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栋荣，孙阳阳

(1.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2.山东大学，山东 威海 264209)

揆诸中国历史，第一次历史大变局乃“周秦”之变，即一场由周王朝“封建制”向秦汉“郡县制”更替的政制转型。这次“废封建、立郡县”的大转型不仅创制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秩序，而且经由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现了帝国体制与儒家礼教的互嵌与融合，遂为秦汉之制注入了一种“超稳定”的元素，使之成为知识人心中不朽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的“百代都行秦政法”[1]即是此意。职是之故，两千年的秦政最终屏蔽了国人的政治想象力，阻滞了他们追寻新制度的步履，使帝制中国长期处于守成主义的状态。

直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强烈冲击下，帝制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大变局。正是在因应这一变局的过程中，王朝的历史优越感渐次消弭，守成主义的政治禀赋被迫转向，有心者开始重新运思国家的未来，凭借本土和域外的思想资源，构建起具有规划色彩和行动力的强国愿景。

一、想象的大同社会与王朝守成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发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心声，其意是要告别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乱象，回归西周时期的礼制。“从周”，抑或说是期冀“三代之治”的再现，是儒家念兹在兹的政治理想，其尤要者彰显于他们关乎“大同社会”的想象。

《尚书·洪范》中所言之“大同”，原意指国君决疑之事取得了来自人神、上下各方的一致意见，臻至一种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