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尧

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本职工作是酒神，而兼职戏剧诗歌之神，由此可见，酒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文人与酒，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魏晋时期，酒与诗的关系尤为密切。

孟德有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为什么喝酒？是为了解忧，可我们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曹操看似“以酒消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现了他的豁达心胸，求贤若渴的积极心态，所以“酒”既是休闲之好，又是抒情之寄。千思万绪，毋须多言，尽收酒中。

“竹林七贤”喜欢饮酒，其中以阮籍和刘伶最甚。他们都是司马氏谋权时的重点观察对象，所以说他们的饮酒会友具有浓重政治色彩也不为过。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喝酒，平时的言论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在家赤身裸体地饮酒，有人说他不是，他反驳道，将天地作为房屋，将自己的房子作为衣服，又有何不可？他反问别人，为何钻进了他的衣服之中？而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司马昭打算和他结为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醉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唯有“兀然而醉，豁尔而醒”，方能“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于乱世之中，饮酒有了不同含义，七贤饮酒买醉，借以在政权交替的动荡中保护自己，这是一种对当权者的不满，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也正是当时的社会需要。

王羲之是东晋文士，虽出身高门，却淡泊名利，他曾与宾客于会稽山寄情山水，“悟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借酒意，尽酒兴，汲灵感，再创作。王羲之能创造出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于诗酒之间，快然自足，感死生之虚诞，知彭殇为妄作，方挥毫即墨，成万世名篇。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器。

酒肉魏晋，酒肉未尽。魏晋文人与酒，有太多太多讲不完的事，诉不完的情，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的历史命运，使之清静自持，而酒，则赋予了风流名士缤纷的精神寄托，助其顾盼神飞。酒跨越时代的羈绊，消除时空的隔阂，而其越久远越香醇的特性，也孕育出中国悠长的文化，生长出了那不拘世俗，开阔明朗的魏晋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