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去世，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并序》（以下简称为“颜《诔》”）以表达悼念之情。作品流溢着对陶渊明的无限哀思，其文辞醇美简古，风格雄深雅健，令人回味无穷。而作为《昭明文选》中的经典名篇①参见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它也是记述陶渊明生平事迹和个人品节第一篇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诔中称陶渊明“心好异书，性乐酒德”②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91页。，对“性乐酒德”，我们无须赘言，但对“心好异书”，又如何解释？陶渊明喜欢的“异书”是什么书？对此，古今学者极少有正面的阐述。实际上，这句话可能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密码，破解这个密码，对我们了解中古时期的文献流传乃至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人关于“异书”的诸多理念

古人对颜延之所言“好异书”偶有引述，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古人对其所谓“异书”的理解。例如：

1.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③苏轼：《乞赙赠刘季孙状》，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8—989页。

2.吾友李节之性好异书，自国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镌冢刻及稗官言，无不综览。④陈继儒：《陈眉公集》卷5《皇明世说新语序》，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3.北魏常景性好异书，尝有《删正博物志》，惜不得见耳。①茅元仪：《野航史话》卷2，明末刻本。

4.性好异书，自汗青、油素以至金石之文，断烟断楮，在千里内外者，无所不购致。②缪昌期：《内兄李贯之先生七十寿序》，《从野堂存稿》卷3，明崇祯十年刻本。

5.董谒性好异书，见辄题掌，还家，以片箨写之。③顾起元：《说略》卷18《冥契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9页。

例1“古文石刻”属于异书；例2国史、郡史、家史、山镌冢刻和稗官小说都属于异书；例3《博物志》一类的志怪属于异书；例4奇异的古简、书画和金石文字，均属于异书；例5则专指奇异的书法、书体。至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认为：“颜延之在诔文里说他‘心好异书’，不过从他的诗里看，所谓‘异书’主要的不过是《山海经》之类。”④朱光潜：《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11页。《隋书·经籍志二》：“《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⑤⑥⑩ 魏征等：《隋书》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984，987页。“《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⑥魏征等：《隋书》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984，987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流观《山海图》。”⑦《陶渊明集》卷4，《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96页。此书之《陶渊明集》系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之影印本。由此可知，陶渊明所读《山海经》就是郭璞（276—324）的图赞本。这是晋宋时代的流行读物，颜延之所谓“异书”恐非此类。

无论如何，上举各例以及朱光潜的解释，已经彰显了古人所谓“异书”的一般意义，这在中古时代也符合读书人的一般认知。首先是五经之外的书。《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下》：

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至十岁，便能属文。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⑧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8页。

江夏王在市里街巷购买的图籍，就是五经之外的书。唐刘知几《史通》卷10内篇《杂述》曰：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史氏流别，殊途并。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0“内篇《杂述》第三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277页。

“夏禹敷土，实著《山经》”说的是《山海经》，而《隋书·经籍志二》也有类似的但更为清晰的表述：“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⑩魏征等：《隋书》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984，987页。《山海经》在汉代即受到高度的重视。如刘歆《上〈山海经〉表》所言：“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⑪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7—478，478页。尽管如此，其流传范围仍然十分有限。而至魏晋时代，思想的多元化才使得《山海经》成为常见之书。郭璞《注山海经叙》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⑫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7—478，478页。在郭璞注本出现以后，《山海经》流传益广，所以不可能是颜氏所谓“异书”。“五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邹氏传》和《春秋夹氏传》；“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刘知几总结了我国古代史家著述的传统，将“史氏流别”分为十类，其所谓“周、孔之章句”是指经学著作，“迁、固之纪传”是指正史著作。在他看来，前两类著作如同“一月之光”，而“别录”“异书”之类则是“众星之明”，前者虽然重要，但后者对扩大知识面也是颇有益处的。江夏王暗中在民间购买异书，原因在此。类似的情况如《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思道传》所载：

（思道）聪爽俊辩，通侻不羁。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①李延寿：《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思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5页。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记康僧会：

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②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

又《南史》卷49《刘怀珍传》附《刘峻传》：

齐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标。自以少时未开悟，晚更厉精，明慧过人。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③李延寿：《南史》，第1219页。“闻有异书，必往祈借”，又作“更求异书”。见姚思廉：《梁书》卷50《刘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01页。

这些有关“异书”的记载，均足以表明这些正统经学以外的书籍对学术和文化的重要意义，其存在显示了文化的多元性，实际上对经学具有辅翼的作用。

其次是符合上述一般意义的原则且流传较少因而也比较稀见的书。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50《自叙》云：

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案《别录》《艺文志》，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者。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江表书籍，通同不具。昔欲诣京师索奇异，而正值大乱，半道而还，每自叹恨……事平，洪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55—687页。

显然，在葛洪的心目中，正经、诸史、百家之书均非“异书”，而道教中鲜为人知的秘籍则属于“异书”的范畴。《抱朴子内篇》卷19《遐览》记述道书、符箓、仙药和变化等四类秘籍，其中道书类最为详尽，数量也最多，葛洪对此解释说：“《遐览》者，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⑤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9《遐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1—338页。至于西晋时代他去京城洛阳寻访的“异书”，则不是仙道之书，而是经学和正史以外的稀见之书。《北史》卷84《孝行列传·王颁传》附《王頍传》：

弟頍，字景文。年数岁而江陵亡，同诸兄入关。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昼夜不倦，遂读《左传》《礼》《易》《诗》《书》，乃叹曰：“书无不可读者。”勤学累载，遂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解缀文，善谈话。年三十，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每有议决，多頍所为。性识甄明，精力不倦，好读诸子，遍记异书，以博物称。⑥李延寿：《北史》，第2835—2836页。

这里所说的“异书”，乃是经书和子书之外的博物之书。《周书》卷34《裴宽传》附《裴汉传》说“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⑦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98页。，显然亦非常见之书。有时，中古时代所谓“异书”是指与众不同、举世罕见的杰作。《全梁文》卷56刘之遴《与刘孝标书》：

间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铅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俦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虽复子野调声，寄知音于后世；文信构览，悬百金于当时，居然无以相尚。自非沉郁澹雅之思，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吾尝闻为之者劳，观之者逸，足下已劳于精力，宜令吾见异书。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281页。

刘之遴所谓“异书”，是对刘孝标《类苑》的赞美。这是一部类书。《隋书·经籍志三》：“《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②魏征等：《隋书》卷34，第1009页。这部重要类书的问世，不仅是刘孝标辛勤劳作、闭志经年的结晶，而且与其“闻有异书，必往祈借”（参见前引《南史·刘峻传》）的求书欲以及由此形成的渊博学识有密切关系。

但是，经学之注疏类著作和某些经书的特殊本子，有时也称为“异书”，这是特例。《北史》卷36《薛辩传》附《薛冑传》：

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③李延寿：《北史》，第1329页

这里提到的“异书”，极可能是指经学注疏一类著作，“便晓其义”以及下文的表述可以为证。又如《隋书·经籍志》所言：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④魏征等：《隋书》卷32，第908页。

这里说的“异书”可能就是民间所藏经书的特殊写本。

总之，中古士人所说的“异书”通常是指经学、正史乃至子书以外的书籍，是非主流文化的呈现。但是，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辨析和甄别。

二、从《陶渊明集》看陶渊明“性好异书”的真相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结合陶渊明的阅读史及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书目，揭示其“性好异书”的真相。

陶诗的用典频率可以局部反映陶渊明的读书情况。对此，朱自清曾依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作过统计：“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⑤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三），《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68页。大体上，陶渊明读书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⑥《陶渊明集》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70，55，58页。《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⑦《陶渊明集》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70，55，58页。而陶渊明读书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以诸子著作为核心的。至于陶渊明读书的第三个阶段，则以史部文献为主。《赠羊长史》：“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⑧《陶渊明集》卷2，《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47页。《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⑨《陶渊明集》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70，55，58页。《读史述》九章序：“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⑩《陶渊明集》卷4，《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136页。在这一阶段他还广泛涉猎了经书、子书和正史三类之外的其他书籍。《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的叙述颇为真切：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①《陶渊明集》卷5，《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96页。

《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隋书·经籍志二》：“《穆天子传》六卷，《汲冢书》，郭璞注。”②魏征等：《隋书》卷33，第964页。可见陶渊明所读《穆天子传》也是郭璞注本。但以上涉及的书均属于常见之书。

《四八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读书以及当时社会某些文献的流传情况。《四八目》又名《圣贤群辅录》，是陶渊明撰写的一部读史札记。但自乾隆皇帝发布其“睿鉴指示”③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陶渊明集》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73—1274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圣贤群辅录》二卷”，第1160页。开始，世人便视《四八目》为伪托赝作，近现代学者大都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和四库馆臣的观点，基本上将《四八目》屏弃于陶渊明研究的视野之外④如逯钦立《读陶管见》六《陶渊明诗文的再审定》，《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1期，后收入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7—280页。。1966年9月，潘重规（1908—2003）在《新亚学术年刊》第七期发表了《圣贤群辅录新笺》一文，不仅批驳了“睿鉴指示”的错误，而且与陶渊明诗文相印证，考定《四八目》确实出自陶渊明之手笔。《四八目》凡69条⑤《陶渊明集》卷9、卷10，《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165—219页。，采用“合本子注体”⑥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陈寅恪《支敏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分别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9—187页；《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5—180页。，由正文和子注和合而成。我们根据其第4—19条的陶渊明自注，将其所涉及的文献及征引的次数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列举如下：

1.经部：《尚书》（2次），《尚书大传》（3次），《尚书郑玄注》（1次），《毛诗》（1次），《左传》（7次），《论语》（7次），《论语包氏注》（1次），凡7种；

2.史部：《春秋后语》（1次），《国语贾逵注》（1次），《战国策》（1次），《史记》（4次），《汉书》（8次），《后汉书》（8次），司马彪《续汉书》（4次），张璠《汉纪》（2次），《晋纪》（1次），《晋书》（1次），《魏书》（1次），张勃《吴录》（1次），《京兆旧事》（1次），《周氏谱》（1次），《荀氏谱》（1次），《崔氏谱》（1次），《三辅决录》（3次），嵇康《高士传》（2次），皇甫谧《逸士传》（1次），皇甫谧《高士传》（1次），袁宏《竹林七贤传》（1次），戴逵《竹林七贤传》（1次），孙统《竹林七贤传赞》（1次），《汝南先贤传》（1次），《济北英贤传》（1次），《三君八俊录》（1次），凡26种；

3.子部：《尸子》（3次），《文子》（1次），《孔丛子》（1次），凡3种；

4.集部：《楚辞·七谏》（1次），张衡《东京赋》（1次），孔融佚文（1次），吴质《答东阿王书》）（1次），邯郸淳《纪碑》（1次），魏文帝《令》（1次），魏明帝《甄表状》（26次），刘琨《重赠卢谌》（1次），董京佚诗（1次），左思《二唐兄弟赞》（1次），张载《登成都白菟楼》（1次），《善文》（2次），杜元凯《女戒》（1次），凡13种。

以上共计49种文献，也没有“异书”的迹象。

以下是《四八目》第1—3条原文（序号为笔者所加）：

1．明由晓升级宋均曰：级，等差也，政所先后也。必育受税俗宋均曰：受赋税及徭役，所宜施为也。成博受古诸宋均曰：古诸侯职等也。陨丘⑦宋本校记：“丘，一作立。”受延嬉宋均曰：延，长，嬉，兴也，主受此录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天所生也；出洛，地所生也。

2．金提⑧宋本校记：“提，一作堤。”主化俗宋均曰：为民除灾害也。鸟明主建福宋均曰：福利民也。视默主灾恶宋均曰：为民除灾恶也。纪通为中职宋均曰：为田主，主内职也。仲起为海陆宋均曰：主平地兼统海也。阳侯①宋本校记：“侯，一作使。”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②宋本校记：“一本‘俱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宓戏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3．风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决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箓宋均曰：箓，天教命也。五圣受道级宋均曰：级，次序也。知命受纠俗宋均曰：纠，正也。窥纪受变复宋均曰：有祸变能补复也。地典受州络宋均曰：络，维络也。力墨受准斥宋均曰：准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黄帝七辅。州选举翼佐帝德。

自燧人四佐至七辅，见《论语摘辅象》。③《陶渊明集》卷9，《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165—166页。

最后一句是陶渊明的说明文字，据此可知，此三条均来自《论语摘辅象》一书。

《论语摘辅象》是纬书，属于《论语纬》（又称《论语谶》）之一。宋均是曹魏时期著名的谶纬学家。《四八目》以上三条征引“宋均曰”云云，凡19处，足见陶渊明对其著作的熟悉。《隋书·经籍志一》：“《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④魏征等：《隋书》卷32，第940页。而据《旧唐书·经籍志上》，《易纬》9卷、《诗纬》10卷、《礼纬》3卷、《乐纬》3卷、《春秋纬》38卷、《论语纬》10卷和《孝经纬》5卷，均有宋均注本⑤刘昫等：《旧唐书》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2页。。所谓纬书，就是谶纬之书，“谶”即征验，通常是指特殊的自然或者社会现象；而“纬”与“经”紧密相关，正如论者所言，“以谶解经甚或经谶互释，是谶纬的又一个基本特质”，“在汉代，经学本身就是受制并服务于政治的文化思想；而谶纬依托经学而生，用经谶互释的思想方法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⑥张峰屹：《谶纬的性征及其起源时代》，《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23日第15版。。清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引汪师韩《韩门缀学》云：

至谶与纬异，而《唐志》有《论语纬》十卷，则谶亦称纬。谶有十，其可举者，曰《论语比考谶》《论语撰考谶》《论语阴嬉谶》《论语纠滑谶》《论语摘辅象谶》《论语素王受命谶》《论语崇爵谶》《论语摘衰圣承进谶》，尚有二者之名不知也。⑦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卷下，稿本。

古代的纬书主要包括“七纬”，即《易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和《尚书纬》。《论语纬》属于“七纬”之外的纬书，已经亡佚，其佚文见于明孙瑴《古微书》、杨乔岳《纬书》，清殷元正《集纬》、黄奭《通纬》、赵在翰《七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乔松年《纬捃》以及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等等。

纬书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魏宋均注《乐纬叶图征》：

宫者君之象，人有君，然后万物成气，有黄钟之宫，然后万物调，所以始正天下也。⑧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在这里，宫=君=万物，黄钟之宫=万物=天下。类似的表述方式在《汉书·五行志》中比比皆是，如关于海昏侯刘贺的记载：

昭帝时，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⑨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6页。

其表达逻辑是：熊入宫=危亡象=卒失国。这种思维或者表达方式不仅多见于纬书，也屡见于陶渊明的涉及晋宋易代的作品，兹举三例于下。

1.《述酒》

案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3，此诗题下有云：

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诸本如此，误。”黄庭坚曰：“《述酒》一篇盖阙，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①《陶渊明集》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73，76—77页。

前二句，是陶渊明所作诗序，所谓“宋本”是指北宋的宋庠本《陶渊明集》，“此篇与题非本意”是说就内容而言，作品诗不对题，因为诗中无酒；而所引黄庭坚之言，也表达了对这首诗的困惑。但作为杰出的诗人，黄庭坚的直觉是正确的，他认为此诗“似是读异书所作”，具有合理的内核。对《述酒》诗，古今研究者一般视为晋恭帝零陵王哀诗。宋汤汉曰：“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

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覆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②汤汉：《陶靖节先生诗》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355—360页。王叔岷曰：“案司马氏出重黎之后，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汤氏以‘重离’为‘重黎’，古氏谓‘重离喻君’，二者均有关。”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8页。其所引古氏之说，见古直：《陶靖节诗笺》，台北：广文书局，1999年，第96页。诗中有“重离照南陆”“朱公练九齿”二句，对“重离”句，汤汉注曰：“司马氏出重黎之后，此言晋室南渡，国虽未末，而势之分崩久矣。”“朱公”句，汤汉注曰：“朱公者，陶也。”在这里，重离=重黎=司马氏，朱公=陶朱公=陶渊明。因为此诗涉及晋宋易代之后发生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故陶渊明隐讳其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2.《饮酒》二十首其十八（“子云性嗜酒”）

对于此诗，宋人汤汉注云：“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③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351页。古直注：

《汉书·扬雄传赞》曰：“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此诗首四句即隐括赞语，靖节以雄自况者亦在此。《汉书·董仲舒传》：“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此诗末四句本此。盖《法言》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姚信《士纬》曰：“扬子云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朴子》曰：“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盖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节称为仁者，亦当时之笃论矣。班固赞雄“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此岂肯言伐国者哉？不言伐国，从容朝隐，以希柳下之风，显默之际，窅乎远矣。靖节所以赞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④古直：《陶靖节诗笺》，第93页。

也就是说，扬雄在其《法言》中，曾暗中以柳下惠自比，突出自己的朝隐之风与道德追求，而陶渊明也以柳下惠比扬雄，称之为“仁者”，可谓深知其用心，同时，陶公又以扬雄自比，表达个人的仰慕情怀和不凡心志。这种同构关系就是：柳下惠=扬雄=陶渊明。这种表达方式与《述酒》诗也是完全一致的。

3.《蜡日》⑤《陶渊明集》卷3，《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73，76—77页。

就诗题而言，这应当是一首描写蜡日的诗，但是，诗中并没有关于蜡日节俗的描写。也就是说，《蜡日》诗无蜡是其基本特征，正如《述酒》诗中无酒一样。这是本诗的难点之一，而末句“章山有奇歌”尤其令人困惑。逯钦立指出：

章山，鄣山，即石门山。《水经注》二十九：“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8页。

逯氏发掘的文献是可靠的。与此说不同，潘重规提出“章山”就是“商山”，潘氏云：

商、章古声同。《说文》：“商，从冏，章省声。”《汉书·律历志》上：“商之为言章也。”《风俗通·声音》引刘歆《钟律书》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匡谬正俗》七：“或问曰：‘今市井之人谓算科量度为章估，有何义？’答曰：‘《周书·费誓》云：“我商赍汝。”孔安国云：“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则商字旧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即商估也。”是商、章同音，本可通用。②潘重规：《陶渊明〈蜡日〉诗解》，《国文月刊》第五十期，吕叔湘等编，1946年12月，本文简称为“潘文”。此文后收入潘重规：《陶诗析疑》，《清华学报》1968年新7卷第1期。

在此基础上，杨勇进一步补正说：

又陶公《四八目》“八厨”：“少府东莱曲城王商，字伯仪。”自注云：“海内贤智王伯仪。《后汉书》作王章。”是亦商、章字通之证。章山有奇歌，即商山四皓歌。③杨勇：《陶渊明集校笺》卷3，香港：吴兴记书局，1971年，第183页。

所谓“自注”，即陶公《四八目》之自注。潘文称“此诗章山，盖即商山；以一字未了，致使全诗皆晦”，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由此秦汉之际的高士“商山四皓”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由此可知，所谓“章山”，就是指商山，所谓“奇歌”，就是指四皓唱的歌（见下文所引《高士传》）。《陶渊明集》卷9《四八目》“商山四皓”条：

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陈留襄邑人。常居园中，故号园公。见《陈留志》。绮里季。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人。隐居修道。号夏黄公。见《崔氏谱》。甪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并河内轵人。”见《汉书》及皇甫谧《高士传》。④《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185页。

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条：

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⑤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条，《四部备要》第4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页。

依逯钦立之说，匡庐之章山就在浔阳，这属于常识问题，而“章山”作为商山的代名词，则属于学问级别的问题，这是诗人在掉书袋。实际上，只有用人们熟知的“章山”这个名词（“章”“商”相通），才能使诗人隐居的南山（庐山）与“四皓”隐居的商山发生关联，诗人如此表达的内在逻辑是：南山=章山=商山。颜延之《陶征士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⑥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791页。邓小军指出：“颜《诔》‘南岳之幽居者’，‘南岳’用渊明《述酒》‘南岳无馀云’，及《饮酒》其五‘悠然见南山’，‘幽居’用渊明《答庞参军》‘我实幽居士’，及《答庞参军并序》‘乐是幽居’。”见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第89页。《宋书》卷93《隐逸列传》：“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⑦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0页。故此种表达方式正凸显了诗人的隐者风范。同时，面对时代的风云巨变，诗人只能采取隐晦的写作策略，以“章山”为纽带连接“南山”和“商山”，以南山比商山，以四皓自比，通过对“四皓”的歌咏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情绪和绝不与刘宋王朝合作的政治态度。这是《蜡日》诗无蜡的深层原因，也是“章山有奇歌”的深隐背景。

倘若我们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对以上三首诗加以抽绎，就可以发现一种“A=B=C”的表达方式，即表露A，浅藏B，深藏C，而C是真正的用意之所在。这是一种纬书式的思想表达和文学书写方式。再如《礼纬》之《礼斗威仪》：

人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海出明珠。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曼竹常生。

人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则福草生于庙中。

人君乘火而王，政颂平，则南海翰八丈狐。①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第83页。

在这里，“A=B=C”的关系被倒置了，但其逻辑思维的方式并未改变。从数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等量传递的关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颜延之所谓“心好异书”，乃是陶渊明“心好纬书”的隐语呢？

三、纬书的政治内涵与“心好异书”隐语的产生

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职此之故，颜延之就绝不会公开说陶公“心好纬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一“《易乾凿度》二卷”：

右旧题苍颉修古籀文，郑氏注。按唐《四库书目》有郑玄注《书》《诗纬》，及有宋均注《易纬》，而无此书。其中多有不可晓者，独九宫之法颇明。昔通儒谓纬书伪起哀、平，光武既以谶立，故笃信之。陋儒阿世，学者甚众。郑玄、何休以之通经，曹褒以之定礼。历代革命之际，莫不引谶为符瑞，故桓谭、张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坚之后，其学殆绝。使其尚存，犹不足保，况此又非真也。②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因此，纬书在中古时代的传播时断时续，不绝如缕，其存在有实际的政治和文化需要，但这种需要又时刻受到限制。对多数君王而言，用过了谶纬，即开始废止谶纬，不许他人再用③傅咸《桑树赋》序：“世祖昔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中云：“惟皇晋之基命，爱于斯而发祥。”世祖即晋武帝司马炎。而陆机《桑赋》、潘尼《桑树赋》亦皆歌咏此种晋朝龙兴之祥瑞。但《晋书》卷3《武帝纪》载泰始三年（282）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见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974年，第56页。事实上，桑树作为晋朝祥瑞故实，陶渊明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的。《拟古》九首其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古直注：“案此首追痛司马休之之败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之为晋宗室之重，故以桑起兴也。”见古直：《陶靖节诗笺》，第113—114页。，因此，在刘裕登基的前夕，傅亮可以为“长星竞天”而欢呼④沈约：《宋书》卷43《傅亮传》，第1337页；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30“人事感天”条，陈垣：《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03页。，而在刘宋政权稳固之后，何承天则大肆渲染其禁止谶纬的意旨⑤何承天的相关言论，见沈约：《宋书》，第231页。。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梁元帝江陵焚书，纬书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又如《魏书》卷7上《高祖纪第七上》载：

九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⑥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4页。

《隋书·经籍志一》：

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①魏征等：《隋书》卷32，第941页。

这里详述了谶纬之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揭示了其被“严加禁断”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这类书籍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舆论工具。《河图》《洛书》是天命帝王的象征，是记载将要改朝换代的预言，而所谓符命、瑞应、符应、瑞命乃是“易代之征”，刘勰《文心雕龙》卷2《正纬第四》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论析：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皙，而《钩谶》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擿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箓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9—31页。

显然，刘勰对纬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纬书违反了真实性的原则，属于“伎数之士”的胡编乱造，并指出“其伪有四”。但是，他又指出，某些纬书“辞富膏腴”，虽然“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上举陶渊明三首诗的纬书式的文学书写，为此说提供了可信的例证。其实，刘勰列举纬书记载的“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又何尝不是一种奇幻的文学想象！至于对纬书在逻辑表达方面的揣摩和观察，更显示了陶渊明超越时代的文化眼光。而《搜神后记》的创作③《隋书·经籍志二》：“《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魏征等：《隋书》卷33，第980页。关于《搜神后记》作者为陶渊明之问题，参见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更足以彰显陶渊明的多元文化选择，在此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的驱使下，陶渊明读纬就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从《四八目》援引的《论语摘辅象》来看，陶渊明对古代辅佐君王的贤哲是非常推崇的，如“燧人四佐”“伏羲六佐”以及“黄帝七辅”之类，对于纬书有关易代的祥瑞的记载，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纬书的内容通常是比较驳杂的，其所记载的内容和思想也常常超出经史子集的范围。1905年，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作《谶纬论》，从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与格物六个方面论述了谶纬的意义和价值，并作了深刻的总结：

若夫情由性生，仁从爱起，以敬胜怠，以义强躬。渐兰、渐鲍，证孔门“习远”之言；太素、太初，近老氏“真空”之旨。凡兹粹语，足辅九流……殷、周绝学，赖此可窥。及夫胪幽明之序，穷祸福之源，以五常法五行，以八风象八卦。九州咸有其分星，五纬或凭以推日。或以灾祥验行事，或以星象示废兴……亦复说邻荒谬，语类矫诬。此尹敏所由致疑，而君山所由耻习也。然敬天明鬼，实为古学之滥觞；以元统君，足儆后王之失德。是则汉崇谶学，虽近诬民，而隋禁纬书，亦为蔑古。学术兴替，不可不察也。若夫网罗散失，参稽异同，掇宋均之《注》，萃郗萌之书，删彼芜词，独标精旨，庶天文、历谱，备存《七略》之遗；《钩命》、《援神》，不附《六经》之列，则校理秘文，掇拾坠简，殆亦稽古者所乐闻，而博物家所不废者与？④刘师培：《仪征刘申叔遗书》，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4190—4191页。

所谓“网罗散失，参稽异同”，所谓“稽古者”“博物家”，陶渊明皆足以当之。陶渊明在《四八目》之末总结说：

凡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盖尽于此矣。汉称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两客、鲁二儒，史并失其名。夫操行之难，而姓名翳然，所以抚卷长慨，不能已已者也。①《陶渊明集》卷10，《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218—219页。

“故老所传”属于口述史②《四八目》云：“右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于故老。”“右河东八裴，琅邪八王，闻之于故老。”“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称五世盛德，闻之于故老。”又陶渊明《连雨独饮》诗：“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咏二疏》诗：“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可见陶渊明平生与“故老”接触颇多。《陶渊明集》，《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216页、第217页、第218页、第41页、第93页。，陶渊明亦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如此对某些纬书中的历史信息，他自然也不会忽略。

实际上，在晋宋时代庐山地区的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中，经、纬是并行不悖的。《宋书》卷93《隐逸列传》：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③沈约：《宋书》，第2280页。

范宁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平生以儒学著称，但其教授门徒，是经、纬并授，而非仅尊《五经》。《五经》是儒家之书，《纬》（与《五经》相配的《五纬》）、《候》（《尚书中候》，属于《尚书纬》之一）则是纬书。《莲社高贤传》：

周续之……十二，诣范宁受业，通《五经》《五纬》，时号“十经童子”。④无名氏：《莲社高贤传》，《丛书集成初编》第335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页。

陶渊明与周续之有交往。《陶渊明集》卷2《示周掾祖谢》诗：

负痾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⑤《陶渊明集》，《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36页。

萧统《陶渊明传》亦载：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⑥《陶渊明集》附录，《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231—232页。

陶渊明的这首诗谈及三位青年学者在浔阳城北讲《礼》校书一事，显然他和周续之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在学术上他们相互之间也就很可能发生某些影响。由此可知，尽管谶纬之学已被朝廷禁绝，却在暗中悄然流行于以庐山为中心的浔阳地区。在庐山地区如此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中，熟读传统经典的陶渊明自然也就偏爱纬书。潘文论《四八目》云：

陶公自为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酣饮赋诗，以乐其志。”其诗云：“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乃至颜延之诔谓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足知陶公平居治学之勤……其集中《感士不遇赋》《读史述》诸篇，皆由读书尚友之精神孕育而成，而《四八目》则其尚友古人，读书札录之一斑也……盖读书不多，则见理不透，气度不弘，感情亦不能深厚笃至。故真正之文学家，绝非空腹高心之辈所能望其项背者也。⑦潘重规：《圣贤群辅录新笺》，《新亚学术年刊》1966年第7期。

“真正之文学家”，也必然是真正的学问家，必然具有“读书尚友之精神”，而读书广博，见理深透，气度恢宏，感情笃厚，正是陶渊明的突出特点。潘氏此论极为精审，足以发明陶公之深心和雅趣。

其实，不仅仅是陶渊明，颜延之也是爱读纬书的，他对纬书也非常熟悉。以下是《文选》中颜延之作品的片段和李善的注文（黑体）：

1.《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1）晷纬昭应，山渎效灵。《说文》曰：“晷，日影也；纬，五星也。”《易乾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栗。”山，五岳也。渎，四渎也。效灵，山出器车、渎出图书之类。

（2）春官联事，苍灵奉涂。《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苍曰灵府。”①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46，第645—647页。

2.《阳给事诔并序》

贞不常祐，义有必甄。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②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57，第789，790—793页。

3.《陶征士诔并序》

（1）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春秋运斗枢》曰：“椒桂连，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

（2）遭壤以穿，旋葬而窆。《河图考钩》曰：“有壤者可穿。”《礼记》：“孔子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说文》曰：“窆，葬下棺也。”③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57，第789，790—793页。

4.《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用集宝命，仰陟天机。谓文帝即位也。《尚书》曰：“用集大命。”又曰：“无坠天之降宝命。”天机，喻帝位也。《尚书考灵耀》曰：“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为此玑。”④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58，第797页。

5.《赭白马赋》

（1）实有腾光吐图，畴德瑞圣之符焉。《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七十载，修坛河、洛，仲月辛日，礼备。至于日稷，荣光出河，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吐甲图。”宋均曰：“稷，侧也。”

（2）昔帝轩陟位，飞黄服皂。《春秋命历序》曰：“帝轩受图雒授历。”

（3）精曜协从，灵物咸秩。协，合也。《论语撰考谶》曰：“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书》曰：“龟筮协从。”又曰：“咸秩无文。”秩，序也。

（4）将使紫燕骈衡，绿虵卫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则马有紫燕、兰池。”……《尚书中候》曰：“龙马，赤文绿色。”郑玄曰：“赤文而绿地也。”

（5）惟德动天，神物仪兮。《尚书》：“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春秋合诚图》曰：“黄帝先致白狐白虎，诸神物乃下。”……禀灵月驷，祖云螭兮。《春秋考异记》云：“地生月精为马。”⑤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卷14，第203—207页。

李善注引用的《易乾凿度》，属于《易纬》之一；《尚书帝命验》《尚书考灵耀》《尚书中候》和郑玄《尚书纬注》，属于《尚书纬》；《春秋运斗枢》《春秋命历序》《春秋考异记》和《春秋合诚图》，属于《春秋纬》；《论语撰考谶》，属于《论语纬》之一，见清乔松年《纬攟》卷10⑥乔松年：《纬攟》，清光绪三年强恕堂刻本。；《河图考钩》属于《河图纬》九篇之一，见《纬攟》卷11，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卷上引汪师韩《韩门缀学》称“今考《河图》九篇，具见《选注》，曰《括地象》，曰《帝览嬉》，曰《帝通纪》，曰《著命》，曰《闿包受》，曰《会昌符》，曰《龙文》，曰《玉版》，曰《考钩》，其数相符”。李善还引用了《尚书》和《礼记》，由此揭示了颜延之经纬兼容的治学特点。尽管李注未必都很精确，但也足以表明颜氏平生谙熟纬书之客观事实。《宋书》卷93《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⑦沈约：《宋书》，第2288页。

显而易见，“心好异书，性乐酒德”乃是陶渊明和颜延之的共同特点，其深厚的交谊当与此不无关系。而颜氏以此八字品陶，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写照？

其实，在中古时代，用“异书”代指纬书，颜《诔》可能不是孤例。我们读梁元帝《金楼子》卷2《聚书篇》第六：

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得州民朱澹远送异书。又于长沙寺经藏，就京公写得四部……法书，初得韦护军叡饷数卷，次又殷贞子钧饷。尔后又遣范普市得法书，又使潘菩提市得法书，并是二王书也……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①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5—517，531，619页。

梁元帝详述其四十年聚书之始末，涉及经史子集乃至佛典、法书等等，基本都是经典图籍。值得注意的是“又得州民朱澹远送异书”一句，这与上文其他关于图书来源的表述迥然不同，因而在全文中显得非常突兀、孤立，这些“异书”显然是其所聚主流图籍以外的东西。关于朱澹远其人，许逸民发掘出这样一些信息：“《隋书·经籍志三》：‘《语对》十卷，朱澹远撰。《丽语》十卷，朱澹远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语丽》十卷，梁湘东王功曹参军朱澹远撰。采摭书语之丽者，为四十门’，‘澹远又有《语对》一卷，不传。’”②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5—517，531，619页。案《四库全书总目》卷135“《事类赋》三十卷”条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是为偶句隶事之始。”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144—1145页；参见魏征等：《隋书》，第1008页。既然朱澹远曾经是自己的功曹参军，既然他是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梁元帝缘何称他为“州民”？此“州民”进奉的又是何种“异书”？文中对此均没有说明。梁元帝博学多识，藏书甚富，其在文化上的包容力是很强的。《金楼子》卷2《说蕃》第八：

刘辅，性矜严，有盛名。深沉，好经书，善说《京氏易》，论集经传及图谶文作《五经通论》，儒者得以明事，世号之曰《沛王通论》。明帝甚敬之，赏赐恩宠加异。数访问以事。④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5—517，531，619页。

刘辅是光武帝刘秀之子，其平生笃好经书，也研习纬书，是一位经纬兼工的学者⑤事见范晔《后汉书》卷42《沛献王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7页。，这当然与乃父对谶纬的推重有关。而梁元帝对刘辅的推崇，足以表明其学术和文化态度。从这些情况看，朱澹远的这批“异书”可能就是纬书，但以梁元帝的政治身份，毕竟不便公开个人收藏纬书的事实。倘若此种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无疑为我们关于颜《诔》“性好异书”的解说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古之通儒皆不废纬书。清人马国翰在评论《论语比考谶》时说：“此书言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见五老人，相谓《河图》将来，告帝期，五老化为流星，上入昴云云。又言孔子欲居九夷，从凤嬉，颇近荒怪，然如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陶潜取之。黄帝九牧，《周礼》《礼记》序并取之。古之通儒于此书未尝废置，其醇其驳，分别观之可已。”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05页。在马氏看来，陶渊明正是一位“古之通儒”。然而，他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其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这种情况彰显了陶公对纬书的深入研究和细密体察。而陶公嗜纬，正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的表述，也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颜、陶之深厚友谊是建立在心有同嗜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饮酒赋诗，还是诵经读纬。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乃至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都是密不可分的。“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⑦《陶渊明集》卷1，《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19页。这就是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