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却咨嗟：苏轼的诗酒精神

2021-01-03朱承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苏轼

摘要：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殊绝人物，赓续了中国传统诗酒精神。作为“放达型儒者”，苏轼在酒诗、酒词、酒文中展现了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理解。苏轼在诗酒中消遣胸怀、放逐心志，以“醉眠高饱”来消解仕途跌宕起伏所带来的无奈，追求心灵自由从而抵制名利的侵蚀;在诗酒生涯中，苏轼轻视名利，但并未因此放弃人伦之道，表现出了“出世间而即世间”的人生智慧，即以出世的精神来慨然领受现世的苦难与美好。在苏轼看来，人生虽然短暂，但没有必要为此忧世伤生，而应在诗酒中展现生命的丰富性并构建意义世界，呈现人的浩然之气。苏轼的诗酒精神超脱世俗功名，正视醉饱姿态但又不否定现世的价值，“酒醒”之后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有限的处境中借助诗情酒意去领会无限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苏轼;诗酒精神;“放达型儒者”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6-0042-07

苏轼一生长于歌诗纵酒，自认“痛饮又能诗”（《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其为人，超迈绝伦;其饮酒，开张胸胆;其诗词，高气盖世。在中国历史上，苏轼以其卓越的才华为汉语思想文化带来了一场“天风海雨”，实为第一等殊绝人物。林语堂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1]5王水照、朱刚也曾言：“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观、人生观而言），称他为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绝不过分。就此而言，历史上罕有人堪与相比。”[2]苏轼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上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诗词歌赋的文学层面，也不限于哲学史学、书法绘画的成就，还体现在苏轼思想中所蕴含的传统诗酒精神之中。传统中国文人常常寓酒于诗，以此来抒发心性、情怀、志向、情趣，将文思哲理以酒诗来展现，通过酒诗来表达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理解，展现出一种丰富而别致的诗酒精神①。同集诗仙与酒仙为一体的李白一样，中国古典诗酒精神在苏轼身上也体现得十分鲜明，本文试图对此申述之。

一、功名与醉饱

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因而在群体中获得“功名”并以此获得现实的嘉益或荣誉，这是世俗之人的常情。“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曹雪芹：《红楼梦》）这首《好了歌》道尽了人生在世的世俗牵绊，人们都想超越人世纷扰，但却无时无刻不纠缠在俗世的追求中。正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功名利禄往往就是限制其实现逍遥自在的枷锁之一。生而为人，存于群中，苏轼自不能免俗，他年轻时随父亲出川追求功名，而且年少成名，其后一生历經宦海浮沉、人世流离，在颠沛的生活中，一方面要承受功名起伏带来的生活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感受这“醉饱”对于人生的意义。可以说，在“如寄”的人生中，苏轼深深体会着功名与醉饱之间的人生百态，从而在诗酒交融的文化样式中表达着他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理解。

如所周知，孔子曾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他表彰箪食瓢饮、生活简朴的颜回，还批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庸人”。同样地，孟子也推崇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中锻炼心志的人。可见，在严肃儒家的传统中，片面追求饱暖以及把个体的生活享受置于重要位置的想法，往往是为士君子所不齿的。苏轼有着儒家经世的情怀，对儒家经典也多有钻研和创见，总体来说属于儒家学派，但在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上，却与严肃的“道学先生”有所不同，属于“放达型的儒者”。严肃的“道学先生”严守儒家礼法教条，自律甚严，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给他人以严肃、端庄、刻板的印象。而“放达型的儒者”在持守儒家理想、尊重礼乐文明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示出鸢飞鱼跃、自由活泼的气质，讲究生活情趣，追求自在闲适，顺应世俗情理，常常给人以豁达、乐天、豪放的印象。苏轼曾自谓“操戈逐儒生，举觞还酩酊”（《饮酒诗四首·其三》），他以“操戈逐儒生”《列子》上记述：“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涂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独与居七日……而积年之病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列子·周穆王》）的典故来强调在酩酊大醉中忘却人世利害得失、哀乐好恶的乐趣，表达了他对忘名忘忧的向往。苏轼对于醉饱的肯定，展现了儒家精神的洒脱、豁达之面向。

苏轼的故乡在四川眉州，这里有着比较浓厚的饮酒之风，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人们往往“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6]。这种民风显然是对苏轼有所影响的。成年之后的苏轼常常在诗中表露享受“醉饱”的情绪，在他看来，实现醉饱不必来自奢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7]。醉饱容易实现，诗酒不可耽误。在他的意识里，常常主张在诗酒醉饱之余去体会人生之乐，“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在苏轼的笔下，春风浩荡，一城风花，酒醒咨嗟，乡愁陡生。此情此景，苏轼想到的不是去建功立业，而是在期望新茶、诗酒中抚慰平生、超然物外，以日常的欢愉消解世俗的名利。熙宁变法开始后，苏轼在举国汹汹的情势下，远离权力中心，在公务之余，寄意青山绿水，“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其一》），在诗酒中徜徉，体现了其闲适洒脱的精神气质。

“乌台诗案”后，苏轼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就写下“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出狱次前韵二首·其一》）的诗句。其得罪因诗，开释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立功赎罪，而是诗酒度残生。苏轼因文字导致灾祸及身，侥幸得脱后，他依然关注“酒杯”与“诗笔”，人生如梦，诗笔如神，甚至将追求“乐事”作为“残生”的心愿。无疑，在苏轼的如梦“残生”中，诗与酒一定是“乐事”中的必有之义。

被贬黄州是苏轼仕宦历程中一次重要转折，“东坡”也是在此时得名。贬居黄州是苏轼生活困顿、前途渺茫的人生时刻，但同时也是其文思最为饱满张扬的时期。在黄州的时日里，他曾自述其日常的“酒足饭饱”之状：“东坡居士酒醉饭饱，依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8]此时的苏轼已经看淡仕途与前程，平生如寄，且在山林饮酒，任凭风雨阴晴变幻，都不足以改变其内心的淡定豁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世路风雨、人生浮沉，以往种种坎坷与荣华，苏轼都已放下，他放浪山水，混迹于渔樵之中，“得罪以来，深自闭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9]。山水、渔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着深刻的意象意义，按照赵汀阳所言，山水可以看作是无涉人事而具有超越性之地，渔樵则是有着丰富自然和人生经验从而淡看风云的人[10]。就此而言，可以说苏轼在山水中与渔樵饮酒、嬉骂，超越了官场功名的羁绊，看轻了政治上的是非而变得从容散淡。此时的苏轼，不问前程，莫论往事，只管在诗酒中放达愉悦，“一笑”成了其生活中的主基调，如“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临江仙·送钱穆父》）;“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从这些黄州时期的诗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苏轼因为贬谪而生发的哀怨苦闷，反而是乐天安命、闲适自如的愉悦之状。

年近六十岁，苏轼被贬惠州。按理说，人生暮年被放逐远离故土的地方，亲朋远隔，老病孤舟，一般人往往会忧愁困苦。但在苏轼这里，愁绪却不常见，据其自述，他日日与客人饮酒，“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之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者亦无在予者”[11]。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暂借垂莲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的诗句，在这首《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的诗中，他在题记中写道：“携白酒、鲈鱼等物，虽非珍馐美馔，然与好友醉饱高眠，而乐亦在其中矣。”在苏轼的笔下，世事浮沉、恩义荣辱、政治是非早已付诸脑后，家山万里、庙堂如幻、功名事业已成云烟，对于此刻的苏轼来说，“醉眠高饱”才是人间正道。他晚年曾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他贬迁之地，以世俗观之，无功业可言，但苏轼却认为是其真正的“功业”。这说明，苏轼早已不把世俗功业作为自己的追求，而是将身处贬迁之地、醉眠高饱之时对于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思考作为真正的功业了。

苏轼品尝过功名的好处，也饱受功名之累，“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述怀》）。好在其为人随缘放旷，故而常常能把功名放下，并做到任性逍遥，他自述心志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薄薄酒二首·其一》）“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其二》）富贵、声名都不重要了，自认高洁的伯夷叔齐与被人诟病的盗跖，“是”有如何？“非”又如何？放到历史的长河里，这些都不值一提，真正的达人眼前一醉就能消融荣辱名利、是非忧乐，而通于化境。事实上，在诗酒中自适的放旷以及超脱于世俗的达观，是苏轼之所以留名后世的重要因素之一。“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渔父·渔父醉》）随意流荡，无心去留，对于在醉醒之间忘却是非忧乐的苏轼来说，功名又何足道哉？投身名利场十分可笑，不如在诗酒中度过美好年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強。且趁闲身未老，须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满庭芳·蜗角虚名》）。在这里，清风皓月、千钟美酒、诗情画意远比那些虚名微利要值得追求。苏轼以诗酒年华的审美愉悦超越是非功名的荣耀或苦闷，以诗酒放达来抵消功业之累，以醉饱的混沌姿态来消解现实中怀才不遇的无奈与愤懑，以心灵的自由来抵制名利的侵蚀，这是中国传统诗酒精神之审美超越的重要表现。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渔父·渔父醒》）人世凡俗，历史沧桑，都付于浊酒一杯，“酒斟满，须十分”（《行香子·述怀》）。宇宙人生、古今多少事，都在醉醒之间付诸一笑，在诗酒笙歌里度过人生，“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浣溪沙·四面垂杨十里荷》）。人如何更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关涉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终极性问题，有自强不息的人生，有自然无为的人生，有毁情灭性的人生。在苏轼的诗酒精神里，笙歌醇酒也是消磨光阴的人生乐事，故而可以有醉眠高饱的一生。顺应情势即是“性”，人伦日用也是“道”，苏轼在诗酒中消遣胸怀、放逐心志，未尝不是一种别有意味的“性道之学”。

二、出世间而即世间

在经典阐释、历史评议之外，苏轼将自己的“性道之学”展现在诗酒之中，以醉眠高饱消解人生无奈与仕途落寞，但他毕竟也依然还是世间中人，与众人一样在世俗中生存、交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人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世俗的生活之中，对于苏轼这样的殊绝人物来说，出世的高迈往往也只能寓住于入世的沉郁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的精神状态不必也不能脱离于“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生存处境。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评论苏轼既非严肃的“道学家”，但也不是远离世俗、醉生梦死的“逍遥客”，“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也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1]148。又说：“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12]如前所述，苏轼是“放达型的儒者”，既不是自缚手脚作苦楚模样，也不放浪形骸显轻薄之态;既不费心钻营仕途，也不放弃政治责任。换言之，苏轼既有儒者的世间关怀，也有老庄的自然心境。作为“放达型儒者”，苏轼的“出世间而即世间”的精神，在其酒诗、酒文中可以窥其一二。

苏轼常常是希望“出世间”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13]6。然而，对朋友家人的思念，又让他常常回到“世间”，“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人世一场大梦》）。常年的流离和迁居，也让他常常感怀人世，不能彻底无视于人生起伏，所谓“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14]。乡愁、离恨、颠沛，亲情的纠缠和生活的困顿，使得他时刻不能忘怀在世间的真切存在，这种真实的存在感也就使其不能“出世间”。

在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一词中，苏轼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按苏轼本人自述，这首词写于“欢饮达旦”的“大醉”之后，也是属于“酒诗酒词”。苏轼在酒醉时，既畅怀宇宙人生，又思念其至亲骨肉，体会人世真情;希望乘风而去远离世间，但又记挂人间至亲;向往天上宫阙，又无法释怀人世的悲欢离合。在这首词里，摆脱世俗的“出世间”与思念亲人的“即世间”纠结在一起，即使是大醉之后，也无法消除家庭伦理的牵绊，说明在苏轼身上依然彰显着儒家的人伦情怀，并没有走向“尽弃人伦”的离群索居、孤往独来。

生活总是要人在无奈中接受现实，即使在酣醉中偶有逃避，终究还得面对人生。在另一首著名的《临江仙》里，苏轼将“出世间”与“即世间”的纠葛，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苏轼在一次深夜酒醉后回家，但家门紧闭，理想的状况是悄然离去，但现实的情形还是要在江水声中坐待天明。此时的苏轼，既希望“小舟从此逝”，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神游四海，但又难以做到“何时忘却营营”，因为人毕竟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安排自己的肉身。融入世俗还是超越世俗的牵绊，人生出入世间的纠结、撕扯，在夜阑人静的酣醉之后一一都浮上心头。从苏轼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从来没有实现“江海寄余生”的愿望，而是在宦海中浮沉，即使在天涯海角的儋州，也要时时接受朝廷的命令与监控，而不能彻底自主地选择和把握自己的定居之所。好在他能够很好地调适心灵、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肉身可以流落天涯，但只要心灵有所安顿，接受现实的处境，都可以实现诗意的栖居。寄命江湖，既不能乘风归去，也不可随波逐流，苏轼在出入世间之际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达观。

对于世间之物，苏轼的态度也是在“即”与“出”之间，主张既可“寓意于物”，又不可“留意于物”，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5]所谓“寓意于物”，就是将人的心志寄托在世间之物上，物虽“微小”但足以托志故而可乐，物虽“珍奇”但只是托志而已，故而也不至于被“物”所累，因为“物”只是心志所托之处，只要心志健全，“物”是什么并不重要。而所谓“留意于物”，则是沉溺于外物之中，只要心神被外物所牵绊，物虽“微小”也足以为累，物如“珍奇”也不足可乐，此时心志被外物所主宰、牵引，所有“物”都会成为人精神上的羁绊。由此可见，苏轼并不排斥世间之物，美酒、美食、书画等都是其心志所寓，但同时苏轼也很清醒，明确地意识到人不能为“物”所牵累，因“物”而丧失人生在世的根本志趣。中国哲学传统强调只要人正確地看待外物与自己的关系，就会超然于世间之物而不为其所累，如《庄子》中所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关于这一点，苏轼也曾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3]6人处世上，不能离开万物对人的滋养，但又不能执迷于对万物的占有。对于天地万物，只要去享用它们给人生带来的乐趣，在造物者的大化流行中顺应自然，而不要想着去独占、私有，也就是既不拒斥万物，又不贪求万物，纵浪大化而不奢望操控万物，这才是在“即世间又出世间”的超脱姿态。

对待天地万物如此，对待世俗的功名利禄更是如此。苏轼有着超迈的情怀，也不把功名太当一回事，但他始终热爱现实生活，甚至把流放生活当成奇绝的游历，而不是怨恨流离的艰辛，“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活在当下，欣赏周遭，顺势安命，豁达乐观，体现了即世间又出世间的“寄寓”式哲学智慧，“寄寓”于此世，又不把因此世的遭际来怨天尤人。在融入此世的过程中，苏轼向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行香子·述怀》）。“闲人”依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人，不脱离世间，不是方外之人，只是不再“忙于”功名利禄、富贵贤达，不再“忙于”尔虞我诈，而是享受天地的馈赠、人世的美好，在诗酒琴书中实现精神自由。苏轼曾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16]“闲人”方能有心境体会天地之大美，忙人被功名利禄牵扯，被生活的琐细异化为庸人，已经再无心领会风月水竹的天地之大美。苏轼写道：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7]古今之时，时时有良辰;天地之间，处处有美景。只是人们忙于日常的生存，忙于争斗名利，忙于建功立业，故而无暇体会天地和万物之美，对大美世界视若无睹。“闲人”生活在世间，但又无俗务缠绕，既能领略四时风物之美，又能超脱尘世的俗务，苏轼正是以此心态来“寄寓”于世的。诗酒生活与世俗的忙碌无涉，是闲情逸致的表现，就此而言，寄意诗酒正是这种闲适状态的写照，既不出离人世又不用理会人世的烦劳。

在诗酒精神的浸润中，苏轼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他淡看功名、游乎山水、正视醉饱，但却从未放弃人世职责，呈现了一种“出世间又即世间”的人生观，正如林语堂所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混合的人生观”[1]8。换言之，苏轼没有把人生的意义置于功名利禄之上，也不冀望去享受俗世的极致繁华，但也从未放弃人处于世上的人伦之道，他是以出世的精神来慨然领受人世的苦难与美好。在苏轼的起伏人生历程中，他既不彻底否定现世的价值，也与世俗不和光同尘，而是保持自由的心灵从而在世间自在出入，这也是中国传统诗酒精神的重要表现。

三、一瞬与无尽

苏轼以“寄寓”的态度看待人生在世，在他看来，人虽然只是暂寓住在此世，但人生也不会毫无意义，故而他既能超越“名关利锁”，又能热爱生活，在诗酒中快意人生。人生短暂，虽不能长生久视，但总要追求一点意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短促，年华易逝，如曹操所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又如李白所言“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对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来说，天地都只是一瞬，何况个体的生命，个体不过如枝叶那样几轮荣枯，既然如此短暂易逝，人“寄寓”于世还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何在？

在黄州时期所写就的《前赤壁赋》里，苏轼对这个问题以诗意的方式进行了回答。赤壁之下，明月当空，良辰美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和朋友饮酒夜游，“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在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之余，于一葦所如、万顷茫然之际，他借友人之口发出了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13]6在畅怀今古中，感叹历史人物而今安在，千古风流人物早已都被大浪淘尽，雄姿英发、旌旗蔽空的历史场景都已消散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天地、山河却依然无言而长存，“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吾生须臾”，人生渺然，然而天地山河却无穷无尽，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天地之映衬下，显得渺小而可悲。人们往往容易从历史流变中感叹生命的短暂，从而引出人生意义的问题，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人处世上，像蜉蝣置身于广阔天地中，渺小如沧海一粟，人生须臾，不可得于“飞仙遨游、伴月不朽”，以有限应无穷，诚可悲也。对此带有悲观色彩的人生感慨，苏轼表现出了其旷达乐观的高超智慧：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13]6“逝者如斯”，水流虽然奔腾不息，但却从没有消失;“盈虚如彼”，月有阴晴圆缺，但却不会有所增减。观水、赏月，都是人认识世界的内容与路径。从观水、赏月，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瞬与永恒的关系。苏轼认为，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长地久”也不过转瞬即逝;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须臾存有的人和物也能够永恒无尽。“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们往往对人生短暂表示哀叹，而苏轼则从须臾中看到了永恒无尽。人生尽管短暂，但意义可以无穷。人生究竟一瞬还是无尽？人生在世的意义何在？在苏轼看来，这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天地万物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人的寿命也不因人的主观期望而无限延长，但是人可以转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人可以不求对于天地万物的无限占有，也不求肉体生命的无穷无尽，而是在生命的历程中尽情享受“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超越功名得失，超越人生无常的有限性，融入天地去体验无限，酒醉便“相与枕藉乎舟中”，随性而至，随遇而安，从而忘怀时间与世事，“不知东方之既白”，在一瞬的诗酒欢畅中去体验无尽的人生况味。一般来说，水月、诗酒的意象属于审美领域，苏轼以审美境界回答人生意义的追问，苏轼的诗酒精神正是以这种审美意境来促成人生意义的实现，正如冷成金教授所言，苏轼的“审美超越基于对人生应然存在状态以及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和探寻，通过对不同事物不同层次的审美超越，最终达到心灵解脱的最高境界，指向的是极富宗教魅力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实人格”[18]。短暂的人生充满艰辛、曲折，如果就此而沉沦、苦闷，那么显然人生毫无乐趣和意义可言，因此各种具有抚慰人心功能的信仰、宗教层出不穷，并以此来为人生建构意义世界。苏轼在诗酒、山水中所描绘的审美境界也是如此，诗酒、山水交织构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世界，由此回答了人生意义的问题。

当然，苏轼毕竟还是入世的，他没有脱离现实人生，对人世还有热切的关怀。因此，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除了诗酒山水的意义世界，苏轼也还有淑世精神超越的面向。关于须臾的人生与无尽的意义之间的张力，苏轼在赞赏韩愈时也有所表达，他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19]508人生而短暂，但由于不依赖于外物而长存于世的浩然之气，人的精神价值可以不朽，与天地并存，一瞬的人生可以生发无尽的意义，而不会因为生命终止而消亡，有限的人生由于浩然之气而得以无限延伸。在这篇碑记中，苏轼对于韩愈的精神价值有所总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19]509于“道”而言，韩愈辟佛，对儒家之道的光大厥功至伟;于“文”而言，韩愈倡导古文，改变了疲敝的虚文之风。这样的功绩，体现了韩愈的忠与勇，这就是“浩然之气”。因此，在苏轼看来，韩愈虽已成为古人，而其精神价值长存于世。从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来看，人在世上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依旧可以做出“参天地，关盛衰”的非凡精神成就，人也因此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

“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竹叶酒》）古人已逝，惟有诗酒精神绵延不绝，如同李白在《将进酒》里的感慨一样，“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苏轼不寄望人能够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并由此而不朽，也不希望像帝王将相那样追求雄图霸业并以此留名后世，更不必要在哀世伤生中碌碌无为，而是希望在诗酒中挥洒人生，在性道之学中探究秘奥，以浩然之气延续和展现人存在的意义，人便可以突破自身的有限性。如此，一瞬便是无尽。

四、结论

诗酒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历代文人寄意于酒、述怀于诗，既产生了大量高超的文艺作品，更展示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苏轼以其对酒的热爱及其所创作之寄意于酒的不朽诗词，构成了中国传统诗酒精神的重要一环，并为中国诗酒精神的光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为人旷达绝伦，在严肃儒家的道学主张之外，公然宣称“醉饱”为“真事业”，超然于功名，实现了以审美意境超越现世的琐细、困顿与忙碌，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领略真切的生命存在而大胆地放言发声，是一位“放达型”的儒者，在儒学史上也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在诗酒的意象中，苏轼表现了既出世间又入世间的人生觀和精神旨趣，既不陷入功名利禄中不能自拔，也能在现世生活以“闲适”的姿态领略高明之境;既能欣赏天地万物又不追求对天地万物的占有和沉迷。就此而言，苏轼的诗酒精神展现了其通透而又不虚无的人生境界。在苏轼的诗酒精神里，他主张人没有必要为生命短暂、年华逝去而哀愁，而是应该在诗酒中展现生命的丰富性，在生活中发挥精神的力量，将短暂的人生视作无尽的永恒，人生也因之而有了不朽之意义。苏轼的诗酒精神超迈于世俗功名，展现了别致的审美之境和意义世界，正视醉饱的姿态但又不否定有为人生、有情世间的价值，“酒醒”之后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在现世的有限处境中借助诗情酒意去领会无限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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