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琴

甲申国变后，南明诸王分立。遗民志士坚守故国疆土已难挽大明王朝之残烛。海外几社①郭秋显指出：“海外几社是以抗清遗民所组成之文社，而且结于海上，乱离东南岛屿之间，可谓明末清初极为特殊之文社。”（郭秋显：《海外几社诗史研究：以陈、夏及海外几社三子抗清完节为主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续甬上耆旧诗》载：“徐都御史闇公，几社长老也。从亡海外，复为几社之集，曰尚书卢公若腾、曰都御史沈公佺期，皆闽同安人；曰尚书张公煌言、曰光禄卿陈公士京，俱浙鄞人；曰都御史曹公从龙，则云间人，别称曰‘海外几社六子’。”（全祖望辑选撰，沈善洪审定，方祖猷、魏得良等点校：《续甬上耆旧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台湾诗乘》载：“闇公寓居海上，曾与张尚书煌言、卢尚书若腾、沈都御史佺期、曹都御史从龙、陈光禄士京为诗社，互相唱和，时称海外几社六子，而闇公为之领袖。”（连横：《台湾诗乘》，《台湾文献类编·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7辑，第1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5页）从海外几社成员的抗清历程看，海外几社成员所留寓之“海外”，是相对于内陆而言，应指当时清廷统治以外的闽、浙、粤东南沿海岛屿，主要包括浙江舟山群岛、福建金厦海岛以及台湾岛。其中，又以台湾岛最为特殊（参见袁韵：《徐孚远与几社的创立与传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在坚持几社救亡图存宗旨的基础上，以劲节拓荒之志和务实尚本的实践品格，跨越华夏内陆视野，抗清版图从大陆延展向东南海岛，进而迁往台湾地区。面对狂风巨浪与荒野榛莽的海岛，海外几社深刻体会海上抗清的悲壮与怆痛。他们在悲剧性的海洋书写中寄寓浓厚的民生忧患意识、遗民身份意识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审美认知，启发我们深刻思考人与海之间的思辨关系。受海洋宽广壮阔、包容万象的精神熏陶，海外几社的心境姿态逐渐由矢志抗清、羁旅悲愁转向旷达隐逸的乡土文化。因此，他们的文学书写心境也由悲壮愁闷转向静观豁达。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跨海传播开创了一条特殊的文化地理轨迹。海外几社一脉既是郑氏集团反抗清朝统治、治理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华夏文化的传播者。清代以来，台湾海战文学、乡愁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发展以及传统文教制度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与海外几社的积极影响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目前，学术界对海外几社的关注，大多是以单个成员为研究对象，仅台湾郭秋显《海外几社诗史研究：以陈、夏及海外几社三子抗清完节为主轴》，对海外几社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海外几社离散书写的意义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和拓展。

一、海外几社对几社家国情怀的继承与发扬

几社与海外几社，在践行社团宗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几社是明末著名的文学社团。几社之“几”，源自《易·系辞上》：“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①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卷7，台北：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1年，第335页。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②杜登春：《社事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因此名为“几社”。几社成员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杜麟徵、周立勋、彭宾等，以传承、复兴古学，追求实学用世为办社宗旨。由于明末国运日衰，政局剧变，几社成员逐渐从立社之初以学术研究、实学用世为重的宗旨，转向讲求忠义气节和救亡图存。甲申国变后，几社成员极力关注国事和政局，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竭尽全力反抗清朝统治。“他们会文的事情，一变而为革命的豪举。”③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夏允彝、陈子龙和夏完淳先后在救亡中殉身。“选择死节的忠义之士在殉国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完成了个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而选择存活于世的遗民，却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和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余生的价值，俾能无愧于破亡的国家与死难的亲友。此生命价值的追寻，也就是用有限的生命来创造无限的意义，以企古人所谓的‘不朽’。”④谢明阳：《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年，第12页。几社成员殉国救亡的忠义气节和英雄气概，进一步激励徐孚远对家国情怀、民族意识和遗民身份价值的深刻思考。

徐孚远（1599—1665）以“宁全发而死，必不去发而生”⑤陈乃乾、陈洙纂辑：《明徐闇公先生孚远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1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1—22页。的劲节拓荒精神，南下福建，在厦门、金门，召集张煌言、卢若腾、沈佺期、陈士京、曹从龙等闽浙抗清遗民，成立“海外几社”，又称“海外几社六子”。海外几社漂泊、留寓闽、浙、粤及台湾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的活动空间处于当时清廷尚未收复的范围，明确标举对于清朝统治的强烈抗争姿态。海外几社抗清活动，将“遗民”意识的范畴从时间的错置延伸为空间的位移⑥王德威：《开往南洋的慢船》，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5页。。他们以漂泊离岛的空间存在体验，延伸汉室王朝的时间存在，彰显遗民的身份意识。海外几社从陆地救亡走向海上抗争，必然面对比陆地更为艰险的海洋地域环境：交通阻塞、波涛如怒和险滩暗礁。海上惊骇的战争见闻和离散生涯，主导了海外几社背后的文学创作。如何借助苍茫空旷、波澜壮阔的海洋地域环境，书写富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家国情怀与遗民身份意识，又如何克服海上抗战的惶恐心理，发挥精卫填海式的实践品格与拓荒精神，反抗清朝统治，恢复大明王朝的文教制度，则是海外几社共同追求的思想宗旨。海外几社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理念，正是以几社救亡图存、提倡经世之学的思想为基础的。

海外几社对几社精神的发扬，首先体现在他们以劲节拓荒之志，开辟海上抗清基地，对抗清朝的统治。卢若腾（1598—1664）曾往舟山参战，兵败后回闽，随郑氏军队东赴台湾，途中因病留居澎湖，作《岛居随录》。罗联棠为其作序曰：“独计先生当颠覆流离之际，愤时事不可为，欲以澎湖作田横之岛，自托殷顽，日与波臣为伍，所见皆蛮烟瘴雨、鲛人舍。”①罗联棠：《岛居随录序》，陈峰编纂：《厦门古籍序跋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困处荒岛，卢若腾以田横作比，以牺牲海岛之志开辟抗清基地，体现了遗民志士矢志拓荒的精神和勇气。张煌言（1620—1664），带领军队作战于舟山，其《翁洲行》诉说了海上战争的恶劣环境：“甬东百户古翁洲，居然天堑高碣石。青雀黄龙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间鸣。”②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5，75，76页。翁洲海洋环境十分险恶，蛟龙尚不敢在狂暴汹涌的海上鸣叫，但遗民志士却能克服畏惧心理，奋力崛起，齐心协力，渡海抗清。“忠臣尽瘗伯夷山，义士悉刭田横岛。”③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5，75，76页。“安得一剑扫天狼，重酹椒浆慰国殇！”④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5，75，76页。忠臣义士壮烈牺牲海岛，甚至遭遇弃尸海滨的惨状，但他们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劲节拓荒精神，坚决对抗清军的统治。面对狂暴的海洋险境和清兵的残杀掠夺，抗清志士一直坚持以大胆无畏的勇气砥砺前行。险恶的海洋环境对塑造遗民冒险犯难的开拓意识和坚毅不屈的抗争精神，具有特殊的作用。遗民志士历经狂暴的海洋抗争体验后，越挫越勇，充分展示其竭尽全力恢复大明王朝的家国壮志和坚强不屈的拓荒抗清精神。

其次，因跨越江海遭遇狂风巨浪和荒山野物的侵袭，海外几社的家国情怀进一步体现为民生忧患意识。卢若腾《哀渔父》说：“人言岛上希杀掠，隔断胡马赖海若。那料海若渐不仁，一年几度风波恶。风波之恶可奈何，岛上渔父已无多。”⑤卢若腾：《岛噫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4年，第26—27页。卢若腾身处险恶的海岛中，切身体会海上生存的艰难险阻，自然对渔父遭受狂风巨浪摧残的境遇触发悲悯之情。读之，骇人眼目，动人心魄。卢若腾这种民生忧患意识对东征台湾的郑氏集团产生积极的影响。郑经《不寐》诗说：“万姓遭狼毒，谁能振臂呼。”⑥《全台诗》（第1册），台北：台湾文学馆、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85页。可见，郑经倡导的不仅是儒家的“立功”之志，更有一种救民于苦难、悲悯苍生的忧患意识。海外几社的家国情怀也因此更为具体可感，更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海外几社东渡台湾，面对艰苦的海岛环境，他们一方面将诗文作为家国情怀和遗民精神的寄托，一方面倡导兴贤育才、务实尚本的为政思想，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协助郑氏集团治理和发展台湾。

海外几社卢若腾困处澎湖海岛，他坚持与海外几社一系的抗清遗民患难与共。在《卢牧洲中丞》中，他秉持几社经世致用的思想，并进一步强调“文章自有神，立言贵创获”⑦卢若腾著，吴岛校释：《岛噫诗校释》，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1页。的思想观念。清人林豪评价卢若腾：“正气作山河，噫声留海岛。”⑧林豪：《金门耆旧诗》，陈汉光：《台湾诗录》，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第845页。综观卢若腾的诗文作品，体现出砥砺节操、悲悯苍生、表彰节烈、衣冠守制、谴责暴行等主题。卢若腾以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与履海蹈险的实践，诠释为学贵在明理，为文立说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务实尚本思想。这正是海上抗清的遗民志士精神价值取向与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被誉为“台湾医祖”的海外几社成员沈佺期（1609—1682），是郑成功幕府中医术精湛的军医。明郑时期的台湾蛮荒瘴气，瘟疫蔓延，众多军民病痛难耐，危在旦夕。沈佺期入台后，兴利除弊，参与垦田拓荒，又悬壶济世，致力于培养医学人才，救死扶伤无数。《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沈佺期）旋往台湾，闭户谢客，累征不就。常以医药济人，全活无算。为古文词，安详融练，卓然名家。”⑨怀荫布修，黄任、郭赓武纂：《乾隆泉州府志》（三）卷54，《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沈佺期以海外几社兴贤育才、经世务实的思想传播传统中医文化，为传统中医文化在台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海外几社领袖徐孚远，是抗清英雄郑成功十分敬佩的师长。清人全祖望《徐都御使传》载：“延平之少也，以肄业入南监，尝欲学诗于公，及闻公至，亲迎之。公以忠义为镞厉，延平听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谘而后行。”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2页。永历八年（1654）郑成功为培育贤才，在厦门设立储贤馆，徐孚远、卢若腾和沈佺期等海外几社成员都被聘为教授，教习儒家子弟。被誉为“今之卧龙”的陈永华也曾在储贤馆师事徐孚远，他们之间成为师徒关系。徐孚远赴台后，身体力行，不遗余力设立民学，推行儒学教育，注重为郑成功治理台湾培养和选拔优秀的人才。他在《重九寿陈复甫参军》诗中说：“世事方屯艰，经营赖上材。小心参帷幄，大力运昭回。”②徐孚远：《钓璜堂存稿》，郭秋显、赖丽娟主编：《清代宦台文人文献选编》第1种，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144页。徐孚远很赏识陈永华，称其为“上材”，希望其能够积极协助郑氏集团治理和发展台湾。陈永华入台后，不负徐孚远期望，极力推广兴学重教思想，全力辅助郑经，促进台湾军政、文教事业的发展，为郑氏集团抵御外族入侵储备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经世之才。盛成说：“（陈永华）似曾熟读《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及《皇明经世文编》者然。”③盛成：《复社与几社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台湾文献》，1962年第3期。《皇明经世文编》正是徐孚远等富有家国情怀的遗民志士努力编纂的经世致用之作。朱双一曾说：“论者谓‘几社上承自徐光启之经世理念、科学思想，与闽南人的经营长才相结合，体现于陈永华身上，成为明郑政权得以较长时间延续的一个关键’。”④朱双一：《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页。可以说，陈永华的为政思想与实践，正是海外几社一脉倡导的兴贤育才、务实尚本发展理念的具体表现。

海外几社走出陆地救亡，展现投身海洋重振大明雄风的家国之志。他们将几社经世之学、救亡图存的思想发展为拓荒抗清之志与悲悯苍生、经营长才、务实尚本的为政理念，以精卫填海般的精神助力郑氏集团建立台海抗清基地，治理台湾经济社会。海外几社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这一系列富有现实意义的为政思想，与几社的思想宗旨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有实质性的质的飞跃。

二、海洋书写的审美认知与创作境界的转变

家国离散导致民众不得已漂泊海岛，恶劣的海洋性地域特征赋予海外几社对遗民身份意识的重新思考，形成渐进的审美认知，也对人与海之间的关系进行哲理的思辨。“自许孤忠遗海岸，人悲启事失山涛！临风不尽招魂赋，那忍重看旧佩刀！”（张煌言《挽朱闻玄少宰》）⑤张煌言：《张苍水集》，第73页。为国捐躯者在明室王臣所属的大陆抗战，尚有魂魄归葬之处，而海上抗清却遭遇弃尸海岛，英魂无处归还的悲惨境地。满目疮痍的海洋战争场面，愈容易引发遗民志士深刻的家国之思，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遗民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悲剧性的海战书写中，抗清志士逐渐对人的生命价值形成审美认知，对建设安宁和谐的家园产生共同的追求。

无垠而可怖的海面和荆棘丛生的海岛，激发海外几社成员对大陆强烈的热爱、想望、怀念与不舍之情，也因弃绝逃离产生心灵的挣扎、痛苦与无奈。卢若腾《长蛇篇》说：“闻道海东之蛇百寻长，阿谁曾向蛇身量；蛇身伏藏不可见，来时但觉勃窣腥风飏……当时洞庭已有此异物，况于万古闭塞之夷荒；夷荒久作长蛇窟，技非神羿孰能伤。天地不绝此种类，人来争之犯不祥；往往活葬长蛇腹，何不翩然还故乡？”⑥卢若腾：《岛噫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第25页。野草丛生的台湾岛，潜藏着吞食人的蟒蛇，遗民的生命岌岌可危。海上拓荒抗清与“翩然还故乡”的矛盾心境，唯有付诸诗文予以排遣。从中也让我们深刻领会海上抗争比大陆遗民抗清更为艰难。王德威指出：“（他们）一方面强调时间断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绵绵不尽的乡愁；一方面夸张意义、价值前无来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正本清源、或追求终极目的的诱惑。”①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湾：麦田，2007年，第8页。弃逃生涯的惊险悲壮与严酷的海洋生存环境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人与海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思辨性的审美认知：惊骇世俗、狂暴扩张的海洋，具有不可抗拒的摧毁人的生命的破坏力量；而海洋磅礴壮阔、包容万象的气势，也让离散者从大陆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浩瀚无垠的海洋生存空间。抗清志士必须从海洋精神中汲取催人奋进的力量，提高“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羁无惧的气度品格，努力适应海洋生存环境，才能实现遗民的复国之志，展现遗民的生命价值。

伴随着对海洋审美认知的不断深入，海外几社书写视角呈现渐进的动态变化：从最初对蛮荒海岛的再现性表现，到台湾地景体验的书写，到表现人与海之间的审美思辨，再到对海洋文化给予积极的认同。接应这些书写视角的转变，海外几社的书写境界也由悲壮愁闷转向静观豁达。从卢若腾书写岛上居民们所处的恶劣的海洋生存境况的写实视角，到徐孚远以写真艺术将台湾作为遗民身份的延伸空间，对海洋风物文化特征的认同，对台湾岛实地体验的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等等，均可以看出。卢若腾对台湾岛上“野牛未驯习”“草根数尺深”“官粮不充腹”“刻期食新谷”（《海东屯卒歌》）②卢若腾：《岛噫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第24页。等蛮荒海岛场景的再现，凸显安身立命的理想与艰难困苦的现实之间的激烈矛盾，造成严重的心灵冲击，从中折射出作者浓厚的家国之思和对民生的忧虑。徐孚远《乡梦》诗，将鱼竿、长风、海浪等海洋意象群从纯客观的景物中超脱而出，作为寄寓乡愁别恨、感怀忧思的媒介：“乡关入梦旅魂飞，朝看青山暮落晖。闲把鱼竿垂水钓，长风蹴浪溅罗衣。”③徐孚远：《钓璜堂存稿》，郭秋显、赖丽娟主编：《清代宦台文人文献选编》第1种，第1184—1185，1164页。飘零异域的体验，是一种被时局弃离的思乡愁闷、茫然若失的情态。诗作所呈现的悲愁意境，正是离散者浓厚的家国悲悲与思乡愁愁的情感体验。

当大陆已成为清朝统治的天下，遗民志士一味地沉溺于对故乡的眷念与追忆已不具现实意义。他们经受了海洋广阔无垠、包容万象的精神熏陶之后，逐渐将台湾视为延续自我身份的遗民境地，并开始接受和认同当地文化。遗民志士矢志抗清、愁闷感怀的心境渐渐淡出，静心守志、隐逸旷达的心境逐渐呈现。他们的海洋书写也呈现静观豁达的审美境界。徐孚远《桃花》诗说：“海山春色等闲来，朵朵还如人面开。千载避秦真此地，问君何必武陵回。”④徐孚远：《钓璜堂存稿》，郭秋显、赖丽娟主编：《清代宦台文人文献选编》第1种，第1184—1185，1164页。作者借岛上桃花的意象，表达对免于兵燹之灾、安然自在的海岛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末句运用《幽明录》的典故，寓意他不再奔波劳累，从此以旷达隐逸的心境融入海岛生活。徐孚远显然已将原本是异乡的海岛，认同为家乡。与海外几社具有密切联系的沈光文、李茂春、王忠孝等遗民作家，也往往通过台湾岛上的风物、风俗人情的描绘，对台湾乡土文化给予积极的关注与认同。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海洋精神赋予海外几社一系的遗民作家博大的胸襟和旷达隐逸的精神品质。台湾岛上的一草一木都能激起生活的热情，海外几社一脉的遗民作家已将水性之海与人世之海融合为一。他们对海岛文化精神的认同，也寄寓了其对家国情怀与遗民身份意识新的认识与思考。

综上观之，海外几社的文学生产或以宏大叙事的笔法，再现海洋战争的悲壮场面，或以写景抒情的手法，对海岛居民的艰难处境表达悲悯之情，或通过视角的转换，以海浪、波臣、海山、海花等海洋意象群，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表达忧思、感怀与乡愁，或借助台湾地景空间设想自己的忠臣存在感，这些无不表现海外几社成员的遗民身份意识与民族忠义精神。

传统诗文随着海外几社成员的活动轨迹，将离散者对台海地景的认识和感受，做了不同层次的描绘。海外几社成员在努力传承和发扬几社救亡图存宗旨的同时，发挥劲节拓荒之志，借助台海地景，构建文学生产空间，传达遗民志士所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海外几社由海洋地景的“空间”意义，强化自身的遗民身份意识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审美认知，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对大陆山河的依恋不舍之情。也因海外几社对人与海之间的关系进行哲理的思辨，他们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悲壮愁闷转向静观豁达。无论是海洋书写的思想性或对表现艺术的创新与追求，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都深远地影响着台湾后学的文学书写取向。

三、离散书写的传播意义

海外几社的文学创作，跨越了华夏内陆视野，促成传统文学的台海播迁，对台湾文化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传统文教思想得力于海外几社一脉的积极传扬，得以在台海地区传播与发展。

海外几社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徐孚远与沈光文友情融洽，志同道合，他们在台湾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将崇尚忠义、拥护民族政权的文化品格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播撒于台湾，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播牵线搭桥。郑氏集团在台湾实行经世致用的举措和儒学教育方针，建立一整套文教制度，普及台湾民众的知识，提高台湾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这与海外几社一脉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具有密切的关系。

徐孚远在台湾富有崇高的声望。全祖望曾说：“（徐孚远）公以江左社盟祭酒，为之领袖，台人争从之游……至今台人语及公，辄加额曰：‘伟人也。’”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63页。可见，徐孚远在台湾提倡的文教军政实践精神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与拥戴。连横对徐孚远给予极高的评价：“闇公之诗，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贞，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能媲也。”②连横：《台湾诗乘》,《台湾文献类编·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7辑，第1册，第17页。眷怀君国，独抱忠贞，是对徐孚远家国情怀、忠义节气的最高评价；温柔敦厚，既是对其诗品的概括，也是其为人、用人原则的评价。从二者的述评可见，徐孚远作为海外几社的倡导者，对台湾社会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其丰功伟绩得到台湾民众的敬佩与尊崇。也因此，台湾延平郡王祠从祀者名单中，徐孚远也同列其中。清道光四年（1824），北路理番同知邓传安创建鹿港文开书院，供祀沈光文，海外几社徐孚远、卢若腾和沈佺期等，也配祀其中。邓传安指出：“成功尝从徐公受学，渡台后优礼过于太仆（沈光文），公自叹如司马长卿入夜郎之教盛览。想当日海外从游，必有杰出若盛览之人……今祀太仆，未可不祀徐都御史矣。”③邓传安：《新建鹿港文开书院碑记》（道光六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4年，第33—34页。可见，徐孚远在台湾后学的内心情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海外几社一脉为郑氏集团兴贤聚能，巩固邦基，他们“在台湾开展了中国文教和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台湾带来具有抗拒精神的儒学，而在原属南岛文明的台湾复振了华夏文明；台湾也者，乃成为华夏文明圈中的台湾，也成为抗拒和复振型儒家的台湾”④潘朝阳：《明清台湾儒学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170页。。明郑政权在台湾所取得的文教发展成就与儒家文化精神在台湾的传承和发扬，与海外几社所倡导的精神旨归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以徐孚远为中心的海外几社一脉对塑造台湾文化精神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海外几社在当时被视为“东林后劲”，与东林党的高攀龙、顾宪成等遥相呼应。而东林党成员多是朱子学说的遵奉者和继承人。海外几社成员，也是朱子学术思想的弘扬者和继承人。清庭收复台湾以后，受这种文化渊源的影响，统治者也意识到传统文教事业已经在台湾扎根，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承关系。清政府在台湾积极倡导建立书院，发展汉族文化教育事业。雍正元年（1723），台湾官员高铎和、黄叔璥等曾赠书给书童，“以儒家典籍为读本，忠君爱国、孝亲敬长”⑤江宝钗：《嘉义地区古典文学发展史》，嘉义：嘉义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第192—193页。。“台虽外岛，作育数十年，沐浴洆濡，骎骎乎海东邹鲁矣。”①周文元：《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方志》第105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第271页。陈永华之子陈梦球、学生王璋等受其通经致用、兴贤重才思想的熏陶，精通经学，熟习《易经》，他们纷纷在科举考试中获榜，成为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尤其是儒家文化精神，在台湾进一步得到认可与发扬。

以上说明，海外几社一脉确实为弘扬儒家学说，为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向台湾播迁做出极大的贡献。台湾文教事业得以根深叶茂地发展，与海外几社一脉致力于言传身教，积极传承和发展传统文教事业，具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海外几社为台湾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海外几社一系的文学创作活动将明末抗倭斗争的海战文学播迁于台湾，也接应海洋书写悲壮愁闷、静观豁达境界的转变，乡愁文学与乡土文学在台湾绽放异彩。

海外几社浓厚的家国情怀和鲜明的遗民身份价值取向，深深地潜入台湾民众的集体潜意识中，形成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劲节拓荒、抗节新朝的高贵品质和坚韧不拔、身体力行的实践品格，对台湾后学塑造民族气节，坚持以实际行动抵御外族入侵，产生了示范性的作用。台湾民众在反抗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中，“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姚莹、刘铭传等爱国志士纷纷打败英法侵略者。终生以遗民自视的洪弃生（1866—1928），“与丘逢甲、许肇清诸人，同举义旗，任中路筹饷局委员。事败，潜归鹿港，不与世事。日人仰其声名，征之者数，而先生崖岸自持，不为所屈，以遗民终其生”②戴瑞坤：《鹿港镇志》（艺文篇），鹿港镇：鹿港镇公所，2000年，第11页。。他坚决留辫，拒绝穿戴洋服，以此对抗日人的统治。“其诗各体俱佳，牢骚之气，幽愤之怀，时溢言表。”③王松：《台阳诗话》，《台湾文献丛刊》第34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69页。这些民族英雄以民族大义为先，不愿屈服外族统治的反抗精神，何尝不是海外几社忠义节气精神在台湾的延续！

海外几社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台湾后学海战文学的书写取向。清廷收复台湾后，台湾后学在深层文化心理上仍受海外几社一脉的遗民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精神遭受百般折磨。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特别容易引起台湾后学对海战中牺牲的遗民志士的缅怀，对海上抗战事迹热情歌咏。

闽籍作家江日升移居台湾后，创作小说《台湾外记》，记述明末清初郑氏政权始末，影响颇大。小说“纪其一时之事，或战或败，书其实也”④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5年，第15，3，3，231页。。作者自诩“闽人说闽事”⑤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5年，第15，3，3，231页。，体现闽籍作家对闽人特有的忠烈刚义的民族气节的敬重。江日升对郑成功的民族大义和忠烈行为表达崇高的敬仰之情，也对海外几社卢若腾的遗民志节极力颂扬：“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克守臣节，事未可泯。”⑥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5年，第15，3，3，231页。“世外孤崖托老身，从来自许汉朝臣。十年后死非无意，三代完名信有真！避地宁为浮海计？绝周不作採薇人。残黎在在同声哭，想像闲时旧角巾。”⑦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95年，第15，3，3，231页。此外，连横《延平王祠古梅歌》、王松《吊郑延平》、何木火《陈永华》、丘逢甲《五妃墓》、林述三《李茂春》等作品，抒发对富有家国情怀和忠烈行为的遗民无限敬仰之情。可见，海外几社一系的遗民品质深入台湾后学的集体潜意识中，形成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凝结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杰作，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台湾后学极力赞扬这种宁死不屈，顽强奋战海岛，不愿沦为亡国之奴的高尚品质。姚莹《东溟奏稿》写道：“此次破舟擒夷……而义首士民亦皆共奋同仇，争先擒斩逆夷，以泄义愤……义勇民人等，深恨逆夷，乘其舟破之后，纷纷下水，拆碎其船。在事文武，目击情形，为之一快。”⑧姚莹：《东溟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37—138页。台湾同胞反抗西方列强，从大局出发，体现了义不容辞、英勇果敢的抗争精神。清廷向入侵者求和，导致“台湾之狱”，姚莹和达洪阿因功反遭陷害。闽台两岸同胞多有不服，致使“兵民汹汹罢市”，“海峡两岸作诗著论，力辩其诬者甚众”①陈昭瑛：《台湾诗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第93页。。台湾教谕刘家谋作《海音诗》，为他们的负屈含冤打抱不平。台湾同胞在抵抗外族侵略中，积极倡导“攘夷之论”，建立《全台绅民公约》：“如我百姓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饿死亦不肯为。”②徐宗干：《斯未信斋全集》四,郭秋显、赖丽娟主编：《清代宦台文人文献选编》第5种，第1002页。公约鲜明地体现了台湾同胞宁死也不愿沦为亡国之徒的崇高民族气节，这正是中华民族自我团结、自我觉醒的飞跃。

这些缅怀遗民志士，宣扬民族独立、民族气节的海战文学作品的出现，与海外几社救亡图存、忠义爱国的精神在台湾的播撒，形成一脉相承的关系。海外几社一系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海上抗争精神，赋予台湾后学以海战作品抒发复国的思想，海外几社对海战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文学在海外几社、海峡诗群③潘承玉曾提出，明郑时期以徐孚远、沈光文、辜朝荐等一系的台湾海峡诗群，是台湾文学真正的“始祖”。海外几社领袖徐孚远著《钓璜堂存稿》传世诗作2775首，《交行摘稿》传世诗作59首。徐孚远无疑是这个诗群当中的杰出人物。参见潘承玉：《南明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6页。一系的遗民作家的影响下，一开始就具有遗民的乡愁情结和抗争精神。“反映遗民和移民的漂泊心绪与乡愁感情，始终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母题。”④刘登翰、庄明萱：《台湾文学史》第1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以徐孚远为中心的海外几社成员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沈光文、王忠孝、辜朝荐等一系的海峡诗群，无不抒发思念故土、热爱家国的乡愁情结。相同的离乡背井、离亲别子的经历，造就了遗民志士对“乡愁”文学主题的共同书写，为台湾乡愁文学的发展播种了根苗。

以徐孚远为中心的海外几社一脉，在台湾以传统诗文书写遗民心志。他们的文学书写所体现的家国悲情、民族气节与身份意识，代表了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主要基调。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强占台湾。台湾作家们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坚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在文学书写中追求民族正义，反抗日本侵略。从丘逢甲、许南英到连横、洪弃生以诗浇愁，再到赖和、张我军、吕赫若等为代表的爱国作家，他们的文学书写记录台湾民众受剥削压迫的悲痛处境，抒发丧土之痛与对故国疆土的热爱与执着，寄寓爱国主义与民族忠义的精神本质，遗民的悲苦情调尤为突出。他们塑造的台湾文学的精神本质，与海外几社一脉的家国悲情与遗民意识形成内在的本质传承关系。

台湾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弥漫着遗民意识、思乡情结的书写主题基调。这正是海外几社一系开创的文学书写取向。从20世纪20—30年代，陈虚谷、杨守愚、杨华、龙瑛宗等为代表的作家，兴起台湾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50—70年代，以陈纪滢《狄村传》、王蓝《蓝与黑》为代表的战斗文学的兴起，到张爱玲、谢冰莹、林海音等作品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到以覃子豪、余光中、郑愁予等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以及以白先勇、张系国等作品为代表的留学生失根文学，都呈现出浓厚的家国悲情、遗民意识和思乡情结。综观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台湾后学的书写或深刻反映台湾社会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或揭露日本统治者凶残的本质，或抨击汉奸走狗的卑劣丑态，或歌颂台湾同胞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民族大义，鲜明地展现爱国志士浓厚的乡愁情结。“乡愁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乃至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它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⑤刘登翰、庄明萱：《台湾文学史》第1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这种乡愁情结的文化基因，正是源于海外几社一系的遗民身份意识与家国悲情，也接应海外几社静观豁达的书写境界。以陈映真、朱西宁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逐渐对台湾乡土文化给予认同，他们的作品强调台湾本土色彩和本土记忆。对台湾乡土的记忆和认同，实质上也源于对原乡人与事的怀旧，从本质上说是遗民情结的文化心理结构使然。从中可见，海外几社一系的遗民作家对台湾乡土文化的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对台湾乡土文学、本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海外几社一系的遗民志士，作为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拓荒者，对促进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海外几社的抗清版图从大陆延展向台湾，促成传统文学的境外位移。他们带动了台湾海战文学、乡愁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共同发展。无论是海战文学、乡愁文学，还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都体现了海外几社一系以及台湾后学对中华文化乡土情谊的重视和牵念，体现了爱国志士高洁的家国情怀、忠于故土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遗民身份意识。不同的文学主题之间不断争鸣，并互相融合，它们共同推动着台湾文学、闽台文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海外几社一系，对台湾文化精神的影响是深远的。

结语

海外几社共同的遗民身份意识和抗争精神，让他们共同关注华夏边陲和海岛。海岛生活的体验，有怀念与不舍，有期许和欣慰，也不免悲叹和绝望。这些感受形塑了离散文学轨迹，使传统文学的内在精神从时间的历时性传承，延伸向境外，促成文学正统的境外位移，影响了台湾后世作家的文学书写取向。海外几社对连接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因此，海外几社的意义，超越了大陆遗民群体的一般文学活动意义，它为遗民文学活动拓展了心灵寄托的版图，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播开创了一条特殊的文化地理轨迹。

从海外几社成员誓死抗清的壮举和对遗民身份存续空间的努力建构与书写，即可深切体会他们忠贞不渝的遗民气节。海外几社从大陆走向东南海岛，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培养了拓荒冒险的精神和精卫填海般的发展理念。海上抗争见闻也让我们看到家国丧乱造成浓烈的海洋悲剧性色彩。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不仅是对遗民志士所具有的家国情怀的崇敬，而且是对自我人生、人性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认识和反思。这些宝贵的思考无不来源于海外几社离散漂泊，与海洋斗争、与海洋共融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