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兴

荀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但极其重要的思想家。对外政策学说是荀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误解，有必要加以澄清。

荀子对外政策学说中，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的是有关“兼人”的说法。“兼人”一词在《富国》篇出现一次，在《议兵》篇出现十三次。在《富国》篇中，荀子说：“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①下文将这句话简称为“仁人……又将兼人”句。本文所引《荀子》字句均出自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下文述及与引用《荀子》篇章均直接以篇名标示，特此说明。在《议兵》篇中，荀子讨论了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等三种兼人方法。这些论述中包含了荀子关于对外政策目标、方法和途径等基本问题的看法，需要放在荀子有关天下、国家、战争学说的背景下，予以正确解读。

国外一些学者倾向于把荀子看成对外扩张主义者，这是因其未能正确理解“仁人”“兼人”等概念而形成的误解。例如，佐藤将之（Masayuki Sato，下文简称佐藤）把“仁人”解释为“理想的世界统治者”，“指代像尧、舜、禹一样的圣王，可望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普通的或地方性的统治者”。关于如何成为世界统治者，佐藤认为，关键是具备“兼人”即“让其他人（通常是所有人）服从自己”②Masayuki Sato，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Ori ens Ext re mus，Vol.48，2009，p.48，p.50.这种特殊的能力，锤炼这种能力的方法则是礼义实践：“在荀子的理想中，世界统治者需要具备‘兼’即照顾自己国家所有人这种特殊能力，而具备这种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礼，所以荀子把兼和礼结合到一起了。而且，通过提出这个愿景，荀子认为，礼不仅是贵族和士大夫培养和修炼自己获得治理国家能力的最好方法，对于实际或理想的统治者，也是成为统治人类世界的圣王的最佳方法。”③Masayuki Sato，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Ori ens Ext re mus，Vol.48，2009，p.48，p.50.这样，“仁人”被理解成一个“世界统治者”，“兼人”被理解成一种通过个人道德修养而具备的能力，具备“兼人”这种能力的“仁人”能够登上世界统治者的宝座。如此解读之下，荀子不仅是一个扩张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依靠道德吸引力统治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扩张主义者。这完全曲解了荀子的对外政策学说。佐藤对自己的解释也感到困惑：“理论上，自我修养达到最高境界可以成为圣人。但不清楚的是，这个圣人能不能成为统治者。换句话说，对于修行者来说，什么程度的道德实践可以使得一个人变为统治者。”①Masayuki Sato，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Oriens Extremus，Vol.48，2009，p.51.这个困惑是没能正确理解荀子学说造成的。

亚伦·斯托内克（Aaron Stalnaker，下文称亚伦）对“仁人”“兼人”的解读虽与佐藤有所不同，但同样把荀子看成对外扩张主义者。在亚伦看来，荀子所说的“仁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统一的、等级分层的、公正的和仁慈的政体，为心怀感激的人民提供良好秩序和道德指引”②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这句中的“人民”不仅是属于“仁人”本国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人民。“荀子认为，当真正的秩序实现时，这个秩序将覆盖‘天下’，即文明人类的整个世界，把所有的中心国家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甚至一个共同体下。任何够不上这种世界政府的体制都是有缺陷的，不能成功地把所有人纳入保护之下就是最明显的缺陷。”③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这样，荀子所说的“仁人”被解读为一个努力追求世界统治者地位的人。关于如何得到这种地位，亚伦认为，“兼人”是必要的途径，荀子所谓“兼人”就是“兼并别国的暗示”④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如此解读，“仁人”就是一种通过兼并战争追求世界统治者地位的扩张主义者。尽管亚伦觉得，这种解释不符合儒家反对战争的基本特征，但仍倾向于认为，荀子所说的“仁人”一定是一个扰乱国际秩序稳定的统治者。“仁人”治下迅速崛起的国家，“将主要以间接但显著的方式给邻国带来压力。根据儒家限制侵略战争的学说，这种国家不会进攻邻国。尽管采取克制政策，这种崛起国家依然会震慑其他领导人的领土野心。首先，崛起国本身由于其军事和政治实力，不可能成为侵略的对象；其次，由于崛起国会对侵略国实施征伐，因此对国家间的掠夺行为构成抑制。这样，在荀子设想的世界上，由于其贸易和经济权力、有吸引力的政治或道德声誉、军事能力，崛起国即使不发动直接的进攻也会对相对较弱的国家形成竞争压力。在荀子看来，如果较弱的国家为增加自身实力胆敢攻击别国，他们将招致相邻圣王的毁灭和吞并”⑤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此种解读之下，荀子的对外政策学说就被涂上了必然扰乱国际秩序的扩张主义色彩。

澄清荀子的“兼人”学说，兼有思想史探讨和现实政治意义。国外一些学者研究“兼人”学说，并非仅仅出于思想史研究的旨趣，而是要探讨荀子学说的“当代政治文化含义”⑥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他们假定，荀子学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重大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受传统文化影响，荀子描述的理想世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持续地具有吸引力”⑦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如果这种理想影响当代政治文化的话，“根据定义，霸国权力远非完美，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国家的领导人很容易认为，自己可以而且应该取代霸主地位。很容易设想，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待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需要取代的有缺陷的霸主”⑧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Milit ary Eth ic s，2012，Vol.11，No.2，pp.109-110，p.107，p.110，pp.102-103，p.98，p.110，p.110.。按照这种思路，当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很多问题都会被涂上文明冲突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这种思路无助于客观认识荀子学说的原貌，且有害于构建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加以澄清十分必要。

本文将围绕“仁人……又将兼人”句的解释澄清“兼人”的含义。正确解读“仁人”是理解“兼人”学说的关键。本文首先根据荀子的天下学说讨论“仁人”的身份特征和利益目标；然后根据荀子的战争学说讨论“仁人”实现其利益目标的正确方法；进而根据荀子的国家学说讨论荀子为“兼人”设置的必要条件，指出“兼人”的本质是正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扩展。

一、“仁人”对外政策的目标

“仁人……又将兼人”句中，“仁人”指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仁慈的人，其基本含义是统治单个国家的明智的君主，即“明主”。在《王霸》篇中，荀子连续三次提到“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仁人”与“明主”同义。如何认识“仁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追求，是理解荀子对外政策学说的关键。如果这种“仁人”坚定地以追求统治世界为己任，那么，不管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还是运用道义吸引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仁人”都一定是扩张主义者，“兼人”则是扩张的方法或结果。因此，必须澄清，在对外政策方面，荀子所说的“仁人”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在理想的世界里，统治天下是理想的世界统治者（所谓“天子”）的职责之一。天子的任务是“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王制》）。政治上，“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君道》）。军备管制方面，“定三革，偃五兵”（《儒效》）。国际经济和人员往来方面，“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儒效》），“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这是荀子设想的理想的世界秩序图景。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荀子所说的天下不是地理或空间意义上的天下，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但是，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不是一个世界国家，而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类似今天称之为国际社会的东西①中国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被布尔确认为国际社会。见［英］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荀子的天下与布尔的国际社会都是由国家组成的，但这两个概念存在着诸多重大区别，此处不展开。；天子也不是一个世界政府的首脑，而是一个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的首脑。例如，根据荀子的论述，在经济交往方面，理想的世界里不存在阻碍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的东西（所谓“跨天下而无蕲”），但各国的国门、关禁（所谓“外阖”）是存在的。作为各国君主的诸侯各自都承担着国家统治者的职责：“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王制》）因此，荀子设想的天下，是一个国家并列的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世界国家或世界帝国。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方面，所谓“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正论》）的意思是，并非世界上所有的个人都是天子的臣民，臣服于天子的仅仅是各国的君主。而且，在礼制上，尽管天子享有更尊贵的待遇，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天子与诸侯的地位是一样的。所谓“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富国》），正可说明天子与诸侯地位的区别和一致。作为国君，在服饰方面，他们都可享用“裷”，但衣冕的颜色有所不同，天子享有更高的待遇。在国家机构规模上，天子之国大于诸侯之国，所谓“天子千官，诸侯百官”（《正论》），但它们都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

由上可知，在理想的世界里，即使拥有天子头衔，其基本身份仍然是一国之君。这种拥有天子头衔的君主与其他诸侯一样有自己的“境内”（“天下之宗室也……令不行于境内。”《正论》），可能受到其他诸侯的入侵和攻击（“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正论》），很明显，与其他诸侯一样，天子也是一个需要依靠自身的实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诸侯。因此，在理想的世界里，与普通诸侯一样，统治天下的天子的基本任务是妥善管理本国事务、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这是令其他诸侯臣服，维护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秩序的基础。

在历史中，荀子所设想的理想世界是很难出现的，即使出现也是很难维持的。理想的天下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据天子职位的“圣人”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很难有这种具备圣人品质并据有天子地位的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正论》）因此，即使获得了天子的名号，名义上占据天子的地位，如果不具有圣人的品质，也不能恰当地履行天子的职责。“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正论》）这种不能号令诸侯的天子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这样的天下也只是徒具天下之名而无天下之实。

在现实世界中，“仁人”的首要任务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维护本国的安全和自身的地位，而不是追求统治世界的理想。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国家的生存和君主的地位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由此可见，在荀子看来，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就一定会招致敌国的入侵，国家就一定会陷于灭亡的命运。对于国家统治者来说，能正确地治理国家，让自己的国家处于安全之中，君位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光荣的职位；不能正确地统治国家，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君位就会是一个极其危险、充满耻辱的岗位。“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王霸》）一旦国家灭亡，原本万民之首的君主很可能“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王霸》）。如桀、纣等亡国之君则“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仲尼》）。忘掉现实的危险而追求看起来美好的理想，这样的君主一定不是明智的。

因此，作为明智统治者的“仁人”，不能以争夺天下为理想，而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的善治，避免国家灭亡的危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自身地位的稳固才是“明主”应有的理想。为此，政治上，自觉约束自身言行，重用端诚信全的君子：“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富国》）正确地用人是国家成败兴亡的关键。“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儒效》）只要用人得当、治国有道，则国家无论大小，“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富国》）；用人不当，治国无道，“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仲尼》）。经济发展和军事准备方面，“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富国》）。外交上，“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珪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富国》）。

尽管明智的统治者不能以统治天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也不拒绝承担统治天下的重任。在特定条件下，“仁人”可以登上天子的宝座，成为世界统治者。“圣王没，有势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正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王制》）

这里，荀子为“仁人”取得天子地位设置了严格的条件。第一，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能令行天下的天子，或者，即使存在一个继承了天子之位的所谓天子，但由于这个有名位的天子不具有号令诸侯的能力，天下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君”的状态；第二，“仁人”享有崇高的声望，其治下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登上天子的宝座是众望所归；第三，存在着一个为害天下的暴国，这种暴国的统治者完全丧失了本国人民的信任，处于“独夫”的地位；第四，具备在完全不伤害本国和敌国无辜民众的前提下消灭暴君的实力。塑造这些条件主要靠的是“修政其所”，取得天下的方式不是“往行之”而是“天下归之”。这四个条件必须全部具备，“仁人”才能成为天子。照此推理，如果不存在所谓足以危害天下的暴国，“仁人”就没有取得天下的理由；即使存在这种暴国，但清除这种暴君必然涉及伤害无罪之民，“仁人”即使有能力战胜暴国，也不能发动战争。在荀子的设想中，真正的明主“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仲尼》）。

实际上，天下不是一个可以争夺的东西。“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正论》）天下之所以不可夺，还因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正论》）努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才是明主的本分。试图以武力或道德吸引力获得天子职位绝非明智之举。

概言之，在荀子看来，“仁人”或“明主”的首要任务是，遵循正确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路线，实现国家的安全和自身地位的稳固，让自己的国家“安于盘石，寿于旗翼”（《富国》）。一旦国家安全和自身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则“王者之事毕矣”（《议兵》）。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不应是“仁人”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另一方面，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仁人”应积极努力地做好准备，积累政治和军事实力，必要时有能力在“必不伤害无罪之民”的前提下铲除为害天下的暴君。如此可实现“天下归之”，但显然不是有意争夺天下的结果。

二、达成对外政策目标的方法

“仁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的丛林世界中，必须拥有强大的自卫战争实力，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统治者个人的地位。仅仅依靠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威信是不行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是自己努力的事情，自己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则是别人的事情，所谓“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非十二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仁人”需要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战争实力，慎重地使用战争手段。妥善地处理好对外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灾祸，是正确运用实力的关键。针对不同的对象，综合运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确方法。

“仁人”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仁人……又将兼人”句中的“兼”字，指的是一种战争行为，作为名词则指战争的后果。从语义上看，兼、并同义，都指通过战争吞并别国的领土和人民。“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议兵》）齐之并宋，燕之并齐，指的都是实际发生过的战争事件。即使是荀子强烈推荐的“以德兼人”，“兼”也是一种战争行为①荀子“以德兼人”的思想与孟子“以德服人”的思想有相同之处，但区别更加明显。二者都强调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都反对暴政，但孟子的思想含较多空想意味。例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焦循著：《孟子正义》，载《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30—131页）荀子强调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不赞成“王不待大”这样的说法。孟、荀战争学说的异同值得进一步研究。。“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议兵》）“辟门除涂，以迎吾入”的主语显然是敌国民众，且敌国民众欢迎的是进“入”本国领土的“仁人”之兵；“因其民，袭其处”，主语是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的军队；而且，“兼人”者通过“立法施令”对别国进行统治。因此，“兼”的意思是通过战争占领别国领土、统治别国人民，此点无疑问。荀子显然不是反对而是高度赞扬这样的战争：“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以德兼人者王”（《议兵》）。

对于暴国之君，仁义道德毫无作用，非以战争手段除之不可。需要清除的暴君具有这样的特征：“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王霸》）“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猒。事之弥顺，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挠腘，若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富国》）这种暴国之君，无信无义，贪得无厌，达成的协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妥协退让只会助燃暴君的欲火，非以武力除之不可。战争的本质正是铲除这种暴君：“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议兵》）

但荀子并不主张无条件地对这种暴国发动战争。即使面对暴国的压迫和欺凌，在暴国尚未彻底腐朽之前，若暂时没有能力彻底清除暴害，则仍需忍辱负重：“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随也①杨柳桥的解释：“天下被暴国所威胁，就亲善我所不愿意亲善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之下，就是天天同桀王共事同行，也无妨于我可以成为帝尧。”见杨柳桥：《荀子诂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39页。。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随，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②楼宇烈对该句的解释是：“建立功名的关键、造成国家存亡安危的原因，必定在于当国家强盛的时候你的志向立在什么支点上。”见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第163—164页。这句话意在强调：君主在国家不够强大之前需要忍辱负重，但重点是要保持明白、诚恳之心，积极向上，积累力量，以待禁暴除恶之日到来。。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王制》）在具备充分自卫的实力之前，违心地与暴君共事，这是“仁人”为保持国家生存和自身安全不得不接受的屈辱。

对于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运用外交手段寻求和平共处之道。即使是荀子鄙视的“盗兵”、“末世之兵”，也不是“仁人”的作战对象。所谓盗兵，指的是“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议兵》）；荀子斥当时“兵强海内，威行诸侯”的秦国之兵为“末世之兵”（《议兵》。看来荀子是把盗兵和末世之兵之类看成是霸国之兵，而霸国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正常交往的。与无信无义、唯利之求的暴国之君不同，这类国家统治者的特征是：“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王霸》）为此，“仁人”需要得力的外交人才从事增信释疑、和平解决争端：“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君道》）简言之，“仁人”必须通过外交方法寻求与霸国和平共处而避免与这类国家发生战争。实际上，荀子概念体系中的霸国并非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恃强凌弱的霸道国家。荀子所说的霸国执行“存亡继绝，卫弱禁暴”的对外政策，因“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王制》）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拥护。这种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强大的实力，“天下莫之敢当”（《王霸》）。当然，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家的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霸国随时可能变成暴国或做出暴国的行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充实自身的实力做好最坏的打算在任何场合都是必要的。

对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仁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避免介入战争：“殷之日，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③楼宇烈对该句的解释：“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去偏袒哪一方，也不参与联盟活动，要按兵不动，看那些暴国自相争斗。”见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第165页。。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王制》）即使有能力战胜别国或有机会从战争中获利，也绝不参与争霸战争。所谓“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仲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不仅是出于尊重人类生命的考虑，更重要的理由是保存实力：“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王制》）简言之，“仁人”不可逞强，不可结怨，甚至不可扶弱抑强以维护国际道义，一切行为都应以保存实力为准则。

综上可知，“仁人……又将兼人”句中，“兼”字意指兼并战争，而不是什么世界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也不是惩罚或制止别国侵略的手段。在荀子学说中，“仁人”的兼并战争对象仅限于暴国，且必须在具备足以制服暴国能力时才能发动战争；对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仁人”需执行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不可参与争霸战争。换句话说，“仁人”不是依靠仁义道德或个人修养而成为天下统治者，也不可为制止别国侵略或维护国际秩序而陷入战争。为维护本国独立和安全，“仁人”需要积极备战，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审慎避战。由此可见，荀子的“兼人”学说既非空想主义亦非必然扰乱国际秩序的潜在的扩张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审慎的治国方略。

三、“兼人”的本质是正义治理模式的扩展

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规模和品质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国的物资供应和兵源数量，领土的规模和地理结构本身也是军事实力的要素之一，充实军事实力必然要求一定的领土规模。如果“仁人”统治的是一个领土和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为更好地保障本国安全，在适当条件下，扩大本国的领土规模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但不可盲目轻率地对外扩张。

“兼人”的基础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所谓国家，荀子认为，国家由人民、土地和政权构成，所谓“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致士》）。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看，政权（道、法）是统治国家的工具，人民和土地则共同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志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仁人”，必须积极地发展本国各方面实力，这对于初始领土规模很小的国家尤其必要。因此，荀子认为，“仁人”必须正确地“用国”，在“持其有”的基础上“兼人”。

从荀子的国家学说来看，所谓正确地“用国”，包括两项递进的任务，首先是通过“隆礼尊贤”①所谓“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让贤能君子得到重用，其次是通过这些贤能君子实施礼义、刑政制度。“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致士》）这里的道、法分别指礼义、刑政，二者合称为政：“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而君子则是士的一部分：“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王霸》），君子指的是“士”中的“贤士”。因此，所谓正确地“用国”，核心任务是任用德才兼备的君子治理国家，而道、法，或礼义、刑政，或广义上的政，则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统治者治理国家所用的工具。所以说，君主的最优先任务是“论一相”（《王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王霸》）。在选贤任能的事情上，“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如果君子得不到重用、礼义刑政制度得不到正确落实，“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

本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能维护既有领土的完整和人民对统治者的忠诚。“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致士》）人民的忠诚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领土的规模也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主要因素，“仁人”需“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富国》）。土地和人民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用国”之“仁人”之首要任务是以善政维持人民的忠诚和领土的完整。

通过正确地“用国”，在“持其有”的基础上，“仁人”可实施“兼人”。“兼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合并别国人民。佐藤采用的英译把“兼人”译成“让人民服从自己”①佐藤把“仁人……又将兼人”句译为：Hence，if a Man of Benevolence makes use of land，he not only maintains what he already possessed（i.e.the land），but（his rule）also comprises man（i.e.the people adhere to him）。Masayuki Sato，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Oriens Extr emus，2009，Vol.48，p.48.。亚伦也说：“荀子使用的兼和并这两个动词，意思都是‘合并’进一个统一的实体，其对象是人民而不是土地。”而“又将兼人”则被译成“（仁人）也将团结人民”（he will unite people）②Aaron Stalnaker，Xunzi"s Moral Analysis of War and Some of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our nal o f Mil itar y Eth ic s，2012，Vol.11，No.2，p.109.。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从荀子使用“兼人”一词的语境看，“兼人”必然地包括兼并别国的土地：“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议兵》）无论采取哪一种“兼人”的方法，“得地”都是“兼人”的结果，区别在于“得地”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决定“得地”而益强的关键是“凝人”：“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议兵》）由此可以看出，在荀子看来，“仁人”不仅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正确地“用国”，即实施良善的治理，还要在兼并得来的地方正确地“用国”，如此才能成就王者之大业。即使在军事上具备兼并别国领土的能力，但不能对兼并的土地实行有效的治理，兼并得到的地方还是会丧失，国家的实力不仅不能增加反而会削弱，这是荀子从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例如，公元前286年，齐国经过数次进攻消灭了宋国，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齐能并宋”（《议兵》）。宋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宋王偃暴虐……统治阶级内部也因争夺权利而分崩离析”③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0，395—397，401页。。但是，齐国却并不是出于铲除暴政而是出于争夺土地的动机攻打宋国的。在灭亡宋国之后，魏、秦等国都加入了分赃的行列，齐国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却招致了别国的憎恨。齐国灭宋仅仅一年之后，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就率领赵、秦、韩、魏、燕五国军队攻打齐国，公元前284年，乐毅率军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出逃，后被杀④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0，395—397，401页。。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燕能并齐”（《议兵》）。燕国同样没有实施有效的统治赢得齐国人民的拥护。攻占齐都五年后，公元前279年，燕将骑劫代替乐毅，“对齐的降兵滥施劓刑，还挖掘城外的坟墓，焚烧尸体，激起齐国人民的强烈反抗”⑤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0，395—397，401页。。齐人在田单的率领下打败了燕军，收复了失地。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田单夺之”（《议兵》）。这些事例充分证明了在兼并土地上实施善治的重要性。

实现本国善治、维护本国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才是国家生存和统治地位稳固的关键，“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议兵》）。除了内部条件，还有外部条件需要满足。只有在外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仁人”才可以实施“兼人”：“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制之。”（《富国》）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仁人”首先要确保自己国家的善治、安全，在此基础上，当别国因战争或内乱陷入混乱、危险，不能保住其领土人民的情况下，才能把别国的土地、人民并入本国。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把本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之下的地方，即使用今天的国际法规则来衡量，这种领土取得方式属于对无主地的先占，是合法的。或者，在铲除暴国之君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对暴国的领土和人民实施统治，实际上是对敌国领土行使占领权，这在现代国际法上也是合法的。这种想法在荀子所处的时代也是现实的：“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君道》）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是，荀子把那些治理无方、民不聊生的国家看成是面临“废易遂亡”（《正论》）危险的国家，这种国家在荀子看来，“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君道》）。无论如何，在针对这类国家的兼并中，即使涉及武力的使用，荀子同样要求“必不伤害无罪之民”（《正论》），且被占领土人民愿意接受和欢迎这种兼并。被占领土人民欢迎“仁人”的统治，“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议兵》）。仁者之兵的到来，“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议兵》）。因此，荀子并未主张一种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而是允许在本国得到善治、战争胜利，或邻国出现混乱、本国统治受欢迎等内外条件下扩展本国的治理模式，“兼人”的本质是正义治理模式的扩展。

结论

“仁人……又将兼人”句中，“仁人”指的是一个明智的国家统治者。在荀子看来，作为一国统治者，“仁人”的首要职责是维护本国的安全，而不是追求天子的名号或世界统治者的地位。在天下无君、暴国危害天下、有能力清除暴君而不伤害无辜军民等条件下，“仁人”可以除天下之害而为天子。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仁人”需要隆礼尊贤、施行仁政、发展经济、积累军事实力、积极备战。“兼人”的“兼”，指的是需要积极准备的兼并战争。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需奉行审慎、中立的对外政策，避免卷入战事；“仁人”的作战对象仅限于暴国，并且，只有在具备充足能力清除暴君时才能开战。“兼人”的“人”指的是别国的领土和人民。在别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时，或战胜暴国的情况下，“仁人”可以兼并别国土地和人民，其本质是扩展本国善治的范围，造福别国人民。由此可见，荀子的“兼人”学说，既反对天下永久太平的空洞理想，也反对盲目冲动的对外侵略扩张，还反对卷入任何争霸战争或其他不正义战争，可以说是理性的；清醒地认识到暴国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战争的必要性和军事实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是现实的。这是一种理性而现实的对外政策学说。

只有在准确理解荀子学说要义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才能得出荀子政治哲学对于处理当代事务的启示。在荀子所处“亡国乱君相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时代，通过“兼人”以提升国家实力、必要时铲除暴国之君，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荀子为“仁人”之“兼人”设置了严格的条件：本国得到有效治理、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存在为害天下的暴国、不可伤害无罪之民（包括敌方无辜的军事人员）①现代战争法力图限制战争对平民等人口的影响和战争的残酷程度，但并不试图限制交战方对军事人员的伤害。荀子给出的战争规则更为严格：“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议兵》）攻击团结一致的敌国军、民势必导致交战双方军、民的大量伤亡，荀子反对这种攻击。。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否存在荀子设想的为害天下的暴国呢？即使有这样的国家，有意统一天下的国家是否有能力在绝不伤害无罪之民的前提下打败这种暴国呢？仅仅考虑核武器存在和可能使用的事实，也无法想象一场兼并天下的战争发生②尽管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在当代事实上并未完全被摒弃，但“战争能服务的政治目标的范围变得更窄了，诉诸战争的成本变得更大了”。［英］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影印本，第187页。大国之间相互吞并的战争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按照荀子的学说，实践正确的治国理政原则，为本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环境，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在合作共赢中实现世界和平和繁荣，才是“仁人”值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