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飞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逻辑脉络及结构层次向为《离骚》阅读、教学与研究难点之一,前辈学者多所论及,如清代张大受即云:“昔苏若兰璇玑织锦,尺幅之中,诗千余首,循环反复,错综变化,浅识者,且不能寻其端绪,究其脉络,况屈大夫之争光日月者,欲一以贯之,难矣。”[1]姜亮夫亦指出:“正如屈赋的其他作品那样,每篇都有一个难点,《离骚》的难点在篇章层次。”[2]自宋朱熹、钱杲之起①,各种结构层次划分与解读林林总总,迄无定论。姜亮夫曾统计多达九十五家[3];毛庆、周建忠、潘啸龙等当代楚辞学者也曾对学界相关研究情况做过细致的梳理、总结与检讨②。其中有从整体结构上分成两大部分或三大部分者,即二分法、三分法;有分全篇为五段、七段、八段、十段、十二段、十三段、十四段者,尤以三分法和十二或十三自然段(章)说最普遍,但仍有不周处,前人多有分辨与批评;在具体的起讫划分、脉络梳理及解释方面,亦不尽相同。《离骚》的文脉层次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而结合钱锺书对《离骚》题意的独到解释与屈原身心历程的现实逻辑,立足诗篇文本的细读,有助于我们对《离骚》的逻辑脉络与结构层次作出新的更合理的判断与解读。

一、钱锺书的《离骚》篇名释义

有关《离骚》篇名的解释,最早源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此后,班固《离骚赞序》进一步解释:“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③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则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4]这是汉代的三种权威解读,释“骚”为“忧”“愁”,差别不大;关于“离”,西汉时的司马迁未做注释,而至东汉班固、王逸,始为“离”字作解,但二注却又义各不同。是否因司马迁时《离骚》之“离”属最常用义,时人易晓,无需解释,而至东汉班固、王逸时代,“离骚”之“离”义项多歧,故为注解?个中缘由,尚待学界确考。东汉迄今,关于《离骚》篇名词义,影响较大者还是班说,但亦非定论,仍存异说。在诸家观点中,钱锺书对“离骚”的理解颇为独到:

“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犹《心经》言“远离颠倒梦想”,或道士言太上老君高居“离恨天”,在“三十三天之上”,乃谓至清极乐,远“离”尘世一切“愁”恨,非谓人间伤“离”伤别怨“恨”之气上冲而结成此天也……王逸《九思·逢尤》曰“心烦愦兮意无聊,严载驾兮出戏游”,逸自注或其子延寿注“将以释忧愤也”,正是斯旨[5]。

在钱氏看来,“离骚”之“离”,就是常见的“离去、脱离、摆脱”的意思。循此思路,何新文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楚辞》与《史记》所载“离”字用义进行了统计分析,并结合屈原“舒吾忧”、司马迁“舒愤懑”的美学文学观申论补证了钱氏意见,明确指出“离骚”意即“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意,观点及论证是令人信服的④。钱、何所论,通达切近,契合屈原现实社会和心理处境及《离骚》的基本内容,洵为胜义,值得重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原出身王族,血统尊贵且天分不凡,加以后天的内外兼修,形成了高洁人格、卓异才干,具有远大的美政理想。初入仕途,参与内政外交,一心革新兴楚。然而谗人间之、王听不聪的现实政治打击,其高洁人格、崇高理想与污秽政治生态的反差与冲突,最终使他陷入了人生悲剧。巨大的忧愤压抑难平,只能发之于吟咏,以“诗言志”的方式寻求骚愁的疏离与排解。这是屈原人生经历与遭际的基本现实逻辑,也正是《离骚》写作缘起和要表达的基本内容。

与《诗经》《论语》等多取篇首词为题不同,《离骚》的诗题不光具有概括内容、主题的作用,也暗示着作品的抒情走向和文理结构。“离骚”的真正含义既是离去、摆脱骚愁,那么,首先,骚愁是缘何而起,愁况如何,对诗人有何影响?然后,如何离去、摆脱骚愁,其过程与结果如何?结合上述屈原的身心历程实际,细读全诗,《离骚》的叙事抒情正是循此逐次展开的。

二、《离骚》的基本意义层次绎析

本节的《离骚》细读,主要着眼于文本内部的叙事、抒情逻辑,论析和重新划定《离骚》为十一个自然段,即诗篇的十一个基本意义层次,并重新明确其各自的起讫。

《离骚》开篇,是从抒情主人公的生命之源叙起的:“帝高阳之苗裔兮……”就像自传的开头,这一段概括起来就是:出身皇族,血统高贵;生于吉辰,天赋神异;名字不凡,深荷重望。尤其是长辈对自己的命名起字,蕴含了高尚的家族教育理念和成长期待,用心良苦,非同寻常。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名平字原。《离骚》则将这一名、字诗意化地转译为“正则”“灵均”,所谓“原、平、正、则、均”云云,其意相近,多可近义组词,如“平原”“平均”“平正”“原则”“均正”等,言下之意,希望屈原平平正正做人,努力成为人世的标准和模范。其所寄望,何其厚焉!高贵的出身,神奇的生辰,嘉名吉字,昭示了抒情主人公的贵族精英身世和非凡天赋;也为其后命运反差之更易为骚愁所困预做铺垫和张本。

这是《离骚》的第一个自然段,起于篇首,讫于“字余曰灵均”,述出身、生辰与名字,明天赋之卓异。

对于优越的身世、禀赋等先天条件,屈原并不依恃于此,不思进取,相反,他格外珍视,由不凡的血统与禀赋而生更严格的自我要求,不断追求、修炼完美的人格和卓越的才干:“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是说积极地内外兼修,既有内在优秀品质,又有外在突出能力;“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这是以披佩采撷香花香草比喻自己的高洁与不同流俗;“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表达自己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凡此种种,昭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奋发进取精神和超凡的内外品质与才能;也为其后命运反差之更易为骚愁所困再作铺垫和张本。

这是《离骚》的第二个自然段,起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讫于“恐美人之迟暮”,述后天修养之勤,得美质与修能。

先天的不凡,后天的卓越,让年轻的屈原有了更高的自我期许和使命担当意识。内修外炼、卓尔不群的贵族精英屈原,怀揣着革新以强楚的美政理想,很快踏上了他的政途。所以接下来自述成才后积极投入革新楚国政治的实践:“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这正是对变法强楚、致君尧舜美政理想的积极表白。屈原初期的从政经历是幸运的,“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然而,美政理想并未一帆风顺,高洁无染、不同凡响的屈原也终因“谗人间之”和君王的“听之不聪”“信谗”“悔遁”“怒而疏”之而受挫。于是情绪一度陷入失落而感伤之中,“骚”愁初起。

这是《离骚》的第三个自然段,起于“不抚壮而弃秽兮”,讫于“伤灵修之数化”,述美政实践及其失败与感伤。

在中国古代,对于积极入世的士大夫而言,当自身仕途失意之际,他们常常会从躬身从政转向寄望于教育培养新的行政人才,以继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如此,屈原亦如此。屈原在楚国的职官身份有两个,一为左徒,一为三闾大夫。左徒是直接参与内政外交的高官。三闾大夫,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4]由“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可知,此职主要管理王族子弟,并负有其中可造之才的督导、培养之责,实际具有“贤良”“国士”师的身份。当屈原失去左徒实职,又不甘心美政理想落空的时候,就正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和他一样出身王族的“贤良”“国士”精英身上。于是接下来,他吟咏了自己是如何精心培养他们并充满了无限期待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然而在“举世皆浊”的楚国政治环境下,这些兰蕙们最终却“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屈原的美政愿景又一次成空,只能“哀众芳之芜秽”,再度陷入失望和痛心之中,“骚”愁更起。

这是《离骚》的第四个自然段,起于“既滋兰之九畹兮”,讫于“哀众芳之芜秽”,述育人才实践及其失败与痛心。

致美政失败,育英才失败,对于积极兴楚、致君尧舜的屈原来说,他的仕途理想和政治努力似乎就此戛然而止。屈原的悲剧根源之一就在于其非凡的天赋、人格及理想追求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一个人的条件极好,人格修养纯粹,期许自视甚高,理想远大超凡,能力卓越,如果君臣相得,政治生态良好,必能一帆风顺,成就非常之功;但如果在现实政治中,君臣不谐,小人当道,同志难得,一再受挫,而又不愿玲珑变通以应时,那么越不凡的天赋、越高洁的人格、越崇高的理想、越卓越的能力,反而越会与残酷现实产生更大的矛盾反差。一旦遭遇不幸,在“事与愿违”的结果面前,反而更难承受,其心灵会更苦楚,其忧愁幽思会更深重;越有价值的东西,一旦被毁灭后,其悲剧性更强。屈原之不幸大概如此。《离骚》之咏天性和后天修养的卓尔不凡,正为其后政治、教育实践失败的悲剧性和心灵伤害之重张本。

求美政失败、育人才失败的悲剧遭遇,如前所论,让高洁自许的屈原陷入比常人更加困惑痛苦的心灵深渊中。他不甘心失败,但又不解为什么勤修养、致高洁、法前修、为君国的自己竟然会如此为世难容、落得这般境地?他急需反思追问,以求症结所在。为什么他人邪曲谄谗却依然志得意满,自己正道笃忠却只能独行偃蹇?他必然反复衡量人我,耿耿于是非之辨。《离骚》接下来的吟咏正执着于此:他困在浓重的“骚”愁里,潜含着满腹的疑惑和激愤;他不断地追问省察,反复比较着世人与自己不同的操守与追求,却发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不是自己乖舛,而是他人背道而行。于是一方面,责怨群小和君王,表达忧愤;另一方面则坚信本志无尤,表达着问心无愧、九死不悔的悲壮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绪的抒发在这一部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通过多轮回多段次的比较、反思及表白进行的。而每一回合比较、反思的结果都以类似的表白作结:“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多达七次的反复推求与哀叹,可见其内心之挣扎与痛苦;而七次类似的悲情告白又让人想见他的莫大孤独与无奈。正是“骚”绪重结,幽独何告!“依彭咸之遗则”“九死其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体解吾犹未变”等等以终结生命为标识的慷慨誓言里,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守死善道”的决心,还有“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无比落寞与悲凉。屈原曾是那样一个充满美政热情、积极有为的人,现在却只能以死为誓,这是怎样的困境才会有的心理自处!所以,反复多次的坚志表白并非是漠视非议的豪情一往,相反却“骚”意正浓,其中有心痛、有幽怨、有愤激不平,真是备受折磨。

这是《离骚》的第五个自然段,起于“众皆竞进以贪婪兮”,讫于“岂余心之可惩”,主要抒写悲剧遭遇引起的心灵困境、反思求解及坚守本心之悲慨和无奈。该逻辑层次内,又包含七个轮回的多番反思、辨析与怨愤,皆以类似的悲情表白作结。

当一个人深陷痛苦和忧愤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旁人的劝导常常可以帮助消除心结、缓解忧愁,当事者在潜意识里也有获得心灵慰藉的需求。《离骚》接下来“女嬃詈予”情节的出现,正体现了这一常理和抒情主人公的心理逻辑,是“离”去“骚”愁的方式之一。有论者以为是插入的过渡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的甚至在层次段落分析时略而不论,未能明辨它与前后情节的真正文脉关系。其实它仍是围绕“离骚”主题抒写、顺理成章的文脉逻辑之一环,前一逻辑层次咏“骚”愁之郁结折磨,从这里开始,诗篇即咏“离”骚的途径和方式,上下连续而贯通。关于“女嬃”的身份,学界有多种猜测与注解,比如“姐姐说”“妹妹说”“贱妾说”“侍女说”“女巫说”等。不管具体身份如何,但能以“詈予”方式给屈原以开导、劝慰,说明与屈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楚王、群小党人、“兰蕙”之外,代表了关心屈原的比较亲近的人。女嬃劝导屈原,在这个“薋菉葹以盈室”“并举而好朋”的世界里,不妨适度灵活处世,不必一味“博謇而好修,纷独有此姱节”,以致“判独离而不服”,落得个孤家寡人境况。女嬃的劝导无疑是善意的,是不忍见屈原之痛苦的亲人般的关切。然而她最终还是无法劝得屈原“离去”骚愁。从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出发,屈原并不能认同和接受女嬃的劝慰;毋宁说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劝慰,他需要的是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知音人、同道者的声音。所以,尽管他理解女嬃的良苦用心,终于还是“茕独而不予听”,当然也就不能从中获得“骚”愁的丝毫消解;甚至因为连亲近的女嬃都不能给予“同情之理解”,反而更添了一份孤独和感伤。党人的妒忌与谗毁,楚王的信谗与疏远,“兰蕙”的变质,“女嬃”的劝我适度“妥协”,竟使得屈原上无君王之赏识厚爱,下无师友同道之意气相投,近无亲好之知我谅我。因此,《离骚》之“忧愁幽思”,不仅是美政理想的失落之忧,更是美好人格为浊世不容的愤激之忧,以及由此而生的“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楼)的孤独之忧。至此,现实世界里的屈原,若不能“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地改变自己,就真的是“举世无知音”了(释法泰《偈十三首其一》)。然而要改变“昭质”,媚世图存,对屈原来说,岂有可能。

这是《离骚》的第六个自然段,起于“女媭之婵媛兮”,讫于“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咏女嬃劝慰与开导的徒劳。

既然在现实外部世界无法获得他人理解与认同从而得以“离骚”(解忧),就只有向内寻求心理和精神世界的自我调适和疏解。

首先是陈词重华。中国文化中有浓郁的崇古情结,而厚古往往源于对现实的失望。重华大舜是古人心目中理想君王的化身,《离骚》的陈词重华,实际上正是对现实楚王的昏聩彻底失望后,对往古圣王的追慕、与之心灵交流的渴望以及对自己生非明时的伤悼。屈原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关系矛盾对立的结果。屈原很清楚其中的君臣关系、特别是楚王对自己态度的关键性。所以,“陈词重华”情节的心理现实是:自己的悲剧根由不在自己,而是遭逢的君王不明,假如是大舜,一定可以懂得自己,从而君臣相得。这样的假设是有心理疏泄作用的,于是才有了恨今崇古情结下“远游”衡山、与大舜的心灵对话。

这是《离骚》的第七个自然段,起于“依前圣以节中兮”,讫于“耿吾既得此中正”,借与历史上古圣王心灵对话以宽解现实幽思。

其次是上谒天帝。天首先是自然空间意义上的存在,具有至为广大、变幻莫测、生杀予夺的特点;天帝则是建立在此特征之上的宗教意义的存在,是世人观念里冥冥不可知却又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在世人眼中,天应该最具公断力,代表公理和正道。人有不平,人世又无法解决时,往往欲求天助,诉告于天,希冀天的公平,甚或与天论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亦是先回望历史,生无限叹惋,复叩问天地宇宙,悲怆而孤独,与屈原之先陈词重华又上谒天帝之心态类似,差可为理解《离骚》的参照。《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的登昆仑、谒上帝正是这种心理的形象反映,是穷极惨怛欲向上苍倾诉、控诉与求证的写照。然而“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天门难开,天帝难见,象征着欲诉于天的可笑与徒劳。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虚无缥缈、冷漠无情的天终究无法判别人间的是非,理解屈原的志节与忧愤。

这是《离骚》的第八个自然段,起于“驷玉虬以乘鹥兮”,讫于“好蔽美而嫉妒”,欲与宇宙上苍对话,实际是上诉于天、求天理与公断而不得。

向人间,茕茕踽踽,独立苍茫;向历史,则圣王往矣,恨难同时;向宇宙,而天不可求,理无可诉。那么,更向何处,解此骚愁?接下来,屈原将他的知我识我之望投向了女子身上,开启了他的“求女”之途。“求女”情节向称《离骚》中最为蹊跷难解之处,自王逸以来,总近二十种说法而莫衷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求贤臣贤士说”“求淑女贤后妃说”“求理想美政说”“求通君侧之人说”“求知音知己说”等等,但也大多限于猜测,难以定论。笔者倾向于“求知音知己说”,且认为这里的“求女”就是求女性知音,而非有论者认定的以男女关系比喻知己关系(男性之间)。“屈原最大的痛苦是不被人理解”[6],而这个世界上最为男人知音、最为男人失意时身心寄托的港湾往往是女人。她比君王、同侪甚至亲人更能熨帖男人受伤的心灵,更不用说那些远去的历史和虚无的上苍。红颜知己的温柔体贴和善解人意往往能消解英雄末路的惆怅与悲凉,自古以来,不乏其人其事。四面楚歌里项羽与虞姬的垓下唱和,才屈志抑中曹植的洛神之赋,柳永、晏几道人生落魄时的偎红倚翠,苏轼“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之伤逝,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悲凉一问,都是这种心态的呈现。我们有理由认为屈原亦如此,他的求高丘女、求宓妃、求有娀之佚女、求有虞之二姚的背后,也是渴求红颜知己知他识他慰藉他的心理。只是,如前所咏,当世的现实中已无这样的红颜知己,包括女嬃都不称意,他只有像“陈词大舜”、寻求与古圣王的心灵交流一样,去向历史深处的非凡女子们奢望一份知己之缘,以为精神疗伤。所以反复求女、求女、求女、再求女的最后必然是“闺中既以邃远兮”的遗憾叹息。这就像白日梦,过程中可能会有稍许安慰,可终究会惘然幻灭,最后只剩下对后羿、帝喾、少康们佳偶易得的羡慕,以及相比之下对自己生非彼世、知音难求的自艾自怜。

这是《离骚》的第九个自然段,起于“朝吾将济于白水兮”,讫于“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咏求女之臆想,叹当世知音的难觅。该逻辑层次内,又包含先后四次求女的情节变化:“哀高丘之无女”“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娀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另加最后一小段“闺中既已遂远兮”的感叹与小结。

种种心理与精神“求索”中去骚离愁皆成妄想,人生似已无解,悲剧似成定局。如果还不甘心,就只能去问宿命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写飞将军李广身经七十余战,却始终不得封侯,郁闷至极又甚不甘心,终于找来“望气王朔”为自己相面观命,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反映。《离骚》中接下来的“占卜”“降神”情节,也是屈原在种种心理的自我调适与宽解不成后,向巫师求证宿命走向的最后一丝希冀。有论者认为占卜有两次,一为灵氛,再为巫咸,其实文中说的很明白,“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占卜的是灵氛,结果是“吉占”。但屈原对灵氛的“吉占”结果“心犹豫而狐疑”——屈原大概怀疑灵氛为了安慰他而故出“吉占”。正在这时,他听说“巫咸将夕降”。从“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可知,所谓“夕降”是巫咸在九嶷山举行的一场盛大巫事降神活动,并未再次为屈原占卜。比巫师更具权威的当然是直接的神祇,狐疑的屈原于是趁着巫咸降神机会,带着灵氛的“吉占”去向九嶷“诸神”求证。结果“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神告确定了灵氛“吉占”的可信(当然在现实的巫事活动中,应是巫咸以特殊的方式转达神旨),消除了屈原心中的狐疑。灵氛“吉占”与神灵吉告给予屈原的指引主要有两点:一是“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意即去国远游,很可能求得知音。二是“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意为继续上下远游求索,意气相投的君臣遇合还有希望实现。这两点正是对前文“求索”内容的呼应。“吉占”和神示使屈原黯淡无光的灵魂重燃了一丝希望之火,心情也似乎好起来,他决定遵从“吉占”和神示:“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然而当他选就吉日良辰、仪仗堂皇地驰骋高升、“将远逝以自疏”的时候,他却又戛然而止,违背了巫、神的指引,放弃了可能消解忧思的最后途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是形象化的诗意表达,它和前面渲染铺排的出行阵仗一起,其实是屈原心理上去国远求的冲动及最终又放弃的生动写照。

这是《离骚》的第十个自然段,起于“索藑茅以筳篿兮”,讫于“蜷局顾而不行”,叙求神问卜得吉占,依指引去国远游而终又止步。该逻辑层次内,又包含四个依次推进的情节:问卜灵氛得吉占——向神求证“吉占”得告“吉故”——受吉占、神示指引拟将择吉日去国远游——车驾初升又止、终不舍旧邦。

一切外在的他人劝导、指引(女嬃,灵氛、巫咸),以及内在的自我心理自疏(陈词重华、上谒天帝、数次求女皆为心理活动)全未奏效,而自我又终究无法改易,忧愁幽思也就依然存在。事实上,自“女嬃詈予”的劝导开始,一方面是离骚解忧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每一轮“求索”的失败也是骚愁更加步步深重、渐向绝望的过程。欲去,不舍旧乡;欲留,“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又何怀乎故君。去留无地,生无可依,欲彻底离去骚愁,解脱忧思,屈原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从彭咸之所居”,守死善道。中国古代士大夫面对现实打击,人生失意,有的清醒地认识到“君子固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如孔子;有的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以“成一家之言”称名于后世,如司马迁;有的在没人处穷途痛哭,然后以玄远、遥深之语躲灾避祸而艰难地存活,如阮籍;有的意识到自身的人格追求与官场的不适而逍遥避世,悠然南山,如庄周、陶潜;有的选择“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狂放自疏,如李白;有的修到“一蓑烟雨任平生”“此身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自适,然后继续兼济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如苏轼。而屈原,“宁为玉碎”,选择以生命徇道的激烈方式,毁灭自我的同时保全自我,可说是心中有愁离不得,不到身死不自由。这是屈原人格精神、心理流向的必然结果,也是《离骚》文理脉络的自然归结。

是为《离骚》的第十一个自然段,起于“乱曰”,讫于篇末,选择生命将归于水泽,表达向死之心以彻底解脱骚愁。

三、《离骚》的文理脉络与三重层级结构

上文详细辨析、梳理并确定了《离骚》的十一个自然段,这是《离骚》的基本意义层次。概而言之,全诗起于生而止于“死”(虽尚未成现实,但已是屈原生命走向的必然):从先天身世禀赋到后天学习修养;从走上仕途推美政、育良才到失败后的忧思、怨愤和悲情明志;从女嬃劝导无功到自我排忧解愁的各种“求索”无益(陈词重华:与古圣王心灵对话;上谒天帝:向上苍倾诉论理;求女:对非凡女性的知音渴望);从竟至于听卜信神、寄望虚无的宿命,到终究“骚”愁难离而决死以求彻底解脱——内含时间先后之序,既是屈原悲剧人生发展的自然流程,也是屈原悲剧心理情绪的自然流向。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骚”字:骚之暗孕——不容于世的天性和高洁的人格追求,骚之初起——行美政及失败,骚之更生——育人才及失败,骚之郁结与折磨——命运忧思、怨愤重结与悲情明志,骚之他劝难去——女嬃詈予,骚之自疏无果——陈词重华、上谒天帝、四次求女,骚之至于听卜信神而仍不得去——灵氛吉占、九嶷神告,骚之将共生命毁灭而终得解脱——将从彭咸之所居。全诗始终遵循着屈原的真实人生经历与情感心理逻辑,“凭心而言”[7],文理清楚明了,文脉自然顺畅。林云铭《楚辞灯》云:“此篇自首至尾,千头万绪,看来只是一条线直贯到底,并无重复。”[8]这条线就是围绕“骚”字展开的现实人生与情感心理历程。

依《离骚》篇名题义指向和前述十一个自然段落的意脉关联分析,《离骚》全诗在整体结构上就自然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大部分吟咏“骚”的生成、郁结与折磨,这一部分又包含三大段落:一是骚之暗孕,含括一、二两个自然段;二是骚之生成,包括三、四两个自然段;三是骚之郁结与心灵折磨,含括第五个自然段——该自然段内又有七小层的反复心理活动,并以基本相同的明志表白为标志和节点:“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后一大部分吟咏“离”去、解脱“骚”的不同方式与相应结果,这一部分又包含四大段落:一是骚之他劝难去,含括第六个自然段;二是骚之自疏无果,含括七、八、九三个自然段——第九个自然段内又有五个小层的情节演进:哀高丘无女,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娀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闺中既已遂远”之叹;三是骚之至于听卜信神而仍不得去,含括第十个自然段——该自然段内又有四个小层的情节演进:灵氛“吉占”,巫咸降神得“吉故”,择吉日将远行,临睨旧乡终不忍去;四是骚将随生命玉碎而终得解脱,含括第十一个自然段。

综上,《离骚》全诗,以意脉贯穿的十一个自然段为基础,又依文脉逻辑关系合成了七大段落,前后两大部分,整体上呈现为三重层级结构形式。通过这个逻辑自然而又诗思非凡的篇章结构,屈原的悲剧人生历程与独特精神世界得以清晰展现。而先咏骚愁之起与痛苦折磨,后咏种种摆脱骚愁之求索及结果的诗篇文本现实,也正与钱锺书对《离骚》篇题所作的释义相契合。

注 释:

① 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至宋代,人们并未重视《离骚》的层次结构划分,《章句》重点训释字词名物,只是隔一两句作注,并不说明章节段落和脉络结构。朱熹开始注意到前后文理意脉的联系,其《楚辞辩证》云:“凡说诗者……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呼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载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朱撰《楚辞集注》虽基本上以四句为节作注,并未分段,未能细究层次结构,但在《离骚》等篇中,开始对于章节之间意脉关系有所说明。宋钱杲之《离骚集传》成书与朱熹《楚辞集注》相前后(参钱志熙《〈离骚集传〉作者里籍家世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他将《离骚》分成十四节,于是骚赋章节之学,油然而兴(参郑坦:《屈赋甄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6页)。

② 参见毛庆:《〈离骚〉的层次、结构划分及结构的奥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周建忠:《〈离骚〉层次结构探索》,《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潘啸龙:《〈离骚〉结构研究论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离骚赞序》本为班固《离骚经章句》序,《章句》书亡,序被收入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存。

④ 参见何新文:《〈离骚〉的题义与诗旨》,载《光明日报》“光明文学遗产”2018年11月12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