生动物冷冻致死，曾多次非法向许某出售并从中获利。公安机关在对王某家进行搜查时，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死体，公安机关当即进行了立案侦查。后来，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王某涉嫌非法收购和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向某涉嫌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作出批准逮捕決定。(1)参见最高检发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国，类似以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妨害新冠疫情防控的犯罪案件不断涌现，其原因是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衔接失调。笔者认为，保护野生动物不仅需要行政法的规制，同时更需要刑法的规制。本文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的疑难问题出发，提出完善野生动物刑事立法的相关路径，力求完善我国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体系。[1]3

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对野生动物进行刑事立法保护时，首先要明确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诸多疑难问题。

(一)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类较少、范围较窄

我国现行《刑法》除第三百四十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及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非法狩猎罪”之外，其余罪名设置主要限于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普通野生动物缺乏系统性的保护，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