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雨欣

内容摘要：唐代的狐形象在初唐、武则天时期以及中晚唐都有较大的差异，这与唐代的佛道之争有一定关系。初唐时期，道先佛后，道教激烈排斥胡僧，于是出现了大量道士伏狐故事，以“狐”诟“胡”;武则天时期佛教在斗争中占据上风，于是伏狐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多变成了僧人;中晚唐道教与佛教地位几乎持平，交融趋势明显，对狐形象的影响则表现为出现狐神与狐妖并存的局面。执政者對于佛道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二者竞争的输赢，同时也影响民间对于宗教的态度，从而使狐形象发生改变。且影响狐形象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佛道之争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关键词：佛道之争 狐形象 道教 佛教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狐这样被赋予最充分的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狐在作为原始人民最初的捕猎对象之一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了超物质的内涵，成为了一种象征物，一种符号，一种审美意象。千百年来，狐形象不断变迁，一开始是图腾、瑞兽，再后来是妖兽、妖精，即使是它成为了狐神、狐仙，却也还是妖精的范畴，从未被列入祀典，只能是在淫祀的范畴。影响狐形象变迁的因素很多，宗教影响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唐代的佛道之争较为激烈，这个时代的狐形象也因此有所变化。

一.道先佛后——初唐以“狐”诟“胡”

初唐的佛道之争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傅奕上疏请求罢黜佛教，至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与流放途中告一段落，历时二十年，对初唐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