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91）

在国际政治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因素，就像幽灵一样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它就是意识形态。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界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同学派或受不同思想理论影响的人，对这个问题会有大相径庭的认知。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引入“意缘政治”这个概念。

一、意缘政治的概念与发展脉络

所谓意缘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以意识形态为驱动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对外政策和战略。它是同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相对应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缘于地理因素（地理位置、领土、人口和自然资源等）的政治；所谓币缘政治就是缘于货币因素（货币、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等）的政治。而意缘政治则是缘于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的政治。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群体用来认识世界的任何一套综合的、共同的观念集合”。①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ed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56.通俗地说，意识形态就是某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体系。这个社会群体可以是阶级、阶层，也可以是民族、宗教信徒，还可以是同一群体内部的不同集团，即亚群体。虽然“意识形态”一词可以运用于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指向政治，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中。所以本文提到的“意识形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界对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有非常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甚丰。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存在缺陷：一是核心关键词不统一，讨论几乎相同的问题，有人用“意识形态”，有人用“价值观”，还有人用“政治文化”；二是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有相当多的研究将意识形态归为文化，而不是政治，如此，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了。本文试图效仿提出“币缘政治”的作法，提出“意缘政治”①中文尚未见“意缘政治”一词。在英文中，根据词源学，“意缘政治”对应的英文词应当是Ideo-politics。检索英文文献，没有作为学术概念的相关词语，只偶尔看到Ideo-politics或Ideo-political，但含义不确定，多数相当于“思想政治”，只有极少数情况有一点“意缘政治”的含义，却无内含上的说明。检索法、德、俄、日、西（班牙）、阿（拉伯）文文献，只有法、德、俄文中偶尔出现与英文Ideo-politics对应的词语，但含义与英文文献相似。概念，以便给相关问题研究立个门户，起到正名的作用，让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不是依附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是能够独立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同时，有了一个简约的概念词语，也便于学界对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在传统国际政治学中，地缘政治占核心地位，还产生了“陆权论”“海权论”“大陆边缘论”等理论。随着经济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试图在地缘政治学之外为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立学。冷战结束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使得金融货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凸显，于是有了“币缘政治”②王湘穗：“币缘政治的历史与未来”，《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第1-14页。概念。鉴于金融在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居核心地位，可以用币缘政治来表达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然而，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币缘政治，抑或二者结合起来，都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现象。意缘政治需要受到关注。

如果追溯历史，意缘政治的存在时间和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币缘政治，比地缘政治并不逊色多少。意缘政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当于欧洲古代中世纪时期，可称为隐蔽阶段。那时，在欧洲和西亚地区，各种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尚未出现，不同群体之间在精神世界里的斗争主要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存在方式。不同人群在观念、信念、信仰上的差异乃至对立，基本上是通过信不同的神来体现的。那些比较成熟的宗教教义中都蕴涵着用以规范、指导教徒行为的思想观念，并作为同其他宗教相区别的最本质的标志。这种思想观念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th Harari）认为：“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③［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这三种秩序正好对应了币缘政治、地缘政治和意缘政治。

那时，不同的宗教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动因之一就是在为信仰而战，为精神权力而战。正如学者唐世平所说：“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社会很早就把宗教作为发动战争的精神武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位于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对于印加而言，战争是维护宇宙秩序的必要工具——印加人宣称，他们的神（太阳神、月神及其他神明）要求他们去征服周边的国家／社会。”④唐世平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9-141页。在欧洲和西亚地区也不乏“为神而战”的事例。伊斯兰教的传播就伴随着武力，所以有穆圣“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宝剑”之说；基督教徒曾发动数次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教徒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而发生无数次流血冲突……这些绝不是物质利益的动力所能完全决定的。不仅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十分惨烈，就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的斗争也同样血腥。欧洲的宗教改革就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无数次战争洗礼中完成的。

总的来看，在意缘政治的隐蔽阶段，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还是相当边缘的，也不太为人们重视，以至于相关案例比较稀少。

第二阶段从欧洲进入近代开始到冷战爆发，可称为初级阶段。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宗教的地位大为降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政治思想不断出现，与之相应也出现了代表旧势力利益的政治思想，与前者相对立。特别是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很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意识形态”这个词语也在这期间出现。①宋惠昌著：《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真正具有意识形态斗争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反法联盟同法国的博弈。按理，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反法联盟成员却害怕这场革命会冲击本国的旧制度，“于是反法联盟便以恢复‘旧秩序’和所谓正统主义的名义、防止法国革命影响蔓延的名义组织起来……所以那时的外交也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②陈乐民主编、周荣耀副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而英国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光荣革命后已经转为保守，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时站在反法联盟一边。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的保守主义就是在这期间产生的，并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的内外政策。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变革。

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特别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之后，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随之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内容。俄国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随之出现，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原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之外，又多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后，英法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将之视为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于是在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代表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上演了一出世界版的“三国演义”，最终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联手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国家集团。

总的来看，在意缘政治的初级阶段，虽然出现了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但是意缘政治并非贯穿始终，只是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浮出水面。

第三阶段为冷战时期，是意缘政治的高潮阶段。所谓冷战就是信奉对立意识形态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一场全面对抗与较量。这场较量成了这期间国际政治观察家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也是国际舆论的焦点。虽然军事斗争，特别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极其引人关注，但是冷战的核心内容是意识形态之争。正如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Brian Beedham）所指出的：“冷战以及由之引起的局部热战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冲突。”③Brian Beedham，“The New Geopolitics：A Falling Hell，”The Economist，July 31st-August 6th 1999，p.7.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认为：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④［美］理查德·尼克松著，王观声译：《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中国学者石斌认为：“‘冷战’最特别、最突出的地方是意识形态对抗。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权势集团’都是‘自由国际主义者’，‘自由’即反共，‘国际主义’即反孤立主义。”⑤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14页。总而言之，意缘政治在高潮阶段不仅贯穿始终，而且还居核心地位。

第四阶段为冷战结束至今，意缘政治进入新常态阶段。这个新常态阶段的突出特征是西方要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鉴于西方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所以在“新”字后面加上“常态”，以体现其长期性。

冷战以苏联阵营的“大失败”和西方的“不战而胜”结束，西方高唱意识形态斗争“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特别是美国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地缘政治的对手，也没有了可对之构成真正威胁的意缘政治对手，因此，同冷战时期的核心地位相比，意缘政治在国际政治全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教育、人文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冲淡了意缘政治的作用。不过，意缘政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自由派欲乘势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克林顿政府确立的“霸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就是推进民主，与维护安全和扩展经济并列。美国实际上是在地缘政治、币缘政治、意缘政治这三个方面同时着力，三管齐下。当然，这时美国意缘政治所指向的目标，不仅仅是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指向其他美国认定为“不民主”的国家。这一点从冷战结束后美国所推动的“颜色革命”以及对一些打击对象的污名化（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就可以洞见。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扩展民主和非西方国家维护主权的抗争”。①李少军等著：《国际体系——理论解释、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26页。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战争打上了意缘政治的烙印。美国战略界认为，恐怖袭击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挑战，是极端伊斯兰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进攻。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民主’制度是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所以，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就必须推进民主”。②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SDHO，March 2006，pp.2-10，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06.pdf？ver＝2014-06，访问时间：2021年7月2日。

冷战结束初期，一方面，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并且在外交上实行韬光养晦方针，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合作；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因而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意缘政治成分明显减弱。但是，意缘政治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美国自由派冀望通过支持改革开放来融合、塑造中国，意缘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作用比较有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构成美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就中美关系来说，同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相比，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前，意缘政治的地位并不突出。

特朗普政府时期，意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特朗普执政团队的鹰派秉持冷战思维，认为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如此下去，不仅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会构成美国的“安全威胁”，而且中国的成功有可能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此外，中国“模式”还有可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远影响，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意缘政治的逻辑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类冷战’的味道”。③倪峰：“2019年中美关系回顾”，《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15-17页。

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然强调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对华政策中的意缘政治动力并未减弱，甚至还有强化的趋势。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意缘政治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造“民主联盟”，二是推广“普世价值”。

早在2006年，一份美国重要智库报告（即“普林斯顿报告”）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盟”的构想，试图将包括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内的成熟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作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必要时用之取代联合国”；与此同时，“民主联盟”还可以给联合国改革构成压力，迫使其按着美国和西方的意愿推进。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本来对此构想十分看重，“普林斯顿报告”的主笔被安排到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刚刚发生不久的金融危机，其次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正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再加上奥巴马政府对发展中美合作关系积极性很高，因此，建立“民主联盟”的国际环境并不存在，这项“事业”被暂时搁置。特朗普政府虽然重视意识形态，但却不重视发挥联盟的作用，所以在推进“民主联盟”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拜登政府一方面要对特朗普政府轻视联盟的做法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出于自由派的理念，要进一步加强联盟体系建设，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就成了加强联盟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民主联盟”正是美国加强联盟体系建设的现成方案。

推广“普世价值”是奥巴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的一面旗帜，也是贯彻“推进民主”战略的重要途径。然而这项事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却被“冷冻”；拜登政府上台后很快就重新举起了这面旗帜。2021年4月初，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了新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这份跨党派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划如何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法案的一个重要基调就是意识形态对抗。该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在相关声明中将法案内容概括为5条，其中第2条就是在推广“普世价值”方面加大投入。①Juan Pachon，“Chairman Menendez Announces Bipartisan Comprehensive China Legislation，”Chairman’s Press，April 8，2021，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chairmanmenendez-announces-bipartisan-comprehensive-china-legislation.

“民主联盟”和“普世价值”是密切相关的两个事务，是“体”和“魂”的关系。就目前的情势来看，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国家均已经在美国联盟体系内；有些中国周边国家还同中国存在领土、军事安全等方面的矛盾，有意借助美国来牵制中国，为此会迎合美国的一些战略举措。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拜登政府在实施这两项政策时比较自信，甚至偏执。如此，意缘政治的地位在拜登政府时代将会有明显提升，尽管不可能达到冷战时期的高潮状态。

总的来看，在新常态阶段，意缘政治是贯穿大国政治始终的一个重要独立因素，尽管不像高潮阶段那样居国际政治核心地位。

二、国际政治中的意缘政治逻辑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一直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以及主流现实主义学派基本上都持前一种观点，只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持后一种观点。意识形态作为手段是显而易见的。对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意识形态作为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可以发挥许多功能。对外既可以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使之在国际道义上陷入被动境地，又能够充当号令盟友的旗帜；对内既可以用作争取国内公众支持的有效工具，还能够用来统一思想，使多元社会的各种力量形成一致对外的意志。不过，在作为手段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的作用还不属于意缘政治范畴，尽管意识形态能够成为“武器”“旗帜”“工具”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那些听从政治家们意识形态鼓动的人们来说，那种意识形态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是与生命、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值得为之付出和牺牲的东西。本文要探讨的意缘政治逻辑，是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目标层面上的地位与作用。概括地说，意识形态首先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独立要素；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在某些时候还会成为影响国家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还影响决策者对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利益的判定。

2.1 意识形态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略的独立要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肯定是居第二位的。但是，唯物史观又提出，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或意识形态形成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起着反作用。①俞吾金著：《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不看重意识形态的是现实主义学派。②现实主义分成多个流派，主要有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以及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中只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非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是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都非常看重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例子也往往成为否定意识形态地位的论据。受现实主义影响更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往往更容易做出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和币缘政治利益而牺牲意缘政治利益的决策。例如，尼克松、基辛格调整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然而，在该理论中仍然能够找到意识形态的位置。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说法，“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③［美］H.J.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问题是权力包含什么内容？应当有哪些维度？约翰·坎贝尔（John L.Campbell）认为：“权力具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④［美］约翰·L·坎贝尔、［加］约翰·A·霍尔著，闫键译：《国家的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2页。按常人的理解，权力至少可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关注的都是追逐硬权力的斗争，这些硬权力主要包括对领土、人口、财富和军事力量等的控制权力。然而，国家的权力，除了物质层面的硬权力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软权力。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许多内容，如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信仰。就人的行为而言，影响最大、也最容易导致冲突的是思想观念和信仰。拿破仑的名言“思想的力量胜于利剑”，并非妄言。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是高级的思想观念。有些意识形态还会成为政党、民族、国家等政治行为体的信仰。“精神信仰同物质利益结合，能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利益经过信仰的透镜折射后，可以被扩大无数倍。”⑤王缉思著：《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06页。正是因为精神权力如此重要，所以在许多国家，神职人员都位居高位，如印度教，作为僧侣贵族的婆罗门种姓，其地位就高于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的刹帝利种姓。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教皇位高权重，世俗的皇帝、国王都望尘莫及。许多宗教的信众都不惜花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建宏大、豪华的教堂和寺庙等敬神场所，而且对很多普罗大众信徒来说，他们宁可节衣缩食，也要为神作贡献。

另一位现实主义理论权威人物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安全作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认为“国家最终所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⑥［美］肯尼斯·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按照这种说法，意识形态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9·11”事件后，美国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列战略目标的第一项就是“维护对人类尊严的渴求”；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著：《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415页。200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坚持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维护人类尊严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进民主。”⑧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SDHO，March 2006，pp.2-3，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06.pdf？ver＝2014-06，访问时间：2021年7月2日。“尊严”和“推进民主”既不属于地缘政治，也不属于币缘政治的内容。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尊严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当今世界的安全观中，政治安全不可忽视，尤其是对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政治安全的地位超越了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而在政治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

还有学者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认识政治和国际政治，认为“政治是对稀缺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如此，资源可分为物质性资源和精神性资源，而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信仰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且往往是政治生活中各派力量都要争夺的一种精神资源”。①王缉思著：《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91页。

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冷战后的美国霸权战略中体现得最为清楚。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立了“霸权战略”的基本框架，其最高目标是维护霸权地位，实施途径是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这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全面提升美国的综合实力。②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奥巴马政府在坚持这个框架的前提下，将“推进民主”换成推广“普世价值”，强调“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③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y 2010，pp.7，17，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0／，访问时间：2021年7月2日。“普世价值”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2.2 意识形态有时会成为一国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家对外行为的三个主要动力——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通常位居次要位置。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意识形态也会上升为首要因素。这里仅以美国冷战时期和“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时期的对外战略、英国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对外战略，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战略为例。

尽管对冷战的起源与本质有各种看法，但是从美国官方最权威的论述来看，意识形态是美国发动冷战的根本动因。无论是作为冷战序幕的丘吉尔“铁幕演说”，还是作为冷战正式开始标志的“杜鲁门宣言”，抑或是作为冷战结束标志的柏林墙被拆除，都以意识形态为判断标准。例如，在“杜鲁门宣言”中，杜鲁门以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作为美国实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理论基础，然后宣称：“支持自由人民必须是美国的政策，这些自由人民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企图强加于他们的奴役。”④Ronald E.Powaski，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2.柏林墙倒塌（1989年11月9日）后不到一个月（12月1-3日），美苏两国首脑就在马耳他会晤，宣布两国不再为敌。此时，苏联的军事力量没有丝毫变化，变化的只是意识形态，用美国199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是，“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特别是“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化”。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这个“超越遏制战略”的宗旨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⑤同②，第143、151页。

在意缘政治逻辑的作用下，冷战期间美国的总体对外战略是以苏联划线，以是否反苏为标准对其他国际力量进行归类。正如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言：“在全球竞争的40年间，美国在打击全球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的名义下，经常背叛并破坏它自己的民主价值观，支持推翻民选的政府，为右翼军人政权或独裁政权做后盾，只要后者站在‘我们一边’。”⑥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p.1.在这种战略意图下，美国在维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实际是运用了“丢卒保车”的战略思维，即以牺牲那些非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自由民主来换取整个“自由世界”的战略主动。

“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时期是意缘政治逻辑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案例。“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正进行一场反恐战争，美国的对手表面上看是恐怖分子，但实质上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序言中，布什总统开篇就宣称：“美国处在战争中。这是一项战时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这项战略是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所提出的要求。这个挑战就是以进攻性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恐怖主义兴起。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这种以仇恨和杀戮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针对美国的展示。”①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SDHO，March 2006，p.i，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06.pdf？ver＝2014-06，访问时间：2021年7月2日。美国学者瓦利德·费厄斯（Walid Phares）在《观念之战：反对民主的圣战主义》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冷战结束后并未消失，只是转移了战场，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敌人已经由共产主义变成了“圣战主义”。美国及西方民主世界面临的任务是“采取措施遏制正在赢得全球范围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心灵的圣战主义”。②Walid Phares，The War of Ideas：Jihadism against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2007，p.248.当然，由于反恐战争持续时间较短，而且“圣战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政治带来的影响也远不及苏联和共产主义那么大，所以意缘政治逻辑在这段时间的作用也不如冷战时期那么典型。

在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了意缘政治逻辑的决定性作用。按常理说，二战结束后形成了英美苏三强并立的局面，三者中，英国同美国均为海权国家，地缘政治矛盾更大一些，尤其是美国战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挖大英帝国的“墙角”，加速其瓦解。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这样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战后历史就是美国逐步接管先前由英国、法国、荷兰及比利时所据守的阵地的过程。”③转引自［美］哈里·马格多夫著，伍仞译：《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页。然而，英国却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并拱手将“世界霸主”地位禅让给美国，而且还成为推动冷战爆发的急先锋。④刘建飞：“从英美霸权禅让看意识形态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塑造”，《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118页。英国的战略抉择，仅用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是解释不通的。在英国看来，它自己已经无力同美苏平起平坐，因而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于是选择意识形态相同的美国便顺理成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战略选择也体现了意缘政治逻辑的决定性作用。早在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抉择，而且拒绝了“第三条道路”。那时，许多在二战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国家都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不加入冷战对抗的任何一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主要动因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得到苏联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帮助以及美国在内战中帮助了国民党，只是起了辅助作用。⑤刘建飞：“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5期，第43-48页。一战后，土耳其凯末尔就是在苏俄帮助下领导土耳其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在建国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不效仿凯末尔。

2.3 意识形态影响决策者对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利益的判定

意识形态除了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外，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基本利益（即地缘政治利益和币缘政治利益）的判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的灵魂，这是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功能所在。

美国学者杰里尔·罗赛蒂（Jerel A.Rosati）对意识形态的这项功能论述道：“政治意识形态涉及有关一个社会所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的信念（如自由、平等、代议制政府等）。”他进而对美国对外政策做出这样的评论：意识形态影响着“渗透美国社会的对外政策观点”，“即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怎样扮演自己所偏爱的角色”。⑥［美］杰里尔·A·罗赛蒂著，周启明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美国自由派学者约翰·艾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剖析了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本质：“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及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和深刻的理解。这即所谓美国‘自由化’大战略。它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①G.John Ikenberry，“Why Export Democracy？：The‘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Wilson Quarterly，Vol.23，No.2，1999，pp.56-65.依据艾肯伯里的观点，美国重视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更是现实主义的考量，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安全和经济利益。鉴于国家利益具有主观性，所以确切地说，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灵魂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判定。这时，意识形态是决策者判定国家利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这里以美国对外政策为例，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判定。就安全利益而言，决策者在研判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时，要看两个因素：一是该行为体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二是该行为体威胁美国安全的意愿，而有无威胁美国安全的意愿，主要取决于该行为体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者强调能力，自由主义者强调意愿。而对决策者来说，要综合考量能力和意愿这两个因素，既强大而又拥有同美国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更容易被认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就经济利益来说，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交往中通常都是互利的，否则这种交往也就失去了动力。因此，对比安全利益，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意识形态在此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为了长远的经济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二是为了大战略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就第二个层次来说，大战略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所以为了大战略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直接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个层次的长远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有间接关系。美国决策者在审视经济交往对手时，非常在意其政治体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它们分别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②G.John Ikenber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Foresman and Company，1989，pp.171-173.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集团成员进行经济封锁，既有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是为了长远的经济利益。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认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的贸易摩擦和各种“脱钩”之举，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利益的影响。

总之，决策者在审视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所在、判定其威胁来源时，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意识形态就是影响这种主观性的最重要因素。

三、意缘政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之间，至少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意缘政治出现涨潮的态势。这让世人担忧中美会陷入“新冷战”。然而，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意缘政治不会重现冷战时期的高潮局面：一是意缘政治的运行规律；二是世界发展大势的制约。

意缘政治的兴衰与国际政治主导国③即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占主动地位的国家。的实力地位、内外政策，以及主导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对外战略密切相关，有运行规律可循。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三大驱动力之一，其地位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超越安全和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生存或安全（传统的国防安全）是处理对外关系时的首要考虑；其次是经济，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发展经济；再次才是意识形态。从国家权力竞争的角度说，意识形态作为软权力，其地位与作用通常是在同硬权力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并呈现出如下三个运行规律：

一是主导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趋向于弱化意缘政治。比如，美国在二战中同苏联结盟就是为了安全利益而牺牲意识形态利益。再如，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美国为了开拓市场，缓解危机，放弃了已坚持长达16年之久的、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于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交，此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意识形态利益。

二是主导国实力强盛时趋向于强化意缘政治。二战后初期和冷战结束后初期的美国对外政策体现得最为典型。当国力强盛时，美国决策者会更加自信，认为美国有能力同时推进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利益，而且在这种时候，安全和经济利益比较容易实现，因而可以在意识形态利益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三是主要竞争对手实力较强并强调意识形态时，主导国趋向于强化意缘政治。这一规律从美国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强大并且强调意识形态时，美国则强化意缘政治，如二战后初期的对苏政策；相反，当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较弱之时，美国则弱化意缘政治，如冷战结束初期的对华政策。

根据意缘政治的运行规律，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方面，目前美国的综合实力呈相对下降趋势，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面临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虽然综合实力在快速上升，但并不寻求同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因此，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

影响意缘政治走势的更重要因素是世界发展大势。时代主题、世界大变局、全球化这三个世界发展大势决定，像冷战那样意识形态尖锐对抗的局面很难再现，而且意缘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总体上趋于下降。

3.1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塑造“共识政治”

冷战是意缘政治的高潮时期，但也正是在冷战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渐进但却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对抗中重塑。由于美苏两家都掌握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武器，双方在走向直接热战方面保持着理性克制。与此同时，面对核毁灭的威胁，世界和平运动风起云涌，维护世界总体和平局面成为全世界人民和绝大多数政府的诉求。其次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出现，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独立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发展经济，为此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需要发展经济。最后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了覆盖几乎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秩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是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都在这个大秩序下共存。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作用下，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对抗色彩浓烈的意识形态政治逐渐褪色。在欧洲，许多国家出现“共识政治”。①王振华、刘绯、陈志瑞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无论是代表左翼力量的政党执政，还是代表右翼力量的政党执政，都实行大体一致的经济社会政策，尽管这些政党所举的意识形态旗帜是不同颜色的，甚至在过去还带有阶级对抗性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就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最大共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旨在理论革新的“第三条道路”，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主张“超越左右”，以图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孙相东译：《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这种“共识政治”在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对抗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同别国关系时淡化意识形态因素。

中国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后，更加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对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致力于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贡献，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加入总体上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对内，改变了过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将曾经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特别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总体制度下对资本主义局部制度的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

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政治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之相应，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关照整个社会福祉、同阶级对立关系不大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生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新变化，是社会各主流政治力量的一个新“共识”。生态主义正深刻地影响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就目前来看，生态主义虽然尚未成为能够主导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已经成为影响很多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且其发展前景可期。

3.2 世界大变局改变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图景

世界大变局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世界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世界格局变化，即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达到了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而且发展态势是“东升西降”。这是西方兴起500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使得已有的多极化进程不仅加速发展，而且还趋于更加均衡。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虽然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原有的多强之中，西方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欧盟和日本都属于西方阵营，作为美国的盟友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基本上都同美国保持一致，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不属于西方但又未结盟的两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个看似由“五个力量中心”构成的格局，实际上是由西方、中国和俄罗斯组成的极不均衡“一超两强”格局。西方在自我感到实力强盛之时，趋向于在国际事务中强化意识形态因素。伴随着世界大变局，大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印度已经跻身多强行列。印度自21世纪以来开始迅速崛起为新兴大国中的重要一员，同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崛起大国。①Harsh V.Pant，“A Rising India’s Search for a Foreign Policy，”ORBIS：FPRI’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3，No.2，2009，p.264.加之中国实力大幅度增强，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保住了其大国地位，非西方国家在“多强”中的总体实力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欧盟和日本的实力相对下降，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它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强化，在“一超多强”中，西方不仅总体实力相对下降，而且美欧日都各自趋向于作为相对更为独立的一员而存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构成一个统一的“大西方”。一个更加均衡的多极格局有望成为现实。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美国，还是作为整体的西方，都会趋于弱化意识形态因素。正如美国战略思想家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所说：“一个全球范围的大国协调机制将包括6个成员：中国、欧洲联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将拥有平等的地位，最终是实力和影响，而不是价值观和政权形式在发挥作用。”②Richard N.Haass and Charles A.Kupchan，“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How to Prevent Catastrophe and Promote Stabil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Foreign Affairs，March 23，202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3-23／new-concert-powers.

与世界多极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大趋势是文化多样化。世界文化本来是多样的，但是西方兴起后，西方文明和文化一家独大，其他文明、文化受到抑制，甚至被摧残、毁灭。随着世界多极化的演进，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些国家越来越拥有文化自信，进而更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些文明古国还致力于实现文明复兴。比如在印度，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特别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文化自信反过来又促使这些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独立自主。

文化多样化有利于弱化意识形态对抗。从意缘政治的历史来看，当意识形态出现两强并立时，容易形成意识形态对抗；当出现一家独大之时，掌握“独大”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倾向于向外推广这种意识形态，从而引发同其他意识形态的冲突。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兴衰同其所依托的文化、文明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当多种文化、文明竞相发展、繁荣之时，很难形成基于文化、文明的两种意识形态对抗或某种意识形态一家独大的状况。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言：“多维和多元文明的存在为多种多样的制度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①［美］彼得·卡赞斯坦、刘伟华：“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3页。

3.3 全球化塑造人类共享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性和共同性越来越明显。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体系；都使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都采用相近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都承认国际法；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②［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人类的这种整体性和共同性催生了适用于全人类的精神产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这里的“文学”一词泛指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

在人类思想史上，东西方都出现过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而关照人类整体的思想。中国古代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之说。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斯多葛派“主张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世界国家，世界乃每一个人的祖国。世界主义不强调民族传统，主张淡化民族主权”。④安希孟：“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第19页。不过，在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人们对“全球一体”的认知度还比较有限，以全球化为现实基础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也不是很成型。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全球主义应运而生。所谓全球主义就是“超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形式、地理分割，而认为世界属于一家和世界可以成为一家的观念”。⑤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第42页。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发表的一份报告更生动地揭示了全球主义的本质：“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⑥转引自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8页。这就是说，在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唯一家园时，全世界不管何国何族都担负着共同的责任。

最能体现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性和共同性的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人类已经命运与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各国人民应当“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⑦《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如果将世界主义、全球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为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们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以及政治集团等人类群体的差异，尤其是对抗性的差异，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同那些具有不同人群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相比较，这些新型的意识形态正在塑造新型意缘政治。意识形态虽然还会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功能不是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对抗，而是有利于他们的合作，有利于他们在实现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的合作。

四、结 语

本文的首要宗旨是提出“意缘政治”概念，以便为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立个门户，在明确意识形态政治属性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附属品。本文认为，意缘政治同地缘政治、币缘政治共同构成支撑国际政治的三根支柱，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大国关系变化，必须将这三者通盘考量，否则就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

在提出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对意缘政治的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简约的探讨。一是梳理了意缘政治的发展脉络，做了大致的分期。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尚无代表不同阶级的对立意识形态形成，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在精神层面上的冲突与合作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这时的意缘政治只是处于隐蔽状态。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了新兴资本主义同各种旧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后又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这时意缘政治才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不过，直到冷战之前，意缘政治只是在某个特定历史背景下才显出身影并发挥作用，并非贯穿国际政治史的始终。冷战的本质是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意缘政治在冷战期间达到高潮。冷战对立双方的终极目标是消除或改变对方的意识形态和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占领对方的领土，更不是征服、消灭对方的民族和国家。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明显优势地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要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进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制度，这被称为自由主义大战略。意缘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但却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阶段，因此称其为新常态阶段。

二是初步探讨了意缘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或国际政治中的意缘政治逻辑。意识形态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意识形态还会成为影响国际政治运行特别是大国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更需要关注的是，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往往影响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决策者对国家地缘政治利益和币缘政治利益及其威胁的判定。

三是初步探讨了意缘政治的发展趋势。首先是意缘政治的运行规律决定意缘政治很难再现冷战时期那样的高潮阶段，当下美国挑起的对华意识形态对抗不会导致中美走向“新冷战”。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展大势决定意缘政治会趋于弱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深化会进一步促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共识政治”，代表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划分也越来越没有意义。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促进了文化多样化，这不利于形成两极对抗的意识形态，也不利于“一家独大”意识形态的扩张。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越来越利益与共、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会促进意识形态的交流、融合，人类共同价值会不断得到强化，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意识形态会逐渐形成。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全球治理的推进，那些能够引导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合作的意识形态会越来越兴盛，越来越有影响力。

研究意缘政治，在给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需要注意不能走向极端，即不宜将意缘政治拔高。这种倾向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有所表现。比如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有人就过于强调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将目前的双边关系定性为“新冷战”。这是不恰当的。“冷战”是有特定含义的：首先是意识形态对抗，双方都高举着意识形态旗帜，宣誓自己同对方势不两立；其次是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对抗，每一个集团都以自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为纽带联合起来。而目前的中美关系同这种“冷战”有着本质的差别。目前并没有像冷战时期那种集团对抗局面。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只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侧面，尽管美国鹰派有将双边关系推向由意识形态挂帅的全面对抗状态的图谋，但这种图谋并未成为现实。对中国来说，避免滑入同整个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陷阱”正是应对目前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当然，有人在用“新冷战”一词时，只是为了强调中美战略竞争的激烈性和长期性，但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容易造成误导——误导人们用冷战对抗的范式来审视当下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