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宝军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的凝聚和运用，在于科学的组织。”[1]重视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组织基因和独特组织优势，历来注重从纯洁组织、整顿组织、巩固组织的建设实践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组织伟力，为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成为拥有9 100多万党员、460多万基层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党的组织建设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局面的开创，均离不开党在组织上的成功建设。高度重视组织建设既是党自身不断成长壮大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成功应对各类风险和执政考验、完成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执政使命的有力保障和坚强依托，也是百年大党之所以风华正茂、永远年轻的关键所在。在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回顾党的组织建设百年实践的演进历程，认真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顺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百年实践的演进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组织建设在每一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就、制度成就与实践成就，党的组织体系在曲折前行中逐渐发展壮大，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转变和历史演进，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守正创新与复归超越之道。

1.1 党的组织创立与发展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1920—1949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何以由50多人的小党逐渐成长为将中国社会各革命力量成功组织起来的强有力的大党，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而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其内在奥秘就在于重视自身组织建设，运用组织的力量领导人民进行革命。1920年前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武汉、上海、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创立的党的组织和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比如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党的组织、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成立的“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底在北京成立的“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11月在长沙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建立的党组织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会议规定了发展党员和组织设置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同时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2]185，而且开始改变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组织无序状态。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由于理论准备上的不足，对中国社会、革命道路和革命规律缺少准确把握，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的组织路线指引，“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3]610。

1927年8月，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及时调整了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建设上作了“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保存工会的组织”“组织审查委员会”等一系列重要规定。秋收起义以后，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围绕着如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新路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加强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建设与巩固、恢复和重建大革命失败以后被破坏的党组织等。经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建设，党组织和党员在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在军队实行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性质和规律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与把握，能够更加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党的组织建设有了正确思想路线的科学指引，“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3]611。

1935年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党中央于当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围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会议制定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重要任务，批评和克服了组织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首次提出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4]549。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首次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526的重要论断，确立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随着党的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体系尤其是一些新组织没有完全建立和巩固起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和党的干部、开展支部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要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性的同时，“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5]261。经过整顿清理，党的组织实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此后，党的规模迅速壮大，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3]612。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身组织体系建设，调整和建立了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构，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为了确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进而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切实解决党的组织上存在的成分不纯的问题，党中央于1947年冬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重点是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此次整党运动推动了村、乡、区等基层政权机构建设。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千百万党员组织起来，领导、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完成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组织建设的各项主体要素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经过近30年的艰辛探索，党的组织体系逐渐得以形成，党的组织功能逐渐得到激发，为确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1.2 党的组织建设整合调适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组织建设(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由战争条件下的夺取政权转为和平时期的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开始在政府系统内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实现对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保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党中央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6]201。为了确保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1953年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重点讨论了党的干部政策，对加强干部管理、干部审查和思想理论教育作出部署。该时期还加强了农村、工矿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关、文艺团体等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采取提高党员标准、审查党员和干部、组织开展整党整风等举措治理整顿党员干部队伍、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组织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而展开，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既有正面的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一些历史教训。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集体领导，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反对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提高党员标准和干部素质，反对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任用标准，要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7]309。这一系列思想代表着党对如何搞好自身干部队伍建设进行的卓越探索。然而，党的八大之后不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损害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使党对组织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发生了曲折，在最艰难的时候“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评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8]810。从1975年1月开始，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工作开展全面整顿。他将党的整顿作为中心环节，采取一系列举措整顿党的各级组织，经过不懈努力，党内组织状况出现了明显好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组织建设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面步入正轨奠定了良好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尽管党的组织体系在这一时期遭受了一定损失，党的组织建设经历了曲折，但也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党探索出了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新路子。

1.3 党的组织形态优化完善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完成，党的组织工作也随之展现新局面。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党中央认识到培养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问题尤其关键。邓小平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9]192为此，党中央确立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建立了老干部离退休制度，致力于恢复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和优良传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此次中央领导成员的改选增选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加强，“表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实现了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即由个人领导向集体领导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10]372。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作了若干新规定，强调加强党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在民主选举制度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自治组织的生长、新兴从业人员的涌现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的社队制及单位制逐渐式微[11]，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型社会阶层和大批“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出现了一些变化，原有的基层党组织体系难以适应党员教育管理和进行基层组织动员的新要求。党中央通过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调整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按照党章党规要求纯洁党的组织等举措，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整顿，不断拓宽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党的组织建设展现出了崭新的工作局面。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分析了“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作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认真考察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等重要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围绕着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作出重要部署。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工作做了专题研究部署，江泽民明确提出，“从组织上巩固党，为政治路线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12]409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全会围绕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在涉及组织建设的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97年党的十五大开启了面向新世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征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任务，加大对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街道社区和“两新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工作力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围绕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组织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开创了新局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要求，在健全党内民主、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论断和新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站在党完成执政兴国使命的战略高度，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13]38，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将加强党员学习同完善组织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党组织既成为党员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大熔炉，又成为党员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的大学校”[14]256，党的组织工作“服务大局更加自觉、改革创新更有成效、抓基层打基础更加有力”[15]681。总之，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形态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领实现科学发展新实践中积累了新经验、取得了新成就，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1.4 党的组织体系全面强化期：新时代以来党的组织建设(2012年以来)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举措，深化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组织建设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入实施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展现出了新的实践特征。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由要素的完善跃升为体系的优化，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功能得到全面强化，党的组织力和组织效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

第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段时期党的领导弱化突出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6]14。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制度和规定，都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摆在突出位置加以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切实加强和有力保障。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17]766。党对自身建设包括组织建设的领导是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的组织任务中新增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承担讨论和决定基层党组织设置调整和发展党员、处分党员等重要事项。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16]25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战略部署，要求“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18]8。加强党对组织体系的领导是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有利于把加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落到实处，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了组织上的坚实保障。

第二，提出并阐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在继承历史上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内容、吸收全面从严治党时代特征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16]559-560。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具有深远意义。会议对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均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制定了相关工作条例加以规定和规范。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习近平概括提出了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9]412，将从严管理干部作为从严治党的重点，提出了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的基本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以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1]，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在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调适中，在党的组织与党员个体的双向优化中，党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全面强化。

第三，强调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政治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基层组织承担着艰巨繁重的使命职责，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必须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组织力”，“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20]36。同时，强大的政党必须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强大的组织力来自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16]560，因此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9]395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虚化弱化边缘化、组织意识淡薄、政治功能不强、党员教育宽松软等突出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在打基础、补短板上多下功夫，需要重新激活基层党组织组织力[20]36，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以更好地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使命。党中央以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抓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集中整治和整顿基层党组织，明确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职责定位——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6]557，大力推进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使基层党组织重新焕发出组织力和战斗力，完成了党的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重塑和基层社会再组织化。

第四，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进程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位置，及时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总结提炼上升为制度成果，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各类党内法规制度密集制定出台，党的组织法规建设明显加速，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为了切实解决和纠正原有法规制度存在理念滞后、交叉重复、冲突打架等问题，党中央先后集中清理了一批与党的组织建设实践不相适应、不相协调、不相一致的党内法规制度，新印发或修订了一系列党的组织建设的党内法规制度，例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等，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进程驶入快车道。这些工作条例对于各级党组织的地位职能、运行机制、工作职责、工作方式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为保证党的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基本遵循。

2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百年实践的基本经验

百年党史告诉我们，高度重视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早在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1]258。党成立百年以来，党的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管党治党的思考和智慧。新形势下，要以党的组织建设百年实践经验作为历史参照，全面总结党在组织建设史上具有规律性、普遍性、原创性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经验，进一步深刻把握党的组织建设历史经验的有机关联与内在逻辑，为推动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与宝贵启迪。

2.1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组织建设

百年党的建设史充分表明，只有维护党的政治领导、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组织建设才能有力推进、成效卓著。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组织建设，使组织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组织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首要原则与根本前提，决定着党的组织建设的实践成效和前进方向。在党的组织创立与发展时期，“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22]88。在党的组织形态优化完善时期，“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9]193。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23]43。因此，“党的组织工作为党的政治路线即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是党的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是组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24]47。

党的政治建设与组织建设同属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在其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方面，党的政治建设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规定着党的各项建设的政治属性、建设方向和实践效果；另一方面，党的政治建设的各项部署和政策需要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包括党的组织建设的其他各项建设则支撑着政治建设的逻辑展开，同时又发挥着各自的独特功能。这一思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首要位置，因此需要将党的组织建设自觉置于政治建设的逻辑之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组织建设。在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强化党的组织建设的政治属性，将党的政治建设的各项要求部署有机融入组织建设的各项举措之中去，自觉从政治上去理解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使党的组织建设服务和服从于党的政治任务。加强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坚定“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和规范党的组织生活，重视运用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和优良传统，将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坚强战斗堡垒。

2.2 坚持以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设

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指引党的组织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遵循，关乎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开展组织建设的科学性、自觉性和坚定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告诉我们，党在组织上的成长与壮大伴随着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与进步，党是在不断克服组织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中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25]10因此，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成熟和坚定的重要基础，只有具备科学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建设才能在科学轨道上运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注重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时期就开辟了“思想建党”的党建模式。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的建党思路，在组织建设上强调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组织”，从而使得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26]735。这些正确主张的实施有力保障了当时党的红色政权和组织体系的巩固和发展，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党成立以来，党始终将强化科学理论武装作为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组织建设健康发展的时期，都是在党的科学理论正确指导下推进的，重视通过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克服在组织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增强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积极性、坚定性和自觉性；党的组织建设出现曲折时，党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党领导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都是在党内教育和学习运动的配合下开展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党在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为基本前提的。习近平指出：“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27]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尤其是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通过对党的科学理论的学习加强党的理论武装，提高党员干部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牢记党的初心，践行党的使命，“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27]。

2.3 坚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谋划党的组织建设

从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实践来看，什么时候党的组织建设坚强有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就会卓有成效、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组织建设软弱涣散，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同时党的组织建设必须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加以推进。“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2]316-317党的组织建设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是为了完成党的中心工作和特定时期的使命任务，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建设的实践场域和作用空间。正如毛泽东在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者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613。

因此，历届党的领导人将党的组织建设置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党的中心任务之中进行谋划，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对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及时提出新思路和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密切配合革命中心任务，党的组织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3]545。在全民族抗战阶段到来以后，党中央认识到当前的组织状况与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使命不相适应，反复强调必须在组织上发展党、扩大党、巩固党，“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3]524。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围绕着为了保证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顺利转变、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而展开，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28]374。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事业，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9]19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6]560。可见，党的组织建设本身并非目的，要将其置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之中进行谋划，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之中进行把握，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科学谋划党的组织建设。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开展等一系列新任务和新课题都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顺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党的组织建设的思维理念、工作方式、实践举措，提高党员干部的专业素养和治理能力，推动党的组织建设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2.4 坚持以党的组织路线指引党的组织建设

“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9]517从百年党的建设史来看，党的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根据政治路线的正确制定对党的组织路线进行的调整和完善，而党的组织建设遭遇的挫折，与党的组织路线出现僵化或者偏离有明显关系。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自身建设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缺少一个独立自主、符合实际的组织路线，最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各种带有“关门主义”“唯成分论”等错误倾向的组织路线对党员队伍和组织体系造成严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以前，党的组织体系尤其是中央领导机关总体上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组织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左”倾组织路线在党中央的主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样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组织路线的调整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准备了干部力量，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新时代组织路线的确立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组织保障。

党的组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一个承担特殊使命任务、具有远大理想信念的超大型政党组织，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成效有赖于主体、环境、过程、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互动与共生耦合，有赖于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指引。正确的组织路线是党的组织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以有力贯彻的重要保障。如果说党的政治建设为组织建设提供了政治原则和方向指引，科学理论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那么，组织路线则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实践遵循。邓小平指出：“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9]275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也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做好组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新形势下，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方面，要切实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抓好基层组织创新，着力扩大党的组织工作覆盖面，努力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社会号召力；另一方面，要重视运用多种具体举措将各项组织制度和组织规定落实、落细、落小。毛泽东曾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30]90，因此要用好组织生活这一重要载体和经常性手段，提高组织生活开展质量和效果，严格落实党章要求和各项组织生活制度规定，真正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到实处。

2.5 坚持以党的组织体系保障党的组织建设

对于党的组织建设来说，“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27]。组织体系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范畴和内容构成，也是党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党的组织体系的逐步巩固和健全是党拥有蓬勃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前提和基础，组织体系健全直接关乎党的组织力量和战斗力量的生成效率。组织建设的一切任务、举措和目标最终都要落实到党的组织体系上来，由党的组织体系来实施完成，具备上下贯通、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主体支撑。如果说思想是党的灵魂系统，作风是党的形象系统，组织体系则是党的骨骼系统；如果说思想建设成效关乎党的理想信念与内在涵养，作风建设成效关乎党的外在形象与精神气质，组织体系建设成效则关乎党的战斗力量与政党功能。

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组织体系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工作重点和重要抓手，逐渐形成了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位一体上下贯通的严密组织体系，党中央、党的地方组织、党委(党组)以及每个党员在组织体系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挥着自身应有的功能作用，“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16]560。通过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有效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激发党内组织活力，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16]560，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整体，为顺利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持续奋斗。但党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党的组织体系的规模或数量与党的组织力、战斗力有时并不成正相关的关系。如在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的永新与宁冈两县党组织曾通过严格限制党员成分以及重新登记党员等措施，“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30]75。新时代，要将组织体系建设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坚持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处理好数量与质量、建设与巩固、整顿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着眼于提高质量，增进组织工作效率，加强各级组织之间的协作沟通，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整个党组织的黏合度”[31]。着力优化党的组织生态，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耦合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各级党组织的组织效能，以组织体系的建设锻造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6 坚持以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有赖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坚强保障。是否具备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是区别传统运动式整顿与现代常规化治理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辨别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历次整党运动倾向于运动式的党内整顿方式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在短期内可以收到明显治理成效，但难以做到常规化的整党治党。制度化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则有助于克服在组织建设上的运动化倾向，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局面，因此要将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在政治层面、理论层面、路线层面、任务层面、组织体系层面的有益经验及时凝练上升为制度成果，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法规制度体系保障党的组织建设在制度轨道上运行。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及时将其上升为制度规定，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党内民主、群众路线、任人唯贤的贯彻执行，这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制定相关党内法规制度来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保障。”[32]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有效运用了这一重要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入实施推进了管党治党方略从集中式—运动式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变，也开启了党和国家机构全方位、立体式、战略性的制度化变革[33]。概括而言，党的组织建设的百年实践主要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党内法规。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对党的组织制度和各级组织作了明确规定，在党的组织建设的各类法规制度中居于统领地位。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充实调整，为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提供了重要遵循。其二是组织内部建设类法规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机构设置、党员教育管理、基层选举等方面，注重通过开创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渠道、规范基层组织选举、建立党员民主评议制度等举措，进一步夯实党的基层组织这个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三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法规制度，主要包括请示报告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党代会及其代表制度、地方党委会制度等，以此来坚持好、维护好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克服和扭转各级党组织软弱涣散、各行其是的倾向。其四是关于党组的法规制度，主要包括党组条例、党政关系及党的领导体制等，用以提高党组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水平，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

这四类组织制度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共同构成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在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中，民主集中制对规范党的组织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四大初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正是按照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了体系完整的组织系统。党的五大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写入党章，对规范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正是由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党的组织建设既保持了集中统一、团结和谐、坚强有力的良好秩序，又有效调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的组织体系既保持了稳定有序，又充满组织活力。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要切实增强制度信仰和制度意识，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和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不仅要建立制度，更重要的是使党组织的运作和行为严格在制度规定的框架和程序中展开”[34]217，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组织手段和载体提升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3 结语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史，无论是在革命时期领导民众进行武装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完成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都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时常思考如何整合干部队伍、巩固组织体系、动员组织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革命力量与建设力量，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党的组织建设百年实践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政治建设是统领，科学理论是指引，组织路线是遵循，中心任务是关键，组织体系是依托，法规制度体系是保障，每一条经验既相对独立、自成范畴，又彼此配合、密切互动，对党的组织建设产生协同共生作用和显著实践效能，共同推动了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实践进程，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启迪。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遵循，既要全面总结百年大党组织建设成功经验、历史教训和优良传统，又要积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将党的组织建设传统优势的延续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吸收有机结合起来，对党的组织建设的理念和模式进行集成创新与辩证扬弃，高度重视推动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进程，不断增进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适应性变革，不断提高新时代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开辟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