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金春 孙颖超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作丰富，与创作实践相辅相成，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其中文学书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书评一般是指为书籍所撰写的批评。作为一种与文学作品相依而生的特殊文体，文学书评是一种“副文学”，主要承担推介功能和多维度深度解读文学作品的功能，是一种独立自由且生动别致的文学批评。尽管中国文学书评历史悠久，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书评出现在新文学产生之后的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书评创作取得很大成绩，为现代文学书评创作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文类的特殊性，相关的研究凤毛麟角。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发现文学研究会的书评有自身的鲜明理论特点，其对于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现代文学创作的变革与促进、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交流与融合，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现代文学书评创作，不仅能重新认识“为人生”的理论主张，清晰看到文学研究会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交互发展过程，而且还能深刻感受到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书评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文学研究会现代文学书评的热潮与成绩

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以小说与诗歌闻名，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与文学研究会不断总结自身创作经验、重视经验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文学研究会具有自觉的批评意识。尽管处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轫期，但文学研究会已经认识到文学书评的重要作用，无论组织机构还是文学刊物都把文学批评作为作家的重要职责。据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记录，文学研究会特设读书会之批评文学组，旨在讨论个人对于小说的见解，批评会员的创作与翻译，报告关于小说原理、小说史、小说名著等内容，从社团会务章程上强调作家必须具备文学批评的意识。同时，他们身体力行，大力倡导新文学书评的创作。早在创办会刊《文学旬刊》时，他们就将文学批评定位为“短小精悍的冲锋队”，“它的手段是批评、指摘，把社会从醉梦中唤醒来”①。《小说月报》虽是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但也极力提倡书评创作，它于1921年开设“创作讨论”专栏，又于次年开设“创作批评”专栏，1923年又设立“读后感”专栏等。正是文学研究会的高度重视，新文学书评才以一种独立文体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在这样浓厚氛围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成员积极参与文学书评创作，由此掀起书评创作的热潮，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据粗略统计，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现代文学书评有一百余篇，大多发表在社团会刊《文学周报》上，其余发表在《语丝》《小说月报》《北新》《开明》等刊物上。它们不仅内容博杂丰富，同时形式也繁杂多样，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同时期创造社及后来的新月社等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书评创作起步早、参与者多、书评对象广泛、书评形式多样、书评成果丰富，我们可以从书评主体、书评对象、书评文体等方面一窥文学研究会现代文学书评实践和批评建构的全貌。

虽然文学研究会成员有170多位②，但据舒乙在《文学研究会和它的会员》一文中考证：从来没有在《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有58位，大概占社团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发表作品较少、影响较小的作家大概占三分之一；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只有61位，约占社团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现代文学书评的创作上，据粗略统计，创作过文学书评的成员有31位，其中郑振铎、茅盾、赵景深、周作人、朱湘、朱自清等26位作家文学书评创作数量较多，另外还有5位如吴文祺、顾仲彝等书评数量较少。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中创作新文学书评的成员占比较高，很多成员都属于兼顾创作和书评的“两栖作家”，既从事新文学创作、有着实际创作的经验，同时又实践现代文学理论与书评创作，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知识与方法。此外，他们当中诸如周作人、朱湘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知识结构，不仅浸染着深厚的文学传统，而且较为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学，视野开阔。如茅盾的《读〈呐喊〉》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肯定鲁迅的创作以新形式表现新思想，周作人的《〈扬鞭集〉序》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出“模仿与独创之消长”的建设性意见，赵景深的《鲁迅的〈弟兄〉》则借西方心理学理论阐释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等等。这些都足以代表文学研究会新文学书评的创作实绩，反映了特殊时代下现代文学批评的成长历程。

文学研究会现代文学书评的评论对象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新文学的创作上。他们多以跟踪式评论的方式，批评讨论现代文学作品和出版物。首先，文学研究会文学书评以现代小说和诗歌的书评居多，占总量的一半，几乎涉及当时发表的所有现代小说和诗歌。尤其是冰心、王统照、叶圣陶、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郭沫若等影响力较大的作家作品，如潘垂统的《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茅盾的《读〈倪焕之〉》、赵景深的《鲁迅的〈弟兄〉》、冬芬的《读〈谈虎集〉》、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等。其次是现代散文和戏剧的书评，相对而言这部分书评较少，代表性的作品有佩弦(朱自清)的《〈燕知草〉序》、许杰的《读王成组君的〈飞〉》、王以仁的《沫若的戏剧》和顾仲彝的《评三出创作的剧本》等。另外，还有文学理论批评如陈望道的《美学概论的批评底批评》、王伯祥的《历史的〈中国文学批评论著〉》，文学刊物批评如华秉丞(叶圣陶)的《关于〈小说世界〉的话》、损(茅盾)的《〈创造〉给我的印象》和方璧(茅盾)的《欢迎〈太阳〉》，童话批评如郑振铎的《〈稻草人〉序》等。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书评的目光还投向了文学以外的诸多领域，比如风俗民情、社会事件等，比如赵景深和周作人谈论过中西迷信“发须爪”，周作人与学生谈论情杀事件“无理心中”等，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文学书评对象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文学研究会书评对象的广泛性必然带来书评形式的多样性，但由于文学研究会的书评创作正处在中国现代文学书评的发展初期，书评文体还较为稚嫩，主要有“序跋式”“读后感”“杂谈”“书信”等四种形式。“序跋式”书评如俞平伯的《〈忆〉序》、朱自清的《〈梅花〉的序》、周作人的《〈竹林的故事〉序》及《〈谈虎集〉后记》、刘复的《〈瓦釜集〉代自序》等，这些都是为作品所作的序跋式评论。“读后感”书评如1923年徐调孚、顾均正、潘家洵等在《小说月报》“读后感”专栏发表的叶圣陶《火灾》《归宿》等小说的读后感。“杂谈”书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21年郑振铎以西谛为笔名在《文学周报》连续发表二十四则《杂谈》，讨论翻译、新旧文学、血与泪的文学以及文学如何表现人生等问题。而“书信体”书评既有书评家的单向批评，如1925年俞平伯以书信的形式在《文学周报》发表对白采《羸疾者的爱》的批评，又有书评家与作者及读者的双向互动，如1928年朱湘与赵景深在《文学周报》公开发表的关于《草莽集》的书信。

上述文学研究会的现代文学书评创作，虽脱胎于中国古典批评，甚至有的还残留着一些古代文学批评的痕迹，形式也比较随意，显得不够成熟与规范。但这些书评宣扬新的文学理念，立足社会现实，倡导心灵情感的共振，以开放的视野融汇西方理论，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试图摆脱固有传统羁绊、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努力。

二、宣扬新文学理念的启蒙指向

文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文学将承担起新的责任，“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③。文学研究会在对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的批判中突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这一文学观内涵丰富，从“人的文学”到“为人生”的文学再到“血和泪”的文学，构成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脉络。文学研究会的现代文学书评创作正秉承与实践了这种文学观念，文学研究会成员通过抨击鸳鸯蝴蝶派等封建旧文学的观念，以跟踪式的书评创作表达自己对现代作家作品的看法，并以此宣传“为人生”的文学理念来启发民众心智，期望通过文学来从思想意识形态角度影响整个社会人生，进而实现以文学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理念，从抨击儒教道教的非人文学入手，提出新文学需要的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这一理念中“人”的提出，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周作人运用生物进化理论阐述人性，指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强调关注“人”的生活，尤其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以此反对“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的“非人的文学”。由此告诉国民如何真正认识人、发现人，以实现文学启蒙的“祛魅”作用。“人的文学”概念一经提出，现代文学书评即与此形成呼应之势。1923年，顾颉刚发表《〈火灾〉序》(《文学旬刊》第93期)，称“读了圣陶的小说，只使得我们对于非人的行为起了极端的憎恶，而对于人的本性起了亲切的回省和眷恋”④，批判非人的冷漠与无情，呼唤人的本性、爱与生趣。

周作人还在《人的文学》中以“两性的爱”和“亲子的爱”例证“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⑤，强调“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和“恋爱的结婚”，认为文学作品中包含“本于天性”的爱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文学。受此影响，1923年许杰发表《读王成组君〈飞〉》(《小说月报》第14卷第3期)，他在文中称赞女主人公燕燕追求女子解放、为女子争人格自由的勇敢行为，以此响应“人的文学”是讲求男女平等的文学，是追求女性解放的文学。在“人的文学”的基础上，周作人又提出了与贵族文学相对的“平民文学”的概念，补充和说明了“人的文学”的内涵。对“平民文学”的提倡主要是要求作家的创作要从平民生活中取材，书写平民的现实人生，表现普通人们普遍与真挚的感情。1925年，周作人在为废名写的《〈竹林的故事〉序》中称自己很喜欢这部小说，说它不是“逃避现实的，也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⑥，认为作品写的正是我们所见人生的一部分，是以真挚的文体记录真挚的思想与事实。随后，1926年王任叔发表《读〈飘浮〉》(《文学周报》第232期)，他评价文本是“剪裁了人生的片段来到文字上”，“描写特殊事实而带有普遍性”，断言作者是以“诚实的态度去观察人生”⑦，以普通的文体记录普遍的事实与思想。这些正是对周作人“平民文学”理论的生动阐述。

1920年，茅盾对“人的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将周作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扩展为服务于整个社会与民族的文学，提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⑧。这一范围的扩大首先表现为他对普通大众的启蒙，只有使中国底层民众觉醒才能全面实现文学为整个社会人生服务。在评《戏剧》第四号时，茅盾指出，“中国的民众，关于赏鉴艺术，实在程度太低”，“他们实在不懂什么叫做‘近代’，什么叫做‘思想’，更不懂什么‘近代思想’……所以攻击旧戏也还得降格迁就，使民家懂得批评的话，才行”⑨。可见，他的批评文字已经溢出了批评对象而向外扩散，带有鲜明的启蒙倾向，认为在使民众感受到戏剧趣味的同时，还要从理性上启发他们，引导民众脱离旧思想的支配，向着新的路途前进。其次，他坚信“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⑩。他的早期代表性书评文本《读〈呐喊〉》(《文学旬刊》第91期)认为鲁迅所写的这些小说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他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试图说明鲁迅小说是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艺术反映，以此建立借小说反映现实人生，并通过小说中的“启蒙人生”来宣扬“为人生”的观念。

1921年，郑振铎也从批评鸳鸯蝴蝶派文艺入手，号召创作“血和泪的文学”，疾呼“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这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人的文学”的思想内涵，而且以启蒙理性的目光审视人们的生活，发出了“血与泪”的呐喊。这一观点在批评整个文学界现状的同时，倡导文学直面社会人生中的苦难艰辛，揭露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王任叔的书评《读〈飘浮〉》承继了这种思想，肯定了许杰所写“挣扎的灰色的人生”是为眼前的现实与人生，反对那些叙写“多角形的恋爱”、“无病呻吟”、“没有人生的实感”、“宏观巨构不可一世”和“开流水账”的作者与文章。同时，“血与泪文学”对“游戏的”“消遣的”文学的抨击也恰恰表现出文学研究会成员对文学严肃性的强调。如叶圣陶以华秉丞为笔名发表的书评《关于〈小说世界〉的话》，他在文中抨击星期六派小说“绝不思想，绝不观察，只是在那里胡说”，“要知小说不是骂人和打趣的工具，不是只顾空想的梦话，不是生活浮面的记录，尤其不是游戏地骂人，游戏地空想，游戏地记录”，认为做文学是“一件非严肃非当真不可的事业”。

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为人生”的实践，更多的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功利性活动，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书评对象视为独立的单一文学现象，而是把它看作与周围社会环境、整个文坛发展状况甚至与整个民族人生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现代文学书评将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人生联系起来，进而完成整体的普遍性启蒙和指导。

三、现实主义批评观的实用倾向

“现实主义”的概念在现代文学上的兴起与“为人生”的文学观紧密相连，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为人生”的主导方向，“为人生”是现实主义的主要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亟待以文学改良社会，还来不及搞清“现实主义”的涵义和本质特征，就热情地宣传起来，在文艺上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混同起来，如茅盾曾在“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中说，“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谢六逸在《西洋小说发达史》中也认为“其实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并未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推进和发展。1922年现实主义的倡导达到高潮，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李之常等人在《小说月报》展开“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并以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作结，之后现实主义开始被一般读者所接受，日益成为衡量创作和批评的标准，现实主义批评观由此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个重要的实用倾向。

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茅盾从抨击三种旧派小说入手，认为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存在三种问题：在思想上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技术上不但不重描写，“却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而且“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以至名为‘此实事也’的作品，亦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若要排除这三种错误的观念，就要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以自然主义之药医新文学创作之疾。在以自然主义批评文学作品时，茅盾从三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要实地观察、客观描写，注重文学描写的真实性；二是就题材而言，“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我们要“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三是就作品现实意义而言，“小说家选取一段人生来描写，其目的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内在的根本问题”。即作家并不是单纯地为事实做记录，而是要借文本反映本质问题、人生观等以深化作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作品描写的真实性方面，文学研究会书评把矛头直指旧文学失真浅浮的描写。华秉丞(叶圣陶)在《关于〈小说世界〉的话》中批评旧派小说“绝不思想，绝不观察，只是在那里胡说，要知小说不是骂人和打趣的工具，不是只顾空想的梦话，不是生活浮面的记录”，小说的描写不是流水账，而是“一个完整的结晶体”。可见他反对小说是游戏地记录，而主张小说的描写要“进入人心的深处，要察知世间的真相”。俞平伯在《文艺杂论》中表示“文艺的价值不是美和善而是真实”，换句话说，即是要将各个心灵上的现象，老老实实地公布出来。文学研究会书评家在批评旧文学描写不忠实的同时，也推崇新文学创作中真实描写的佼佼者。如天用(朱湘)评价鲁迅的《呐喊》是一部妙文，原因在于文本描写得真实动人，“使读者读到的时候，忽然间脑中光明起来，心理发生一种近于愉快的感觉”，认为描写乡村生活的八篇，篇篇都有美妙的地方，《明天》《故乡》都描写得很真，尤其是闰土的描写，是真实而深刻的人生。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书评中也不乏对现实描写过度作品的批评，如方璧(茅盾)在《王鲁彦论》中批评其小说集《柚子》虽大多作品描写得自然朴素，但对《小雀儿》《毒药》不甚喜欢，认为这几篇小说的描写太过，太富有教训意味，进而提出“小说就是小说不是一篇宣传大纲，所以太浓重的教训主义的色彩常常无例外的成了一篇menace或累赘”。

其次，在作品取材方面，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书评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如1921年潘垂统发表的《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期)一文，认为《超人》表现了近年来一般青年堕落颓丧的问题，《低能儿》则是将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社会学等科学知识应用到小说以暴露家庭社会的罪恶。1923年顾均正的书评《叶绍钧君的〈归宿〉》(《小说月报》第14卷第4期)，批评了《归宿》一文所反映的两性间的恋爱问题和性的苦闷。同年，顾颉刚的《〈火灾〉序》(《文学旬刊》第93期)一文称叶圣陶小说再现了教育界的情形，如《饭》《脆弱的心》《义儿》等。可见，在现实主义理论倡导和文学研究会书评创作的互动下，“问题小说”才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的创作热潮，体现了务实的现实主义批评倾向。当然，在这个阶段，文学研究会作家对“伪”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如玄(茅盾)在评《小说汇刊》时提及上海出现了“灰色小说匠”的现象，认为他们以迎合社会心理为目的，专门加工赶制粗劣品还冠以“社会问题”“离婚问题”等名词混淆视听。再如，1928年顾仲彝于《新月》第1卷第10期发表《评四本长篇小说》，批评《爱的幻灭》一文的恋爱题材用得太滥了，在当时文学界能找出十多篇，并不能为文学创作带来新意。同时，茅盾在他署名郎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也指出当时大多数创作都是以“男女恋爱”为题材，而且写得都很概念化，批评“大多数创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这表明现实主义批评要求作家要创作全面表现社会现象的作品，而非仅仅关注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同时也认为要避免概念化、观念化的贴标签式创作。

再次，在作品的现实意义方面，文学研究会作家不仅要求客观描写与反映现实，还要求透过文字的外衣映射出作者的理想并应用到现实方面。“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他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顾仲彝在批评茅盾的小说《野蔷薇》时，认为作品折射出什么都是失望、什么都是幻灭的人生观，这种消极的情绪会使一般的青年往绝望的路上走。而“文艺为领导青年向上的明灯”，所以他至诚地希望茅盾以后能够“慎重将事”。类似的还有潘垂统关于许地山《命命鸟》的批评，他否定了这篇作品“荒谬的”“引人厌世的”立意，认为“学力幼稚的青年很容易被他诱惑”，进而产生悲观厌世的情感甚至了结人生。此外，方璧(茅盾)在《欢迎〈太阳〉》中提出“作者所贵乎‘实感’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于他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见，新的启示，因而有了新的作品”。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书评不仅重视作品的现实主义描写方法，而且把能否表达益于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作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四、倡导心灵共振的情感取向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书评倡导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实用性和功利性，但它并没有抹杀文学的艺术本质，而是强调文学要以情感人。正如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所说，人生派文艺“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而正当的解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一论述抓住了文艺的情感性这一特征，避免了文艺变成伦理说教的功利化工具。文学研究会文学书评重视文艺作品中的情感要素，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独特的文学批评情感体验。

“批评文学，最宜注意之点，还是情感。”这点早在文学研究会建设文学理论之初就已经成为共识。郑振铎在解释“血和泪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时就注意到“文学是情绪的作品”，文学“为人生”的意义是在“情绪”的表现中完成的。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再三表明作品情绪表现的重要性，“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叶圣陶也曾说：“作者持真诚态度的，他必深信文艺的效用在唤起人们的同情，增进人们的了解、安慰和喜悦；又必对于他的时代，他的境地有种种很浓厚的感情。”郑振铎等人则从文学表现的对象、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作用等方面极力推崇“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侧面反映了人生派文学在批评中既追求客观之真，还追求主观真实，要求创作主体在作品中倾注真情实感，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实现文学全方位的真实，以求艺术之真。

文学研究会书评对作品情感要素的肯定，首先直接体现为书评中“感动”“同情”与“眼泪”等词语的高频出现，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述却是书评家与作品产生强烈心灵共振的结果。他们在创作主体情感动人的文本中感受到底层社会平民生活的艰辛、兵荒马乱岁月中民不聊生的惨状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家庭和青年等方面的问题，由此生成了主观情感的自然流露。如顾颉刚在《〈火灾〉序》中称：“《隔膜》这一集，最使我感动的，是下一半。这一半写的情感，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极深刻的”，还指出俞平伯在读时也“不禁泪下”，作品所写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等都是大众有所共鸣的现实景象。更甚者，某些文本内容还与书评家自身的经历机缘重合，这更增强了文本的主观情感真实与读者共鸣体验。如敦易《对于〈寂寞〉的观察》一文即是如此，小说写到的童时回忆引起敦易的共鸣，他为文中浓厚的母爱动容，评论冰心的作品“令人受极大的感动”，“赚了不少的眼泪”。文学研究会作家对情感的这一诠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书评偏向于现实主义社会批评的不足，使批评不再局限于分析作品的具体社会背景与时代条件，也不再局限于通过文学作品折射整个社会，而主张把情感看成是某种神秘的、纯主观精神的流露，由此加深了读者对作品的主观感受与理解。

其次，文学研究会书评在直接表达同情与感动的同时，还注重创作主体对其笔下人物、生活的态度和评价，希求通过作品的情绪力量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如潘垂统在评《超人》时肯定冬芬(茅盾)所说“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他称这篇作品应该能引起同情，认为文中的描写包含着热烈的眼泪和无限的凄惨，最能拯救近来一般青年的堕落和颓丧，在感动中使一般的青年觉悟。再如，1924年王以仁于《文学周刊》第40期始连续发表三节《沫若的戏剧》，文章认为郭沫若虽并不曾提倡人道主义、非战主义以及“血和泪的文学”，但是读他的作品会热泪满面、血潮澎湃，因为从他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对劳工、乞丐、失业的人们充满了同情心和怜悯心，而对资本家与浑浊的都会满是憎恶的态度，如此鲜明表达情感的作品恰是真正的有生命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书评从文学作品的情绪感觉角度切入批评，一方面肯定作品主观情感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纠偏“为人生”的功利倾向，更好地促进“为人生”主张的实行。也正是因为过于重视情感的表达，使得这种情感显得有些夸饰而不太真实，所以后来这也引起一些反思与批评。如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提到“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甚至后来朱光潜针对20世纪20年代以眼泪多寡评文学的现象专门撰写了《眼泪文学》一文，指出“能叫人流泪的文学不一定就是第一等的文学”，“用泪表达得出的思致和情感原来不是最深的，文学里面原来还有超过叫人流泪的境界”，因此呼吁“作者们少流一些眼泪，或许可以多写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读者们少流一些眼泪，也或许可以多欣赏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不可否认，鲁迅、朱光潜的批评确实指出了文学研究会书评创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但是此时新文学书评创作毕竟尚处萌芽期，缺乏理性精神，而更重视阅读感受和印象，并且，多数书评家还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批评实践，因此所写多为感想的抒发和读后感式的批评，还无法真正建立具有深刻理性思考和严密逻辑思维的文学批评体系。

五、融汇西方理论的世界面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从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意志论”到泰纳“三因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无一不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书评方面也不例外。茅盾曾发表过这样的议论：“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这虽然带有夸大的成分，但却从侧面反映了现代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密切联系。

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语言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人们在接受西洋文学思潮的同时，自觉地吸收新术语新概念，并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另一方面则在于学习西方的现代思维方式，如茅盾所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学习“世界的现代思想”，重在以新思想新观点去观察当时的一切问题和现象并力求发现新意见。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书评创作中，西方文学思潮对其影响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二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批评，三是以赵景深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批评。以这三方面为代表，新文学书评逐步形成了以“他者”界定自己，借用西方批评理论来观照“自我”的批评局面。

茅盾的文学批评受到泰纳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因素”理论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泰纳所强调的“环境”是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而茅盾所说的“环境”更多是指社会环境；泰纳所理解的“时代”因素是较为抽象的，而茅盾将“时代”具体化为一个有阶级区分和对立的时代，因此他的书评多以作品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气为切入点。与此同时，茅盾还吸收了泰纳的整体性批评思维方式和宏观批评方法，即将作品的内容分析和作家及社会人生和文学发展联系在一起。如书评《读〈倪焕之〉》即是对这一批评理论的实践典范，他称《倪焕之》是第一部“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用时代性理论分析评价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学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茅盾批评作品的整体性特征，是将作品看作与周围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整个时代社会的一个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在现代文学书评中影响广泛，许多书评家们开始运用“情节”“题材”“人物”“结构”“环境”等批评术语，如赵景深与孙席珍的《从〈奔波〉讲到小说的结构》一文是从小说“结构”入手来构建批评；顾仲彝的《评三出创作的剧本》则是从戏剧“情节”入手评价作品是否合于人情、合于人生的逻辑等。这种批评术语的转变不仅以鲜明的现代气息表现了与古典文学批评的分野，而且也为批评家提供了批评作品的新切入点。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批评主要是受到法朗士印象派批评的影响。印象主义批评“强调批评家的主观投入和瞬间印象，期望以批评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作品或人生世界的‘印象’”，注重从直观感觉和印象去把握作品，这与中国古典鉴赏式、感悟式批评有相似之处。周作人曾将批评看作是欣赏、是个人阅读的感受以及人生体验的具体化，“我们只能鉴赏，或者再将所得的印象写出来给别人看，却不易批评”。他称自己“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周作人的书评创作大多是一种阅读后的杂感或随笔，而不是理论系统化的批评。比如他在《〈竹林的故事〉序》中开篇即表示“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它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它，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这种印象式的批评虽然多以自己的感悟替代对作品的细致分析，同时也缺少理论上的阐述，但却以真实简单的文风在这一时期书评创作中独树一帜。

现代心理学批评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弗洛伊德学说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文学研究会作家在书评创作中也尝试运用了这一理论。如赵景深书评《鲁迅的〈弟兄〉》则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理论，解释了张沛君梦见弟弟死了的梦，“梦是实际生活的缺陷的填补，凡在日间所感到不满的，这种欲望在夜间便可满足”。这一书评显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感悟、印象，而是运用新的思维，采用理性分析来解读现代文学作品。当然，这些书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但精神分析学说让书评家们发现了古典文学批评尚未涉足的“心理”领域，他们从简单的心理评价开始，一步步打开了隐秘心理世界的大门。如徐霞村批评李健吾的《西山之云》，称《红被》的心理捕捉得很好，“虽然远不如爱伦坡和安得列夫二人写得那样精细”，但是单从尝试创作的角度，不得不说是一部难得的作品；罗美(沈泽民)在《关于〈幻灭〉》中称作者“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不仅写出人深处的心理而且还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赵景深此后也多次从心理描写的角度批评作品，如《白痴》《新书介绍》等。

文学研究会的书评创作在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打开批评新思路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现象，有些作家过于依赖于西方文学，出现了某些偏颇。如吴文祺在《驳〈旁观者言〉》中批评缪凤林的《旁观者言》引用很多西洋学者的言论作为自己的主张的护符，有“洋装偶像”之嫌。赵景深在《〈栀子花球〉序》中也提醒批评家们注意区分“引证外国的文学家来装潢‘门面’，说得像煞有介事”的作品。在诗歌方面，这一流弊则更为突出。如1926年朱湘的书评《评闻君一多的诗》(《小说月报》第17卷第5期)，文中批评闻一多的诗歌用字太累，是上了西方文学史者的当或者是误解了他们；他还写了书评《翡冷翠的一夜》(《文学周报》第326期)，批评徐志摩学习白朗宁的诗歌理论学得肉麻等。对于这种流弊，周作人曾在《〈扬鞭集〉序》中提出“融化”这一方法以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他说“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青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融化”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面对所有西方文学思潮的态度。尽管我们在文学批评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不能简单机械地以西方的批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批评方法为手段，甚至将中国文学视为具有西方文学特征的文学，而是要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独特性为前提，吸收融合西方有益的理论方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书评。周作人的“融化”这一提法确实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思考，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发展仍具有警示意义。

结语

文学研究会的现代文学书评创作是特殊时代环境的产物。不可否认，这些文学书评创作在理论主张方面有些概念模糊、以偏概全；在实践方面也存在文体淡漠、理论浅薄等弊端；在肩负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作家们往往急于事功，所作书评多指向文学外围的社会人生，所论偏向功利化，有时甚至忽略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体验。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我们无法抹杀这些文学书评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文学研究会的书评创作宣扬了文学社团的理论与主张，尊崇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从为现实人生的角度出发，旨在以文学启蒙大众、以文学改良社会、以文学实现理想，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促进了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熟，为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如何“为人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文学研究会的书评创作是在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汇融下产生的，它反映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完善，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转型发展历程；再次，文学研究会书评创作驱动了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增进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交互发展，也加强了作家成员之间的切磋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学研究会的现代文学书评创作，在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交互促进下，不仅推动了“为人生”文学的健全发展，创建了一支“为人生”战斗的文学批评新军，还初步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后来文学批评的建设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真：《最近的出产：读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文学旬刊》1922年第40期。

②赵景深：《现代作家生平籍贯秘录》，见《文坛忆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03页。

③《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

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⑧佩韦：《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期。

⑨玄、路：《最近的出产：‘戏剧’第四号，新中华戏剧协社出版》，《文学旬刊》1922年第42期。

⑩沈雁冰：《文学与人生》，《四川开江县县立中学校校友会会刊》192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