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明 郑勤华

【摘 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与体系，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命题，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需求。但这一需求在传统教育服务供给的境域下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随着我国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教育服务供给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由此带来了教育公平、高质量教育以及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变化。“基于互联网”成为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内生变量的新趋势，教育服务供给出现五大转型方向，包括：①供给主体的转型（由单一主体供给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供给）;②供给形态的转型（由固定的自上而下供给形态转向动态的协同分工供给形态）;③供给决策的转型（由“经验主义”的供给决策转向“数据驱动”的供给决策）;④供给模式的转型（由统一模式的学校教育供给转向时空灵活、消费驱动、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供给模式）;⑤供给监管的转型（由结果性供给监管转向基于数据的全流程供给监管）。未来，教育服务供给要实现快速转型可从基础规律、环境方法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加以协同推进，即：运用新知识观与新本体论指导快速转变供给方式，利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优化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以及创新与新时代的教育服务供给相匹配的制度设计。通过对互联网支持之下的教育服务供给变革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利于推进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信息空间;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服务供给;教育主要矛盾;高质量教育;在线教育;智能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1）12-0021-08

一、引言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有學上”的教育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我国教育公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教育需求日益高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国务院， 2021），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愿望正逐渐变成现实。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无法被忽略，因为它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方式。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失衡）而提出，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改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一般而言，国家、社会等为学习者提供的教与学等帮助都称为教育服务，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与体系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对支撑教育变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多次成为国家政策文件中的重点。《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40号）明确提出鼓励互联网企业、社会教育机构和不同阶段学校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国务院， 2015）;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技〔2018〕6号）指出要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助力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升级（教育部， 2018）;《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教发〔2019〕11号）提出精准把握和对接教育新需求。变革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有助于解决教育传统模式难以有效处理的难点堵点问题，拓展教育发展新空间（教育部， 2019）。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发展，技术的赋能作用加速推动着教育服务供给的转型升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基于新时代背景，从教育主要矛盾变化出发就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务供给变革的转型方向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展开探讨，期望能够助推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从教育主要矛盾变化看教育服务供给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员网， 2017）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新时期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教育领域概莫能外（人民网， 2018）。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向往更加迫切、需求更加多样化，教育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标准化、规模化的教育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所期待的灵活、多样、开放、优质、终身、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陈丽， 等， 2018）。这一教育主要矛盾基本支配着择校热、大班额、学区房等教育现象的出现与发展，实质上反映出教育主要矛盾变化之下教育服务供给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体现出教育服务供给的需求变化。当下，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为教育服务供给新需求的实现提供了新思路，为破除教育公平困境、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等难题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一）教育服务供给的教育公平需求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涉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经过党和国家的不懈努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教育的起点公平基本得到实现，教育公平正向实现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转变，这也是当下教育公平的新需求。长期以来，传统教育服务的低效供给甚至无效供给，导致教育公平的质量差距逐渐拉大，无法保证人人享有优质教育，主要体现在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方面。虽然现在我国教育资源供给总量丰富，但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发展仍有一定的差距，远未达到人民群众期待的教育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因此，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恰是教育服务供给的核心要义。

互联网技术的先发优势是实现这一核心要义的重要支撑力量。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的空间以及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向农村边远地区、薄弱学校进行输送，教师智力资源可以在区域间进行在线流转，线下的物理资源逐渐被盘活（如高校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企业科学教育实践基地、青少年科技馆等这些具有固定属性的物理资源能够为社会大众和有需要的学校所用），以解决校内物理资源供给的不足。此外，基于互联网，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可以建立有效且多样化的沟通平台和弹性的交互机制以实现协作互助，共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软资源”的供给上缩小教育差距，如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开展跨区域的教师研修、基于网络平台的协同备课、开展网络教研等活动。整体而言，互联网技术的特性能够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均衡配置，为教育公平的进一步推进创造了条件（徐继存， 2016），有望真正实现结果获得公平。

（二）教育服务供给的高质量教育需求

把脉当下中国教育，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是人民群众对教育不断向好发展的期待，即期待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目前，教育服务更多是基于学校的、班级的、标准化的和供给驱动的（陈丽， 等， 2021），导致无法为人民群众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突出表现为学校规模化教学与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主要是由学校教育的历史发展、功能定位和我国大班额的现实所决定的（冯晓英， 等， 2020），但本质上还是教育服务的供需结构失衡所导致的，比如泛化的教育服务供给与精准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低效的教育服务供给与新兴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等（冯晓英， 等， 2020）。

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教育服务供需之间逐渐变得相对平衡。教育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能够融通（如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市场化的优秀在线课程资源可能成为日常教学体系中的一部分），进而弥补了校内学习者对优质且个性化资源的渴望;线上线下有梯次、立体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逐步形成，丰富了学习者获得教育服务内容的渠道;选课走班、跨校组班等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出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这些穿越多种边界的高效率教育服务供给，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有更多的个性化选择，进而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正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所说：“孩子的成长需求是一生健康成长过程中的核心变量，教育服务供给及时甚至超前捕捉这个核心变量，使其转变为核心增量，这才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0）

（三）教育服务供给的终身学习需求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国务院， 2019）。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聚焦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教育部， 2021）。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服务供给除了服务国民教育体系外，还需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就当前教育的发展实际而言，体制机制不健全（如国家资历框架尚未建立）、制度保障不够（如学分认定，学习成果认证、累计与转换等仍然薄弱）、质量保障落后（如教育资源和服务的差异化，共享式、开放性供给不到位）等是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时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进入“十四五”，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重心逐渐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转向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吴遵民， 2020），体现的是从供给侧的终身教育转向需求侧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供给很大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我们要通过多元化、个性化、优质的教育服务供给满足全民终身学习、提升全民终身学习质量。

“互联网+”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能够对学习者的终身学习状况进行监测与分析，进而依据其实际需要，实现教育资源等教育服务内容的个性化供给。与此同时，通过监测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关键需求，能够及时掌握国家以及不同城市人力资源整体状况，准确发现学习者终身学习能力与产业调整发展的匹配程度，并反哺学校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上海政协， 2018），进而整合不同阶段的教育资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此外，借助互联网技术能够建立网络环境下的开放学习模式，加大应用优质在线开放课程的力度，建立跨区域的课程共享与学分认定制度，同时能够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以及职业经历等多种学习成果的认证、累计与转换，进而完善学分银行建设，充分发挥优质教育服务供给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带来的价值。

三、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务供给变革的转型方向

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以后，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内生变量，也越来越能适应教育服务供给需求的变化，助力推动教育转段升级。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务供给变革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支撑，目前其在供给主体、供给形态、供给决策、供给模式和供给监管五方面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见图1）。

（一）供给主体的转型：由单一主体供给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供给

长期以来，教育服务依赖于政府“一公独大”的单向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个性化教育需求（车富川， 等， 2017）。但是，“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空间的形成，知识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信息贡献草根化、信息生产众筹化、联结关系网络化等新特征（陈丽， 等， 2019），每一个个体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打破了由政府单一主体提供教育服务的局面。个人、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在线辅导机构、科研院校等通过互联网这一管道均能加入到教育服务的供给中，充分发挥多元供给主体的协同力量，为学习者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包含教育资源、教学环境和教学服务模式等在内的教育服务，由此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服务供给格局。比如：教育服务供给面向B端的代表麦课安全教育等;教育服务供给面向C端的代表英语流利说等;教育服务供给的草根代表（供给主体均为草根出身，是草根提供教育服务）可汗学院、邢帅教育等;教育服务供给的行业精英代表（供给主体均为各个行业优秀代表，是行业精英提供教育服务）途梦教育等。多元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加入，再结合政府配置的公共资源和市场配置的非公共资源，使得教育服务供给的内容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

（二）供给形态的转型：由固定的自上而下供给形态转向动态的协同分工供给形态

传统的教育服务供给形态一般是固定的，且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服务，学习者就消费什么样的教育服务，一定程度上未能全面考虑学习者对教育的消费需求。“互联网+教育”的推进改变了教育服务供给的内容、主体等，每一位学习者既成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也成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在互联网技术的赋能之下，学校的空间形态发生了改变，突破了围墙的限制，教育服务供给也突破了僵化且封闭的形态。多元主体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不同主体、组织、层级以及领域之间的对话也隨之加强，进而形成一种动态关联、高效互黏、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协同分工供给形态（李奕， 2015）。这种新型的教育服务供给形态能够及时了解学习者的教育消费需求并随之动态调整，同时以高度社会化协同分工的形式供给高品质的内容，比如有些企业专门提供信息化教育装备，有些企业专门研发教学软件工具，有些机构专门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有些团体专门提供平台运营服务等，强调专人做专事，尽可能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三）供给决策的转型：由“经验主义”的供给决策转向“数据驱动”的供给决策

决策主要依据小样本数据以及实践发展凝炼出来的经验是传统教育服务供给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当中隐含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数据的小样本以及决策者的经验与个人情感会导致决策一定程度上偏离客观诉求。因此，教育服务供给决策依据不仅来源于经验和个人情感，还要基于大量的客观数据。而今，互联网这个新空间能够让一切留痕，所有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过程数据甚至心理诉求印迹等都能够被全面、真实地采集，并且实时存储在网络云端，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建模等技术能够精准识别每一个个体的需求，从而提供精准的教育服务。这种转向是对当今教育创新发展的客观回应，也是新时代教育服务供给的客观诉求，极大地降低了依据小样本数据以及主观经验而做出的不确定性决策，缩小了多元主体提供教育服务的误差，增强了教育服务供给的精准性。比如：上海普陀区教育局在借鉴可汗学院、慕课平台等网络学习平台的基础上，建设了具有区域特色的“J课堂”网络学习平台。他们通过分析平台记录的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数据，为教师提供预习学情、重点信息和难点信息，进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决策，最终服务教师的精准化教与学生的个性化学。

（四）供给模式的转型：由统一模式的学校教育供给转向时空灵活、消费驱动、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供给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会改变教育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为破解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难题带来了新的思路，打破了统一模式的学校教育服务供给，逐渐形成了时空灵活、消费驱动、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

时空灵活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改变了教育服务供给的方式，即由线下供给转变为线上线下融合的供给，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基于一张网，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取相应的教育服务。典型的案例有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网易云课堂等平台支持的在线开放课程。

消费驱动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源自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及其对更加丰富、高质量的教育的需求。此时，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日益严重外溢，过去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服务、学习者就消费什么样的教育服务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教育需求，因此消费驱动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开始出现，其是以学习者真实的教育需求作为供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市中学生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是消费驱动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真实反映。该计划通过互联网将北京市优质的教师资源输送到通州、平谷、密云、怀柔、延庆、门头沟、房山、大兴8个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也称“教师走网”），为北京远郊地区有需求的学生进行网上一对一或者一对多（不超过10人）辅导，满足学生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缩小区域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陈玲， 等， 2017）。

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有赖于互联网新空间全面汇聚而来的数据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所奠定的基础，海量教育大数据的持续生成与更新支撑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形成。大数据可以记录学习者学习与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偏好等，因此，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构建学习者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模型，能够精准识别差异化的需求，进而精准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最终能够建立面向个体的精准的教育服务供给体系。反映这一模式的案例有基于大数据精准教学系统开展的精准教学、英语流利说的针对性口语评测等。

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形成是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既拓宽了教育服务供给主体提供教育服务的渠道，又丰富了教育服务供给的内容。这里的多元化指的是：第一，参与供给的主体多元;第二，提供的教育服务内容多元，不仅包括优质多样的教育资源，还包括新形态的教育服务等（如智能批改、网络直播形式等）。多元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与教育服务内容的同时出现，增加了学习者选择教育服务的机会，促进学习者的成长与成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教育辅导机构、互联网教育企业免费向全国大中小学生提供的自学资源、网络直播课程、点播课程、会议平台等能够充分反映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所带来的价值。

（五）供给监管的转型：由结果性供给监管转向基于数据的全流程供给监管

阶段性检查通常是传统教育服务供给监管的常用手段，难以实现对整个教育服务供给流程的监管。因此，一旦发现教育服务供给的结果出现问题就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去补救。“互联网+”时代，教育服务供给的每一个环节变得开放、公开与透明，并能产生诸多海量数据，客观的数据为实现教育服务供给的全流程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昊， 等， 2020）。通过“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伴随式采集数据可以实现动态的过程性监管，打破结果性监管带来的局限。在数据智能的赋能之下，进而能够精准定位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同时面对教育服务供给的大市场、大环境，动态更新的数据为包容审慎监管提供了便利。比如：通过数据的动态更新、融通共享以及对其进行挖掘分析，监管部门能够分类施策（采取约谈、建议、提醒、劝告等手段），对教育服务供给的企业、组织等主体进行监管，不必一刀切。其中，教育部教育APP备案与定期监测就是包容审慎监管最典型的案例。此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创新应用，有效整合各类信用数据，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能够强化教育服务供给的事中事后监管（如事中全面建立供给主体信用记录，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事后用好失信联合惩戒带来的监管“利器”等），及早发现甚至预判教育服务供给的不规范性、不合理性等，有效避免事后补救带来的损失。

四、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務供给变革的发展路径

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了教育研究问题的变化（陈丽， 等， 2018b）。教育服务供给是教育研究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域，实现科学化、精准化教育服务供给是教育研究的愿景（郑永和， 等， 2021），其转型升级与教育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教育服务供给如何实现快速转型，可以从基础规律、环境方法和制度创新等层面加以考虑，逐层突破，协同推进。

（一）运用新知识观与新本体论指导快速转变供给方式

人类社会由二元空间走向三元空间，知识观、知识的生成与进化等已发生改变。知识观的变化必将引发教育本体论的变化，联通主义成为“互联网+教育”的本体论（王志军， 等， 2019）。在新的知识观和新的教育本体论的指导下，知识能够群智协同生成与进化，每一个知识的贡献者在互联网中都能联结，进而形成不同密切程度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尤其是政府、学校应当树立全谱系网络化知识观，践行共建共享的联通思维和协同机制，为学习者提供多样的教育服务。其中，诸多互联网教育创新企业需要转换思维，借助群体智慧力量向C端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服务和内容。因为面向B端用户的互联网教育创新企业一旦涉及C端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供给，部分企业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保证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因此，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面向B端用户还是面向C端用户的互联网教育创新企业就需要以新知识观和新本体论为指导，开辟网络交流社区，让更多用户贡献自己的经验，并转化为个性化且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同时企业需要将重心放在运营、维护、促进联通等方面，实现长久的高质量教育服务供给。

（二）利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优化教育服务供给过程

“互联网+”时代，教育服务供给过程的优化需要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作为底层支持，进而强化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监管，同时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渠道，保证教育服务供给过程透明化。在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学习者的个人数据会源源不断地被搜集。教育服务供给转型升级需要维护教育生态的和谐稳定，而教育数据作为当前生态中的重要元素其泄露问题值得引起广泛关注。

1.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事前备案审批、事后行政处罚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应对互联网环境下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因此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强化事中与事后监管。

第一，鼓励监管部门建立信用分级监管机制，制定信用评分标准，采用行政部门表单收集、机构主动申报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抽查，公布信用评级结果，将此结果作为激励与惩戒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重要依据，并且要针对教育服务供给中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及时制定“黑白名单”，明确行业禁入内容和底线要求（曹培杰， 等， 2021）。第二，相关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在事中事后监管中的作用，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网络监管平台，畅通意见收集、问题举报、维权申诉的渠道，推动监管创新，进而努力做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

2. 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渠道

开放的网络环境为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提供了机会，使得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能提供服务，为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了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渠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或者学校可以向社会实行选择性数据开放，便于不同的主体获取相应的教育需求，进而精准提供教育服务。第二，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学校与社会进行联结，建立互惠的联通机制，使得学校的需求能够及时走向社会，社会的优质教育服务能够精准进入校园。第三，政府牵头搭建教育服务供给一体化平台，学校、学习者的所有教育需求均能够在该平台上进行发布，多元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进入平台依据需求为学校、学习者提供教育服务。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等多元供给主体在平台上均需进行实名认证，并提供权威的资信证明，防止不法商贩扰乱市场。第四，多元主体自身需要充分利用好微博、论坛、開放网站等平台，挖掘需求，实现并深化点对点进行服务供给。

3. 注重教育数据隐私保护

当前，教育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有着巨大的价值。但是，校外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提供教育服务时，用户数据储存在服务提供方，因此数据的隐私保护和伦理问题需要重视，可以从制度、技术、思想三个层面加以规范。

第一，制度层面。政府部门加快出台针对教育领域的数据隐私保护等标准规范，建立数据隐私泄露与信用等级联动机制（杨现民， 等， 2018），将数据隐私泄露行为与多元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信用等级进行联动。如若相关主体发生数据隐私泄露行为，则降低信用等级，并进行公示，严重者进入“黑名单”。第二，技术层面。“互联网+”时代，教育数据的来源变得多样，针对数据隐私保护的传统技术已经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因此需要创新研发数据发布、数据加密、数据脱敏等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数据隐私保护技术。第三，思想层面。多元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应当树立数据隐私保护意识，主动培养数据权意识，并且相关教育组织和机构等应当保持行业自律，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三）创新与新时代的教育服务供给相匹配的制度设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郑旭东， 等， 2018），教育服务供给的变革发展同样也需要制度改革与创新。互联网之所以能够破解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难题，不仅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其对教育制度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促进创新制度变革。当前，我国教育制度不够开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服务供给的转型升级，因此政府可以从顶层设计出发进行教育制度的革新。

第一，尽快厘清政府部门的职责边界，明确监管责任，划分职能权限，建立健全教育服务供给的准入机制、退出机制、筛选机制和评价机制。第二，利用互联网促进教育服务开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支持购买和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市场化优质在线课程，鼓励纳入日常教学体系、管理体系，比如在日常教学体系中学生可以选择社会优质的学科教学课程并计入学分。第三，建立健全“引进来”的政策制度，提升与国际知名教育科技企业合作供给的水平，在自适应评价、在线学习资源、智能环境、学习成果认证与学分互认等方面创新教育服务供给内容（郑旭东， 等， 2018）。第四，加速建立资源产权保护机制，推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比如：建立数字教材审查机制和数字教育资源审核机制，依托互联网技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形成权责明确的责任体系;建立健全优质教育资源奖励机制，对在资源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学校、教师等给予表扬，并可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保护并调动资源建设者的积极性等。第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拓宽投融资渠道、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大力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教育服务新业态。

五、结语

“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强，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的变化（教育部， 2021）。“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服务供给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创新发展引发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者以及教育研究者的共同关注。随着教育主要矛盾变化，新时代教育公平、高质量教育以及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变化倒逼教育服务供给转型升级。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教育服务供给的主体、形态、决策、监管、模式逐步转型。作为互联网推动教育变革创新发展的方向之一，教育服务供给的快速转型升级可从基础规律层、环境方法层和制度创新层三个方面着力，充分调动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供给。未来，随着“互联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保障、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权责分配、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迭代优化等真实性教育问题均需得到有效回答，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且优质的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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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4-27

定稿日期：2021-07-14

作者简介：郭利明，博士研究生;郑勤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100875）。

责任编辑 郝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