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

2021-01-03夏巍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摘要：在当代西方文化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流派。它在我国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传播，看似偶然，却是历史的必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所认同的历程迂回曲折，其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和我国的现实生存条件是重要原因。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振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的积极影响在于唤醒和革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有力的辩护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阐明和发扬，提振并坚定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这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新注入了信心与活力，拓展与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打开了研究的世界视野与开放格局，催生了中西对话研究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6-0035-07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中的两者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流派，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它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20—30年代诞生以来，它历经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和社会影响力达至巅峰，成为全球显学，占据了20世纪西方四大哲学主流之一的历史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国家与时代的历史处境和问题的探究与追问最初是从迫切地汲取和消化西方文化的养料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和着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及其思想文化，探索造就现代社会历史渊源的一种精神诉求。同时，20世纪70—80年代，正值全球范围内各种马克思主义集聚交锋、新老左派围绕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问题展开激烈争鸣与对话的时期，我国社会亦处在转型剧烈和问题频发阶段，学界亟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寻求理论支撑，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我们首先学习和借鉴的理论资源之一。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传入我国亦是传播规模最大的一种外来文化。四十多年来，对其展开的研究与探讨是国内最为活跃也是成果最为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一，它充分印证了我们消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卓越成效。

我国学界最初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追溯至20世纪的40—50年代。那时，学者们只是零星地翻译和研究在欧洲有着广泛而重要影响力的左派哲学家的思想，如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但尚未将他们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局限于哲学界和文学界中被加以探讨与研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实施，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域当中，其中有着看似偶然的因素，就如最初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我国的徐崇温先生所提到的那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于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中央领导在出访欧洲时了解到这一思潮，当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胡乔木要求研究人员能够提供出一份有关该思潮的材料以供参考。随后，“1978年徐崇温先生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的文章，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代表人物。1982年，天津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由此揭开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序幕”[1]。

看似出自历史的不经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作为一个思潮的整体被我们所关注亦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所认同也历经了迂回曲折。众所周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总体上承袭的即是苏联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阐释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之下，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他们对西方社会现状的分析和革命战略的设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近代知性科学的阐释。因而，它被视为非马和反马的思潮，这直接影响到之后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问题。实际生存条件决定着人们对思想学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而影响着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之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在哲学文化价值观上面临的主题是如何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树立理性主义文化的问题，在发展观上则面临着如何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经济建设的问题。时空的差别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科学技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生态危机的反思与批判对我们而言显得十分隔膜”[2]。另外，学者们这时已不再像近代中国盲目热切地去接纳和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那样，而是保持着一种谨慎甄别的姿态。他们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尝试发挥其理论的批判作用，但又对其激进的批判锋芒保持一定的警惕。所以，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偏差的状况也就更不难理解了。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发展与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和批判的现象在中国陆续出现，这为中国学界理解、接受它提供了现实基础。由于其理论旨趣应和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困境与需要，也为理解和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了广阔视域，学界开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品陆续被译为中文，又为重新理解和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由此促进了我们高度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文献研究的兴起，蕴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新议题以及新思路被学界唤醒和挖掘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归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问题终于被提上了日程。马克思主义学界对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放弃了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贴上“反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做法，而是代之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与立场去接纳和考量它，并将其定位为不仅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而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从而实现了认识态度上的彻底转变。

学者们还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不可忽视与替代的重要贡献。在他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质疑和批判第二国际和苏联斯大林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解读，深入地开展了重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向我们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路向，激发了我们重新解读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才最终得以破除苏联斯大林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思维的禁锢与束缚。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唤醒和革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焕然一新、别开生面的氛围与态势”[3]2。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东欧解体，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遭受质疑的这一关键时刻，阐明了馬克思主义仍旧发挥着持久的效力。因而，我国学界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与此相呼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步入了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与编纂、马克思主义被赋予“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起步，都在同一时期发生。

21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更有利的支持，呈现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强势发展，并且带有全球化时代的诸多特征，无论是译著、论文、专著等在数量和研究水平上都有显著的提升。这一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更着力于以中国眼光、中国立场、中国意识和中国价值去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本土化的角度去挖掘和呈现它的价值，这种研究方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与创新，以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助力作用。

回望和梳理这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使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了一个初步的把握。在这个过程当中，两者呈现的是一种共振的关系。当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发生转变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和范式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应的变化。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当然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进一步唤醒和革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维方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2。在它的深刻启迪和有力激发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突破了苏联斯大林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从惯常于肯定性的思维模式转向善于以批判的思维和视角来审视和考量现实问题，为实现我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这无疑具有重大的前提性意义。

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始，出于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路向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考茨基（Karl Kautsky）、梅林（Franz Mehring）、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那里发端，经由普列汉诺夫（Puliehannuofu）、列宁（Lenin）、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等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继续完善和演变，最后实现了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确立。就阐释内容而言，它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它以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的物质”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原点，并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分的理论架构作为核心。在这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这种阐释路向将马克思主义解读成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所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种简单而直接地推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第二自然’，并且人的认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他们一直沿用这一思路作为评价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4]。马克思主义由此被阐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思想体系，不再容许实践的检验。“从这种阐释的形式来分析，其话语方式是不加论证地去阐明基本概念、范畴、规律、原理。这种阐释具有体系的完整性和话语的独断性，要求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创新变成相对固定不变的原理，这就与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等特质发生了背离。当在封闭的体系中去理解它时，势必会使马克思思想从体系到逻辑结构到思想的不可避免地教条化。”[5]38

这种教科书体系式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为新中国思想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亦推动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整合。但不可否认的是，因受其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步走向教条化、僵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理论框架。由此，清除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不良影响从改革开放之初就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共识，这次批判成为开拓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重要前件。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并深入地开展了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他们指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了实证主义化和科学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法典化、框架化，马克思思想感性的丰富内容就被禁锢住了。它难以科学地阐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也无法彰显马克思思想的特质，无法使无产阶级感性的革命意识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遮蔽，集体的感性意识就难以形成，因而就无法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6]225。

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抽象物质”当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它应该是“实践”。他们高度重视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实践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了近代形而上学之后，提出自己的哲学原则就是突出“实践”的重要性。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是马克思思想的主体和基础，是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源泉。“在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上，他们推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颠倒说’的阐释，认为这种阐释只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简单替换为‘抽象物质’而已。而这种将马克思思想基础理解为‘抽象物质’是十分错误的，这就为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倾向埋下了伏笔。”[6]224他们认为，事实上马克思是在“感性活动”亦即实践的基础之上颠覆了黑格尔（GWFHegel）哲学。不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而是基于“实践”，马克思才真正确立起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新唯物主义。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强调在第二国际和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向中所缺少的主体维度。他们要解决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理论框架中主体被遮蔽的问题，由此开拓了致力于探索并唤醒无产阶级感性的革命意识，形成新的集体的感性意识，以通达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方向。基于此，他们积极倡导要回到理论源头，即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当中去，沿着“返本”这一方向，在原初语境中把握文本的本真意义，还原马克思思想的本真面目，呈现其“真精神”。

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基于澄清前提的总体性的批判中，“开辟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向，成为唤醒和革新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思维方式的重要理论资源”[3]2。随着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开展了如下的研究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张，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重新深入地解读经典文本文献，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其加以准确地传播、理解和普及。在大量地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从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才能恢复马克思思想超越一切传统形而上学的新哲学本质。“在开启‘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又逐渐拓展出了文本——文献学解读和原理与体系创新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研究范式。”[5]67第二，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破除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曲解中，认识到至为关键的一点是实践的重要意义。学者们不仅高度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的起点、范畴和建构原则的观点，而且将这种理论视域投向活生生的时代、社会现实和人自身，提出要从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去破解观念上的崇拜和现实中的神话。围绕着“实践”所开展的探讨和研究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桎梏，彻底打破了我们受其影响至深的局面，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新境界。回到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思想本真面目以及以实践唯物主义为重心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构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阐释的重要基础，并支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体框架。当然，其意义绝不局限在凸显实践观点本身，而是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放态度、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多元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规范的再认识，使得我们已经在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辩证的、批判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多元的研究方式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建构中。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充分释放其理论资源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力的辩护和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阐扬，“这极大地提振和坚定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新注入信心与活力”[3]2。

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的每个危难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始终表明对马克思当代性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其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Georg Lukács）、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柯尔施（Karl Korsch），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流派都围绕着为马克思当代性辩护这一主题进行过深入地研究。可以说，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正如有的学者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7]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有力地辩护了马克思的当代性，他们还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层面，关注时代危机和社会问题，并从中寻找新质要素的生长点，实现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他们阐释和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他们着力从主体性和文化维度去凸显马克思文化阐释视域的时代活力，并着力挖掘‘感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阐释中，注重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价值功能，维护其价值立场，赓续了马克思的批判旨趣和批判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不仅基于时代立场、秉持批判精神，还深入广泛地借鉴了当代西方涌现的新社会思潮，在与这些新思潮的融合中不断拓展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空间，推动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8]

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真理光芒和永恒魅力，领悟到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提供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思路、新成果无疑对我们如何在新的时代境况和社会历史实践中进一步弘扬马克思的思想精神和推动马克思主義的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具体的影响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拓展与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启迪和有力激发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心从多囿于思辨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转向了着力于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并深入其中加以探索，开启了诸多崭新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主题来看，其中有一部分延续和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研究主题，例如：有关马克思思想分期问题、物化、异化、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存在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生活世界、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另外，也有一部分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挖掘出来的研究主题。例如：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生态学、日常生活批判、消费异化、空间生产、政治哲学、结构与解构、视界融合与诠释学循环、证实与证伪等，这些主题未曾出现在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另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人与自然这些经典的研究主题，也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焕发出进一步深度研究的热情。除此之外，存在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诠释学方法、分析哲学方法、现象学方法、解构主义等方法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借鉴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这一系列的深入探索呈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繁荣局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其二，进一步打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视野与开放格局。

21世纪以来，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理解并展示中国道路，世界视野和开放格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背景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它所展开的诸多研究主题和研究论域，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应，亦是全球资本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只看成是一种学说、思潮，它更应当被视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表达方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世界视野。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资源。”[9]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续地关注与研究，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世界视野，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上能够开展更具开放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探索。

其三，催生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西对话研究模式。

马克思的当代性及其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再认识、再彰显势必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更广泛和深入的对话。20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最重要的努力是开启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当代意义的理论工程，而这只有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中才能真正地做到。对这一主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研究范式。马克思早期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人道主义与异化、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等主题都成为重要的对话内容。“最初的是简单的批判方式的对话，后来进入到深度对话的阶段，进入21世纪则开展了全面的对话。对话的深入亦加深了思想的开放性，推动了理论创新。”[5]132-146总之，这一研究模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了解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提升学者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终结西方学术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一研究模式亦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翻译、译介、出版、研究国外学术著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扩展到“国外”这一范围。对话中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也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推进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传承了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的平台，积极有效地传播中国声音，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输出。

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消极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局限性，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失误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者出现了偏离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初衷的现象。有的学者偏离了马克思文化阐释视域的原初轨道，以规范结构取代生产方式，从商品转向符号，用文化、信息、知识生产等力图跳出劳动生产过程的资本逻辑，脱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根基，重建资本主义文化意识理论。“有的学者的研究中还出现了错误地把列宁和卢森堡对立起来，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10]这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状况。在有的学者的思想观念中还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由于我们对上述这些方面缺少足够的辨识和批判能力，在消化和吸收其观点和论断时，出现了全盘接纳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响。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往往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除了早期几位代表人物直接参与过革命实践，而且本身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领袖之外，其余的大都是专业的学者。“虽然他们在理念上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重在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特质，但是当涉及他们自身时，很大一部分学者还是退缩至理论的沉思当中去，这当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关注现实;恰恰相反，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批判，甚至有的学者还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批判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亦提出了很多有建树的意见。但是，他们主要是在理论沉思中构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在理论上批判现实就意味着传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是，由于缺少直接实践的现实基础，也造成了其理论呈现出脱离实践的纯粹学院化的特征，往往批判锋芒弱化，建设性不足。”[11]例如，他们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但有的学者最终展示的却是资本主义仍具有保持在原有秩序中的可能性，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愿景的策略和方法上也常常显得消极被动。因而，批判与争取新世界的现实政治仍旧是相脱节的。这种纯粹学院化的理论态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西马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和话语表现方式上带有多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最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孕育并成长于西方，其面向和针对的是西方的现实问题，尽管今天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之下，中西方面对的许多问题呈现出了共通性，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中国问题越来越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征”[12]。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嫁接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上，单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将缺乏清晰的理论自觉。而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西马化”，就出现了理论与现实不相符，重新陷入教条、僵化的错误中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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