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

“山都木客”是历史上存在于浙、皖、赣、闽、粤、湘、桂等南方山区的原始居民，他们属于什么民族？彼此有什么关系？与百越族是什么关系？与后来形成的客家民系又有什么关系？对此，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各抒己见，论著颇丰。但至今歧义尚多，未有一致结论。笔者近来重新研读有关文献，有些新的看法，提出来与方家和同仁们商讨。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尽量详细引述相关文献记载，以资分析鉴别。

按山都之名，首见于晋代。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枭阳国”曰：

郭璞云：“《周书》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掩其面’。……《大传》曰：‘《周书》成王时州靡国献之。’《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皆有此物(1)“交州南康郡深山皆有此物”，《尔雅释兽》作“交广及南康山中有之”，文义较容易理解。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犹《大荒》(《大荒南经》)说地有蜮人，人因号其山为蜮山，亦此类也。”

《山海经》的注释者袁珂按语曰：“《海内经》云：‘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可逃也。’即此。”(2)(晋)郭璞传，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十《海内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1页。

州靡国的地望不可考，郭璞把周代州靡国所献髴髴或赣巨人等同于南康郡的山都，不一定准确。但晋代有一种称为山都的土人应该是无疑的。有其他文献记载可证：

(晋)干宝《搜神记》载：

此条内容，又见(唐)徐坚《初学记》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引，内容基本相同，唯“庐江大山”作“庐陵大山”，“可长四五丈”作“可长四五尺”，“似魑魅鬼物”《太平寰宇记》作“亦鬼类也”。互相参校，“庐江”应是“庐陵”之误，“丈”应是“尺”之误。(4)分见《初学记》 卷八“州郡部·江南道第十”“山都木客”条，《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吉州》，皆引自《异物志》。《异物志》一类书籍，汉唐间颇为盛行，俱已佚失。关于庐陵山都，比较可能引自三国时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或初唐以前曹叔雅《庐陵异物志》。《搜神记》校注者汪绍楹在校记中已指出：“庐江”应当作“庐陵”，“四五丈”应当作“四五尺”。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虔州》引《异物志》亦云：

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之。种类甚疏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焉。

同书卷109《江南西道·吉州》亦引《异物志》云：

太和县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 裸身，见人便走避之。种类甚疏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

(宋)李昉《太平御览》引南朝刘宋邓德明《南康记》云：

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在深涧翻石觅虾蟹噉之。

同书又引南朝任昉《述异记》 曰：

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之。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坚鸟卵，高三尺许，内甚泽，五色显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身，罕覩其状。盖木客、山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佘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树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424)，县治民袁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谓二人曰：我处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时火起，合宅荡尽。(5)(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884，神鬼部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929页上。

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州初移长汀，长汀大树千余株……其树皆枫松，大径二三丈，高者三百尺，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其中者曰猪都，处其下者曰鸟都。人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妇人自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皆人首。尽能人言，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亦鬼之流也。三都皆在树窟宅，人都所居最华。”(7)(宋)乐史等：《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第2034-2035。所谓“山都木客丛萃其中”，据后文关于人都、猪都、鸟都的内容，只是山都而已。可见唐人已有将山都与木客混为一谈的情况。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引《会昌解颐录》亦云：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州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必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蝇。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6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0-2871页。《会昌解颐录》为唐代著作，不著撰人，今有陈尚君辑本。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15.14”记山萧(魈)“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与《会昌解颐录》记元自虚一家为萧老役虎所害颇同。又，“15.15”所言树居猪、人、鸟都，与牛肃据江东采访使所言之记汀州山都类同。

岭南也有山都，粤东潮州地区多见。《太平寰宇记》“潮州海阳县”云：

凤凰山一名翔凤山，有凤凰木，昔有爰居于此集，因名之。山多相思树，中有神，形如人，披发迅走。

同书“潮阳县”条云：

山都，神名，形如人，而披发迅走。(9)分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二·潮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35、3037页。

岭南道西部也有，李商隐任职桂州幕府时，作《异俗》二首，第二首前两联云：

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10)(唐)李商隐著、清朱鹤龄笺注、田松青点校：《李商隐诗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页。

李商隐作此诗时虽在桂林，但所述不必限定于桂林一带，应该是根据见闻概述整个岭南的特殊风俗。清人杨澜《临汀汇考》引述李商隐此诗“只是纵猪都”句，谓“唐时闽粤之峤所在多有。”(11)(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刻本，第46页。亦可证迄至唐代，山都在闽粤还是比较普遍的。

关于木客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人袁康的《越绝书》。该书卷8记载：

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邪，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12)(东汉)袁康著，吴平輯、乐祖谋点校：《越绝书》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水经注》亦载：

浙江又迳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谚云：勾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后人因以名地。”(13)(北魏)郦道元著、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卷四十“渐江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4-1255页。

这两处之“木客”，都是指春秋战国时越国以伐木为职业的一个群体，越王允常冢在浙东山阴县，今属绍兴市。浙东的“木客村”，就是“木客”聚居形成的村落。他们的族属属于越人无疑。其子孙世袭祖业，伐木为生，常居于高山峻岭之中，成为一个耕山伐木的群体，与外界接触甚少，久而久之，周边的人便以“木客”称之。

赣中和赣南一带，先秦时期也常见木客的活动。因为其时此区还很原始，森林密布，人迹罕至，又是吴、越势力范围，吴国和越国建造舟艚，常派木客来此伐木取材。《太平寰宇记》引邓德明《南康记》记春秋战国时吴国到雩都县伐木作龙舟的情形曰：

梓潭山，在县东南六十九里。《南康记》云：其山有大梓树，吴王令都尉萧武伐为龙舟艚，斫成而牵引不动。占云：“须童男女数十人为歌乐，乃当得下。”乃以童男女牵拽。艚没于潭中，男女皆溺。其后天晴朗净，仿佛若见人船焉。夜静，或闻潭中歌唱之声，因号梓潭焉。”(1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道六·虔州·雩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80页。

于都县还有樟潭山，直到汉代依然是舟艚用木的重要供应地。《太平寰宇记》记载：

樟潭山，在县东一百八十里。《南康记》云，汉有阿堤树于此潭边伐大樟树为龙舟艚，斫而出血，伐人并皆溺死，因号樟树潭。”(15)(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道六·虔州·雩都》，第2181页。

同书同卷又引《舆地志》专记赣县上洛山的木客：

又按《舆地志》云：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尝就民间饮酒为诗，云：酒尽君莫沽，壶顷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16)(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道六·虔州·赣县》，第2176页。

《太平御览》亦引《舆地志》此条记载，内容略有不同：

《舆地志》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行人遇其葬日，出酒食以设人。”(17)《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地部一三》“上洛山”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35页。

同书卷八百八十四又引邓德明《南康记》曰:

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峰，然后居之。能斫榜牵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去，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交语作市井。死皆知殡敛之，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抄，或藏石窠中。南康三营伐舡兵往说，亲睹葬所，舞倡之节虽异于世，听如风林泛响声，频(引者按：“频”字疑为“類”字之误。)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枋以装舟舰。木客乃献其榜，而不得见。(18)《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928页。

将山都与“木客”联系起来的记述，则有《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虔州》引《南康记》：

君山，在县(笔者注：即南康郡雩都县)东南三百八十五里。《南康记》云：其山奇丽鲜明，远若台榭，名曰娲宫，亦曰女姥石。山去盘固山北五十里。上有玉台，方广数十丈，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19)按此条(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2《江南西路·赣州》中亦载，文字略有异同。

按《南康记》的著者邓德明虽然是南朝时南康郡人，但其书关于山都、木客的记载，未必为邓氏亲见，也可能得自传闻，基本事实应该是有的，细节却可能在传闻中致讹。所谓“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可能是传闻石山中既有山都，又有木客，但“鼓吹之声”“舞唱之节”只属于木客，与山都无涉，邓氏误以为两者皆有此种情形。若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更是以讹传讹了。

关于木客会饮酒赋诗，还见于宋代苏轼的诗文。苏轼在赣南作的《虔州八境图》诗，有一首就谈到木客吟诗的事：

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20)(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卷16《虔州八境图·其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据苏轼友人赵令畤记载，“空山弄明月”句，是化用苏轼曾经听到的木客诗的诗意。据说，有一天夜里苏轼与好友黄庭坚等人在另一朋友家闲聊，大谈自己梦里所作的诗或记录下的仙鬼诗，其中有一首“木客诗”云：

酒尽君莫沽，壶干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21)(宋)赵令畤《侯鲭录》卷2：“东坡云：元祐三年(1088)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卷16《虔州八境图·其八》，第383页。

这首“木客诗”，又见录于清人编的《全唐诗》卷862，作者题为李公佐仆，与苏轼所录仅有一字之差：

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

诗前小注云：鄱阳山中有木客，秦时造阿房宫者，食木实得不死。时下山就民间取酒为诗云。(22)(清)曹寅等编：《全唐诗》卷862，李公佐仆：《木客》，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1988年，第2111页下。按李公佐是唐代小说家，字颛蒙，唐中后期人。宪宗元和年间曾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判官，题为其仆人写的这首《木客》诗，记述的是“鄱阳山中”木客的故事，鄱阳正是在江南西道辖境，大概就是宪宗元和年间听说的。不过，《全唐诗》卷862所录同样题为李公佐仆所作的另一首“留诗”，有句云：“苏子迹已往，颛蒙事可亲。”颛蒙是李公佐的字，苏子应指苏轼，则这首《木客》诗的作者未必就是李公佐仆，也可能是时代晚于苏轼的人据传闻所作。《全唐诗》把唐以后诗混为唐诗的情形并不罕见，不足为奇。但无论如何，综观此诗与苏轼的八镜台诗“山中木客解吟诗”之句，唐宋时江西境内广泛活动着木客，木客会饮酒吟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唐代木客的分布，还及于湖南南部。刘禹锡任职连州时，作了一首《莫猺歌》，前两联曰：

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23)(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巻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页。按“猺”字现在一般写作“瑶”，此处引文为存其原貌，因而未改，特此说明。

莫猺是盘瓠蛮自五溪地区向南迁徙途中，混杂了蜑人等成分后的族称。连州在湖南最南端，逾五岭便是岭南，东北越罗霄山脉便是赣南。故刘禹锡此诗，不但披露了湖南南部连州等地活动着木客的事实，还反映了木客与莫猺互通婚姻进行民族融合的情况。

综上，山都与木客两者，虽然都曾分布于赣、闽、粤乃至湖南、广西等南方山区，以深居高山密林为多，但彼此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木客”则是一个以伐木为业的山居民族。关于木客的身体特征，文献所见仅有“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等聊聊数语，但从其祖先是伐木的“楼船卒”，或牵挽“龙舟艚”的童男女，一向又从事伐木业来看，即使说不上体魄如何壮健，决不可能是身材矮小之辈。他们“形似人，语亦如人”，与周围人群差别不大；懂得以物易物的方式与周围人群“交市”，他们懂得鼓吹舞唱娱乐，还懂得饮酒赋诗，并有自己的丧葬习俗(25)木客“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抄，或藏石窠中”，这种葬俗，与武夷山所见古闽人或闽越人船棺葬类似，亦佐证木客属于越族一支。。可能因为长期受到歧视之故，他们不愿意与周围人群直接来往，但在必要时还是有一定的交往的，如丧葬时若有人巧遇，他们会热情地“出酒食以设人”；遇到他们认定的正义之师需要木材造舟船，他们慷慨地“献其榜”；酒兴发作而山中缺酒，他们会乘兴“下山就民间取酒”，甚至“就民间饮酒为诗”。他们的诗别有境界与情趣，以致苏轼誉之为“云外高人”。凡此，都说明“木客”这个群体，经济文化已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与原始落后的“山都”迥然有别。(26)同治《赣州府志》将“木客”置于卷60“人物志·仙释”，称其能“就民间饮酒赋诗，自称‘太上隐者’。山上有墨，可书”。而将“山都”“赣巨人”“魋君”等置于卷78“外志杂记”，分见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重印版，第1708页、第2344页。说明木客与山都性质不同，同治《赣州府志》的编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木客”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吴、越两国被征发的伐木者(27)同治《赣州府志》云：“木客，在兴国上洛山。自言秦时造阿房至此，因食木实得不死。”此说较不可靠，因为阿房宫在关中，不可能到万里之遥的赣南来伐木，况且关中一带亦未发现木客的踪迹。，有学者推断“两晋以降赣南和赣中一带的山都木客，可能就是先秦时期来此伐木不归的吴、越人(属吴越族)的后裔”(28)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第二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7页。。此论不适用于“山都”，若专就“木客”而言，不无道理，但是否确断为吴越族，还可斟酌，因为吴越国征发军队或工人伐木，非必限于吴、越国核心地区，也可以在边远地区如扬越族所居的赣地征发。越族、特别是吴越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闽族(29)卢美松曾论：“闽与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社会发展水平上闽不及越”，见氏著《闽中稽古》，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页。，故作为越族或吴越族后裔的“木客”有较高的文化(30)《水经注》所载“勾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春秋战国时最早的木客即能作“木客吟”，足证此族文化较高是有传统的。，是事出有因的。

有学者认为，山都与木客是同一个民族，因为两者居住在同一地区，又是聚居在一起；两者居住的特点相同，都是树居；两者身体特征相同，经济生活特点也相同都是深居密林，以伐木为业；而且文献记载往往是山都木客并称。(31)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收入氏著《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第117-118页。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我们认为，此论经不起推敲。首先，文献中虽然可以找到山都、木客活动于赣、闽、粤乃至湖南、广西等南方山区的记载，但并无两者“聚居在一起”的实证。其次，山都是树居，却非伐木者；木客是伐木者，却非树居，他们或居住于“自然石室如屋形”，或聚居成“木客村”。复次，如前所述，两者的身体特征和经济、文化生活都相差甚远。至于有的文献把山都木客并称，那是著者得自传闻，以讹传讹，未加鉴别造成的误解，已如前述。

唐代“莫徭”“婚姻通木客”，“木客”与“莫徭”已发生血缘与文化的融合。唐宋以降，“木客”与南方诸民族甚至南迁汉人的融合继续不断进行，不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渐渐消失于文献记载中。不难想象，在赣闽粤结合部，“木客”在民族融合进程中，成为后来形成的客家源流之一。换言之，“木客”也是客家先民之一。

但“山都”则未发生此等民族融合，只是不断被剿杀、被侵害而急剧减少，但似乎并未绝迹。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记汀州试院唐柏，“云有神”，但认为此神虽是“木魅”却“不为害”。此神颇类唐代汀州的山都或山魈。清人杨澜所谓“汀木客乃独脚鬼，见《集韵》。此为木魅，乃妖也，今尚有之，时时出作祸祟，搅扰人家，至令人不能堪，则赴上清宫求张天师驱除之。”(32)(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山鬼淫祠”，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刻本，第43页。说的其实是山都。至今闽西地区的“颙家”，据老人描绘，像猴，黑乎乎、毛绒绒，会食人，孩童调皮不听话时，老奶奶们常常提起以资吓唬，其实就是“山都”的别称(33)“颙家”的“颙”字，正确写法是上边一个巛字，下边一个禺字。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猴，居住在树上，其形状如猿。此即《山海经》中的狒狒：“其状如人，面长脣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俗呼之曰山都。”《尔雅·释兽》：“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而漳州市不少地方称为“山兜”或“仙都”的地名，如诏安金星乡、平和五寨镇、东山陈城镇、长泰枋洋镇、龙海榜山镇、港尾镇、漳浦旧镇、南靖梅林镇、靖城镇的山兜村；芗城区天宝镇、华安县仙都镇、漳浦马坪镇的仙都村等，(34)郭联志：《浅谈漳州地名的来源及其演变》，载闽台缘博物馆《闽台缘文史集刊》2016年第2期34页。都与山都有关。其实在当地方言中，“山兜”与“山都”同音，“仙都”是“山都”的雅化，亦读作“山都”。今华安县仙都镇的仙都墟，康熙《漳州府志》和康熙《龙溪县志》都记作“山都墟”(35)(清)魏荔彤修、蔡世远、陈元麟等纂：康熙《漳州府志》卷3 ，漳州市图书馆藏，康熙54年(1715)刻本，第563页；(清)江国栋修、陈元麟等纂：康熙《龙溪县志》卷2，漳州市图书馆藏，康熙56年(1717)刻本，第26页。；而今芗城区天宝镇的仙都村，乾隆《龙溪县志》记作“山兜社”(36)(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乾隆《龙溪县志》卷3，漳州市图书馆藏乾隆27年(1762)刻本，第10页。，就是明证。以“山兜”“山都”或“仙都”为地名，乃因该地历史上有“山都”居住或活动，也是“山都”跫音未远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