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宁，金 旻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代表了信息技术对经济的渗透作用。信息化不仅深化了出口的含义，也能够通过影响生产函数的构成与其他因素起到产业升级的作用。当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能够取代一部分劳动力，同时也能使高级劳动力发挥更大的潜能，从而使产出不变甚至更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其中，“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我国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面临着新的比较优势危机，实现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成为重中之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制造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一环，势必要应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信息技术是否会推动我国的制造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出去”？本文借鉴Melitz（2003）的主要思想，拓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本模型，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大都证实信息化确实通过优化劳动力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拓展基础贸易模型，将信息化水平作为变量加入利润函数中，推导出信息技术对企业出口可能带来的决策影响。（2）以企业单位资产电脑数和单位资本电脑数作为衡量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指标，刻画了信息技术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渗透程度。（3）现有关于信息化与贸易的研究大都从宏观国家层面展开，而企业作为出口贸易决策的微观单元，应受到更多的关注。本文以海关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对模型推导得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分析信息化水平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梳理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第三部分构建模型并提出假设；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及内生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信息化与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较为广泛，由于本文的影响机制主要建立在Melitz 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基础上[1]，并以信息化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出口成本为框架进行拓展。为了有针对性地为本文的理论模型基础进行理解，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梳理信息化与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与企业出口行为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信息化与资源配置效率

大部分文献认为，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则以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为表现。对于经济的微观主体单位——企业来说，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解释信息技术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作用。

首先，信息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Dana和Orlov（2014）认为，搜寻成本的降低主要表现在信息化能帮助企业匹配信息，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2]。Freund 和Weinhold（2004）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发现，企业的年平均贸易之所以有1%的贡献可以用信息化来解释，是因为企业通过互联网向消费者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3]。岳云嵩和李兵（2018）发现，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形成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提升交易匹配的效率，增加买卖双方的信任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4]。Hellmanzik 和Schmitz（2016）研究发现，运用信息技术更频繁的行业，双边企业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有效[5]。

其次，信息技术还成为企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的关键因素。Bharadwaj（2000）认为，信息化可以用劳动力质量、信息基础设施以及运用信息化的能力这三项因素来评估，因此这三项因子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6]。汪淼军等（2006）也认为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本起到互补的作用，企业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可以弥补人力资本的不足，进而提高生产绩效[7]。

总的来说，信息化对微观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已在现有文献中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种作用可以从信息技术对企业信息搜寻、生产经营以及生产要素组合等角度进行解释，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证基础。

（二）信息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现有文献认为，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行为最直接的作用莫过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贸易运输成本，其次是基于信息网络的信息交流效率也得以提升。

早期关于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并基于宏观层面进行。大多数文献得出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贸易便利化，进而得到出口增长的结论。其中，信息化程度从对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的探究拓展到信息化普及程度的动态发展研究。Vemuri 和Siddiqi（2009）利用引力模型对64 个国家1995—2005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使用程度越高，该国的国际贸易量就越大[8]。近年的文献更倾向于从微观的层面解释信息化对企业的出口效应，主要证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出口。国内的文献侧重于考察信息化密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刘军（2016）考察了在产品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发现处于价值链中信息化水平较高环节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且在边际效应上呈现出下列规律：信息化首先对下游环节和市场营销环节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上游企业环节和产品生产环节，而信息化的边际效应最小对应的是产品进口环节[9]。刘军（2019）还运用iv-tobit 模型和iv-oprobit 模型考察了出口强度在各个价值链环节对企业信息化程度的影响，并发现企业的出口强度对产品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信息化水平都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在产品价值链中下游环节的正向效应大于中上游环节，当出口企业面临来自海外市场较高的市场拓展成本、竞争压力和产品质量升级压力时，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加大总体及产品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信息化投入来降低海外市场拓展成本压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产品质量，进而提高总体及产品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信息化水平[10]。李坤望等（2015）则把企业的信息化密度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视为现代贸易中新的比较优势，并在地区—行业—企业的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不仅有更大的出口倾向，还有着更好的出口绩效[11]。

国外的文献主要从信息网络的角度探究信息技术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机制。Niru 和Yadav（2014）通过研究互联网的发展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企业进出口行为的影响，得到电子邮箱与邮政信箱的使用能够促进企业进出口的结论，这正是因为互联网能够发挥其信息搜寻的功能，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相关的信息成本[12]。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发展，信息化对不同企业、企业不同出口方式的影响研究日益丰富，逐渐深化了信息化的内涵。Hagsten和Kotnik（2017）探究了企业拥有网络、网络销售和信息化劳动力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并发现这三类信息化能力的衡量指标与企业的出口绩效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对于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网络的使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最大，而对于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信息化能力对出口的正向影响大于出口选择，这就意味着信息化不仅影响着企业的出口绩效，同时也会对出口决策产生一定的冲击[13]。Hellmanzik 和Schmitz（2016）通过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对于金融、通信、保险、视听等服务业企业，其互联网的交流更为敏感，当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得以改善时，其出口的能力和范围也会大幅增加[5]。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的理论模型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基础，并加入企业信息化的变量。因为基础模型主要阐释了异质性企业在投入固定成本后得到的生产率与利润函数，没有对企业的出口决策进行说明，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拓展，从而解释信息化作用于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信息化水平加入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主要从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出发：第一个方面是信息化能够促进网络效应的形成。首先，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增加会促进分工的深化（Fort，2017），提高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发挥网络节点的作用，进而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作为技能偏向性技术，信息技术会通过平台作用增强企业的系统化分析、协调、统筹能力，增加单位时间的产出。同时，信息技术能够对程序化任务（routine-task）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从而使劳动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完成非程序化任务（non-routine-task），最终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效率而表现出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第二个方面是信息化对企业成本的加成效应。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在企业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信息化成本包括信息类人力资本、信息设施成本以及信息产权等，这一类费用对于利润有限的中小型制造业来说，会占据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一阶段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用于成立直接出口的机构分支，也难以支付出口中介商的费用。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大产出，企业总出口可能会随之减少。

本文拓展的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一）消费者行为

根据Melitz 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我们设定代表性消费者拥有CES型效用函数：

价格指数P为加总的价格指数，表达式为：

消费者的总收入设为R，满足：

（二）生产者行为

对于信息化的企业，其固定支出更高，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更高，边际成本减小，其总成本函数满足：

其中，η为信息化企业的成本加成系数，η≥1。θ为信息化企业因此获得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系数，θ≥1。

（三）开放情况

由于企业的成本、资源配置效率会随着信息化程度而变化，而出口企业会承担由运输产生的冰山成本，所以我们将企业分为是否选择信息化以及是否出口的四类。

其中，不选择信息化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函数为：

不选择信息化的企业在国外市场承担冰山成本后的利润函数为：

选择信息化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函数为：

选择信息化的企业在国外市场承担冰山成本后的利润函数为：

（四）企业选择

首先，我们假设不进行信息化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利润临界值为φl*，则φl*满足：

其次，另设不进行信息化的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利润临界值为φl，那么φl满足：

进行信息化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初始生产率临界值为φh*，满足：

当信息化的成本足够大时，信息化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大于不进行信息化的企业。

信息化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临界生产率为φh，满足：

对此，本文提出假设1：信息化的企业相较于非信息化企业出口的门槛更低，更倾向于出口。

为进一步探究信息化与企业出口规模的关系，我们参考卓乘风等（2019）的方法，设θ=eI，其中I 为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可得：

这与我们的设定相符，信息化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会随着信息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大，因为信息化带来的网络效应会随着节点的增多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参考李坤望等（2015）的方法，设η= I2，那么：

这是因为企业信息化程度越高，带来的成本加成越大。但这样的加成作用应小于信息化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势作用，因为信息技术能为企业带来生产的良性循环。

根据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企业的出口规模会随着信息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将海关企业库2013—2016 年的企业出口数据与wind 金融终端筛选出来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匹配。除此之外，各企业所在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密度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一）计量模型

首先，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需要将信息化对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进行回归。在处理出口倾向上，本文将出口交货值为正的企业出口倾向值设为1，出口交货值为0的企业出口倾向值设为0，运用二值选择中的Logit模型进行全样本回归，然后基于不同地区的子样本进一步验证假设1在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

具体地，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i 表示企业所在的省份，j 表示企业，εij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EXP表示企业出口与否，f为企业信息化程度指标。

因为企业的出口选择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增强计量中的稳健性，我们除检验主变量信息化对企业出口倾向的作用外，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表征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文献中的处理方法，本文加入表征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负债比率Lev、资本密度Capital 以及企业规模Scale。

接着，我们将企业的出口交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模型（1）中的变量加入，用以验证假设2。为了更准确地检验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剔除了出口交货值为0的企业。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2）为模型（3）的基准模型，export 代表企业的出口规模。在固定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后，我们将剔除不出口企业后的样本进行面板回归。

（二）变量的构建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倾向变量，我们用二值选择变量0 或者1 表示。其中，0代表企业没有出口，1 表示企业当年选择了出口。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规模，本文用企业当年的出口交货值来衡量，包括企业当年出口到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交货总和。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指标f主要用单位资本电脑数和单位资产电脑数来衡量。其中，单位资本电脑数为企业当年资本总额除以电脑台数，单位资产电脑数为企业当年资产总额除以电脑台数。这两个变量分别表示企业每一单位资本的信息化水平以及每一单位资产的信息化水平，同时也代表了信息技术对企业资本的渗透程度以及对企业资产的渗透程度，意味着信息化对资本和资源的调配优化能力。

为了提高实证检验的准确性，我们选择了一些能够体现企业异质性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为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一后的数值，用以衡量企业的成熟程度。负债比率为总负债与该企业当年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资本密度为总资本与当年平均员工人数的比值。这两个变量用来表示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规模是将企业平均员工数进行LN函数处理后的数值，用以区分大企业和小企业。表1 中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内生性检验

（一）信息化与制造企业出口倾向

为了验证信息化对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本文将出口交货值为正的企业倾向值设为1，出口交货值为0 的企业倾向值设为0，运用二值选择中的Logit模型进行回归。

表1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将全样本进行Logit模型回归后，我们发现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选择会显著受到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和软件著作权的影响，如表2所示。也就是说，信息化基础设施密度越大，该地区的企业越偏好向海外市场销售产品；企业自主拥有的网络平台越多，企业越具备出口的能力。这验证了理论部分的第一个假设：信息化的企业相较于非信息化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和软件著作权的系数值显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这表示从出口选择的角度上来说，全样本的信息化作用与网络平台的结合均十分紧密。

除信息化指标以外，各个控制变量也对制造企业的出口倾向造成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年龄的增加使企业更加成熟，各项组织功能越加完善。此外，从一个初创企业成为一个稳定的企业之后，其生存发展必定建立在对市场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经历了市场的考验，形成了企业独特的文化。随着运作实践经验的增加，企业逐渐具备设立出口分支机构的能力，抑或是开始寻找合适的贸易中介进行间接出口活动。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出发，企业负债比率越大，企业的出口动力也越大。企业的负债比率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管理者对于风险的偏好。一个负债比率较高的企业，有可能是因为其管理者偏好投资，这样的企业往往更可能选择新的经营决策，其中就包括出口贸易，并且，资本密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这也与企业的投资偏好有关。同时，规模越大的企业出口倾向越大。这是因为大规模企业不仅下游买家较多，有着扩大市场的需求，还易具备相关的资质，便于成立与出口有关的分支机构。

表2 出口倾向对企业信息化的Logit全样本回归结果

由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划分后的分样本结果可知，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信息技术都会通过对互联网、电信服务以及软件专利的渗透作用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其中，在这两类企业中，信息技术对出口选择的影响都体现在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这项信息化指标上，这也和全样本回归结果中的结论一致。同时，相较于基于全样本回归后的结果，私营企业中人均互联网用户对企业选择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更大，达到1.779；而国有企业的系数虽然也显著为正，但几乎仅为私营企业的二分之一左右，为0.891，如表3 所示。这说明信息技术对私营企业的出口倾向更易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路径是通过对网络系统的优化实现的。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其资本的流动性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增强，并且能够通过网络和平台找到合适的资本来源，因此私营企业的资本匹配能力也更适应海外市场的发展。软件著作权对国有企业出口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系数值大于私营企业，说明国有企业的平台拉动力更强，这与国有企业对网络的高效使用效率息息相关。

表3 出口倾向对企业信息化的Logit回归结果——按企业性质划分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特色不同，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所以具有地区经济差异性。为了检验信息化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我们又把总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如表4所示。

其中，在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倾向都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首先，从主变量对出口倾向的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和中部的系数值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和中部的制造业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更易选择出口，而信息化对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的出口决策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单一，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高，交通便利，且出口口岸密集，区位优势明显，所以位于中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在信息网络发展时，能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更易进行出口贸易活动。

表4 出口倾向对企业信息化的Logit回归结果——按照地区划分

其次，从三项信息化指标的影响差异来看，对于中部地区制造业来说，其软件专利数指标对出口倾向的解释力度更强，显著为正，达到0.15，并大于东部地区的系数，信息技术的渗透差异与中部地区自身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中部地区制造业充分运用平台经济的升级实现信息化渗透，这与中部崛起战略中该地区制造业利用各项政策支持，完成企业转型升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密集产业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在资本流向东部地区的大趋势下，东部地区企业的网络敏感性较高，而中部地区受限于较弱的资本流动性，没有发挥出信息网络发展对资本重组、优化的能动性。

（二）信息化与制造企业出口规模

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信息化对于企业出口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2：信息化能够增大企业的出口规模，如表5所示。对于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来说，基准回归的结果系数略小于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系数，但两者都显著为正。而软件专利数的基准回归结果系数却显著为负，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系数绝对值增大且显著为正。这说明，实验中所加入的控制变量有效地减少了计量中的偏误，企业的出口规模不仅会受到信息化的影响，也会受到许多与企业性质有关变量的作用，这样的结果不仅增加了计量结果的准确性，而且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Melitz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有效性。

与验证假设1 中的二值选择模型结果相比，表征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在面板回归中显著性下降。其中，企业年龄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负债比率、资本密度与企业的出口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企业规模的增大也显著推动了海外市场的拓展。

为了进一步探究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对比信息化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将总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分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据企业注册所在地所属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如表6 所示。根据企业性质进行的子样本再回归中，私营企业的信息化指标的系数值虽然小于总样本的系数，但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信息化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更适用于经营灵活的私营企业。一方面，信息技术能够更快地融入私营企业的生产、管理、员工培训等领域，激发私有资本的活力，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从而优化出口经营决策。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使用减弱了私营企业出口信息的不对称性，减少了信息交换的成本。相比之下，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中，软件专利数对国有企业的出口推动作用更显著，这是因为国有资本主要投入经济统筹、基础建设领域的制造产业，因而国有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模式较为固定，信息技术主要通过对资源的整合形成系统合力。

从信息化对不同地区制造企业的作用来看，信息技术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推动力最显著，这与信息化对企业出口倾向的影响类似。其中，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这项指标对于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一结论适用于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信息化只有通过互联网的网络节点效应才能充分地调动资源配置效率。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尤其是包含了我国最先实现改革开放的一批沿海城市的东部地区，产业链完整度高，地理优势充足，本身就有出口的便利条件。在打开国外市场后，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带来的优势，加强产品信息交流，调整出口决策，扩大生产规模。对于软件专利数指标来说，其对于中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影响是最大的，并且这项指标的系数远远大于全样本中的平均意义上的系数。这是由于中部地区有着深厚的发展历史，资源较为充足，但在过去缺少发展动力。随着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公共服务的普及，中部地区城市的企业开始进入产业转型期，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互联网以及各项软件的使用有助于发挥企业的自我更新潜力，调动各项资源。随着政府鼓励企业创新政策的出台，信息技术助推企业深化管理改革，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规划，从而为中部制造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地理位置并不具备绝对的出口优势，并且市场环境的成熟度较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更大，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和缓冲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化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出口绩效没有影响，而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化对企业的影响是需要有其他发展条件作为铺垫的，这也恰恰说明，信息技术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直接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的，而是需要通过优化基础设施，整合各项资源实现，这与本文模型中的形式吻合。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加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取适当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的两阶段回归，如表7所示。在参考该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地区人均固定电话用户数作为衡量该地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的工具变量。满意的工具变量应该符合两个条件：既与企业的信息化程度相关，又具备外生性。对于某一地区的制造企业来说，其信息化水平很有可能与所选的工具变量相关，因为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会受到地区人均固定电话用户的影响，因为这个工具变量反映了地区的电子信息发展程度。为了考察信息化程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检验所选取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8 报告了所选工具变量的2SLS 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确实与企业信息化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人均固定电话用户数对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软件专利数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对于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数衡量的企业信息化水平。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互联网用户数、软件专利数依然对企业出口规模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且系数均大于较基准模型，这有力地论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说明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主体。信息技术这项日渐成熟的通用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制造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吸引市场中更多的要素。信息技术带来的时代浪潮将打开信息时代的大门，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提供优化自我的机会。大量文献都已为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本文将信息化程度视为整合资源的优势，探究其作为网络和平台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基于企业发展的特征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本文探究了信息化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制造企业出口的影响。由实证分析可得，信息技术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密度影响私营企业，并通过软件平台优势影响国有企业的出口倾向；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由于出口条件优势、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更易受到信息化的推动，进行出口贸易并增大出口规模。

表8 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

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政府方面，首先应出台相关促进企业信息化的政策，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与生产的环境。通过人才引进，打通信息技术的学习途径，为企业提供相关设备的融资平台，鼓励和支持企业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我管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信息产业的竞争，以规制的方式防止平台商恶性竞争，促进信息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其次，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出台针对性的出口政策，为企业信息化和贸易打好坚实基础。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配置信息基础设施，改善信息基础服务水平。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企业出口的政策，给予产品质量高的优势企业出口补贴，鼓励企业拓展更多元的市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企业方面，鼓励员工积极学习信息技术，并将工作经验与之融合运用。一方面，组织并开展信息技术学习活动，提供相关的软件、硬件支持，鼓励员工实践学习。引进具备研发能力的创新型劳动力，形成“干中学”的氛围，形成有助于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积极学习政府有关政策，根据企业优势调整生产策略，制定长远发展的战略计划，增加信息化投资与建设，改善企业的生产与出口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