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燕 杨修文

（1.齐鲁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2.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00）

全球化历来都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紧密联系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全球性疾病等问题。因此，在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中，“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持续不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化更是处于艰难抉择的路口。怎样才能趋利避害，推动全球治理的有效实现，就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认真解答的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经历过由排斥到契合的曲折，但在当今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的岔路口，积极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高度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全球抗“疫”行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努力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多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迈进，倡导通过共建、共享、共赢推动新型全球化的构建。

一、全球化的演进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兴起

“全球化”尽管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但由于全球化内容的丰富及其进程的复杂，至今人们对这个概念内涵的认知和其演进趋势的评判依然大不相同。

从全球化的内涵认知角度看，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它是“经济的微观活动的作用过程，是由各国和地区通过微观经济主体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2]8。政治学家认为，全球化“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另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生活相关性的空前加强”[3]119。而社会学家则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的演进使得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凸显，人类正面临着“加速工业化、人口快速增长、广泛的营养不良、不可更新的资源的消耗和日益恶化的环境”[4]10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全球性挑战使得人类陷入困境。我们认为，从全球化的内涵来看，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是人类从各个领域、民族、国家之间彼此隔离孤立的状态向全球一体化社会的演进，人类社会的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包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文化上的彼此沟通、价值观念上的理解认同等。其实质是全球经济发展超越了政治上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界限，产生了人才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全球流动，从而对全球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5]45

从全球化发展进程来看，有学者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今，全球化经历了国家层面的全球化1.0、市场和劳动力层面的全球化2.0、个人层面的全球化3.0[1]8-10和全球化4.0时代的到来。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世界经济论坛官网发文进一步分析了从全球化1.0时代至全球化4.0时代的不同表现，认为全球化1.0时代，蒸汽及其他形式的机械动力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加强了全世界的经济联系；全球化2.0时代见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诞生；在全球化3.0时代，工厂已经跨越国界，专业技术也随之跨越了国界，形成了高科技与低工资相结合的制造业格局；在全球化4.0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实现国际工资差异套利的同时，避免了劳动者的实际流动[6]。

纵观学者们对全球化内涵及其进程的解读，他们大都揭示了全球化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这标识着全球化无论是作为一个名词还是作为一个动词，它都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缘起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而全球化在不同的演进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全球化1.0的特点主要是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它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界流动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并往往伴随着战争。它开启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并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使得各个相互隔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为世界市场，从而拉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幕。随着工业资本的不断开拓，全球化进入2.0时代，其内容构成逐渐丰富，世界各国跨洲际流动模式在规模、深度、速度与影响力等方面逐渐加深。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涵盖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领域多元共存的全球化3.0时代。此时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协同基础上的全球化，全球资源得以通过技术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连接、全球协同及全球分配。它把全球的生产和交换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变局[7]38。一方面，全球化在数字技术、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等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负面效应进一步凸显，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尤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深化，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探寻解决“21世纪挑战”①的方案，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作为世界版图的大国之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历经磨难而渐行渐进。面对全球化1.0的缘起，明清政府曾以“天朝上国”的自傲和自闭而绝缘全球化，但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天朝梦”碎，中国人尝尽了弱国无外交的屈辱而开始奋起抗争。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清政府天朝上国自我陶醉与欣赏的封闭状态中，备受羞辱地卷入了全球化1.0的浪潮中。在这股浪潮中，中国人民历经艰险，苦苦寻求着自己的救国梦。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救国梦圆。然而，新中国成立之时，恰是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2.0之际，也是世界两极格局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别采取了相互排斥的敌对政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游离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受此影响，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一度在全球化的边缘徘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确立，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也转变成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对全球化的态度也由反抗抵制转变为适度契合，积极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带来的机遇发展自身。中国外交的全球化转向愈加明显[8]37-45，并在有效契合全球化3.0进程中努力实现强国梦。但全球化历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世界紧密联系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均衡以及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是“趋利避害”还是“一棍子打死”，不仅制约着全球化的演进方向，也直接影响着各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一些西方国家擎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大旗，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就成为当今全球化进程面临的难题。在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反思作为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怎样才能趋利避害，推动全球化4.0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讲，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无疑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红利日渐消失，金融资本无节制的逐利趋势与国家监管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客观上也是一种对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质疑，将促使人们对全球化进行反思。恰是在反思中有学者发出了“再全球化”的呼声，“强调要对旧全球化进行改革、扩容和升级以突破其当前面临的‘内卷化’困境。”[9]21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达沃斯经济论坛、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等国内国际舞台上的主旨演讲和报告中，也科学分析了导致世界经济低迷的根源，阐明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10]的深刻哲理；强调要合理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降低其负面危害，使其更好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要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充分挖掘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因素，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平衡发展；要科学管理、注重公平，让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惠及世界人民；呼吁各国人民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1]58-59；主张“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12]。这无疑为困境中的全球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正是在这种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思和契合中，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新型大国特色的外交之路。一方面，全球化的演进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准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推动了全球化的新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战略与全球化进程的演进，中国外交经历了从坚持“一边倒”与独立自主，完全拒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站起来”阶段，到致力于为国内建设谋取和平国际环境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外战略，顺应并适当契合全球化进程的“富起来”阶段，再到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强起来”阶段[13]4-6。中国在从全球化1.0到全球化4.0的历史演进中，实现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的历史转变[14]54-66。与此同时，全球化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特别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作为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率先发出了“反全球化”的信号，意图放弃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领导，而作为非主导者的中国等其他新兴国家却明确表示了继续支持当前全球化的坚定决心。全球化主导力量的转变打破了以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单一性格局，赋予了更多国家表达自身发展诉求的机会，为打造由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多元格局提供了历史机遇。为适应当前全球化出现的历史变局，中国开始积极思考并探索自身外交新的方向。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15]443，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目标，坚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按照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充分发挥中国外交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与担当；确立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途径，旨在追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利土壤的同时，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建设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伙伴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封闭性、以军事合作为主、针对第三方的“联盟”关系，具有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之路体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传统与当今世界潮流的实际情况，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既实现了自身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又有助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携手共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4.0。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与特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突破“修昔底德陷阱”②的传统大国外交思维，明确宣告：“‘国强必霸’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16]历史上，中华民族就始终致力于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其他民族奉行殖民侵略与对外扩张的策略相反，中国倡导“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理念，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提倡“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原则，尊重他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近代以来，尽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仍，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但是中国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深刻道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以最大的诚意化解历史矛盾，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共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支持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秉承不同文明彼此包容互鉴、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外交”[17]19。它既凸显中国特色，又彰显新型大国风范。它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根植于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自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契合于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18]18-19，努力为全球发展做贡献。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践中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整体布局。具体而言，它以构建协调均衡的大国和周边关系为重点。由于世界权力中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域外大国力量逐渐加强了对中国周边地区辐射，与周边国家相互交织使得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为此，中国提出在不与任何大国发生对抗冲突或建立军事联盟，稳步推进构建总体协调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同时，还要摒弃以邻为壑的陈旧思想，秉承“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发外交关系；构建“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家关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十分重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将推进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统筹多边外交舞台。在全球性突发事件及其危害日益凸显的今天，积极构建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以G20、APEC、金砖国家机制等国际多边机制积极统筹多边外交舞台，为促进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不断提供积极条件。以政党外交和公共外交为新的开拓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政党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积极作用，通过“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国政党间的交流对话。与此同时，还通过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领域更宽泛的公共外交方式，全面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多个领域的民间交往，以“一带一路”作为推动全球化4.0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倡议，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大创新，它在为中国带来经济开放与繁荣的同时，也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大国和周边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政党外交和公共外交为新的开拓方向，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以点带面，全面均衡，共同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战略布局。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全球、变革自身与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框架[19]5。融入全球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框架的前提，它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全球优质资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21世纪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探索新型国际关系之道的过程；变革自身是中国和平发展框架的基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坚持对外融入世界的前提下，强调以交流互鉴、规范法治和构建国际认同为基础，加强本国自身能力建设，最终实现自身变革和世界秩序的塑造，并呈现了如下特点。

其一，突出奋发有为的外交主基调。随着中国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化4.0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外交积极调整姿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愈加突出奋发有为的外交主基调，使新时代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一方面，面对接踵而至的国际矛盾与纷繁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外交敢于直面矛盾，坚持原则，坚守底线，迎难而上，以自身独特的外交路径化解国际矛盾，特别是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中国在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路的同时，合理制定战略框架，倡议共同行为准则，积极引导各方合理预期，推动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地区新秩序的构建；另一方面，在面对涉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全球性议题时，中国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外交倡议，谋求全球化在转型时期的稳定，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奋发有为的外交主基调源自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厚积薄发，契合于新时期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二，注重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兼容并包。随着全球化进程从1.0到4.0的演进，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休戚与共的特征更加明显。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就成为全球化进程提出的时代新要求。为此，中国外交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人类共同利益制高点审视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0]另一方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忽视别国利益、不择一切手段实现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思想，注重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兼容并包，强调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的合理关切，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最终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其三，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时代中国作为大国展开的外交，即中国以大国身份确定外交目标与诉求并综合运用各种外交资源与手段。但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外交始终立足于自身国际地位的实际与以大国身份开展外交的诉求，积极承担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国际责任，主动扛起全球治理的大旗，营造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实践，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格局。面对当前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趋势，中国采取了人类抗疫史上最严格、最坚决、最有效的防疫举措，遏制住了国内疫情蔓延势头，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以自身独特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路径，加强与世界各国“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和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升级，充分展示了中国国家制度的优势所在，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应对全球突发事件和促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升级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了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时代命题。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引领

当前，新冠疫情已成为人类发展道路上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场大危机与大考验，它在对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困扰。许多人由此对疫情之后全球化进程的走向也产生了质疑，2020年3月21日刊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就展示了一幅悬挂“结束”标语的地球图案，以此标识“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加坡国立东亚研究所知名教授郑永年也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即变为‘有限的全球化’。”[21]面对疫情带来的现实困境，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凭借一己之力都无法予以有效应对，特别是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的前提下，国际社会更应该共同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此，中国以自觉的使命担当和忘我的苦干实干为全球抗疫实践提供了有益探索，为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拓展全球化发展新空间，开启全球化新征程提供了价值引领。

其一，以共同价值引领全球化新发展。共同价值是客体对包括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价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2]这是首次由中国提出的、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能够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共同价值。与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不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共同价值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世界不同国家在经济生活、民族构成、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有机融合，凝炼出共同的特性，为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价值基础。与此同时，共同价值向过去开放、向现实开放、向未来开放，它继承了以往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作用于当前的全球化实践，对未来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第二，它是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观。共同价值是不同国家在共建、共享、共赢基础上所建构的一种价值观形态，它涵盖了不同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世界各国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建立、共同享有、共同获利。因而，它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精神道义和价值的制高点，拥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总体来看，世界各国的不同利益诉求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人类共同价值正是这些不同价值观的汇聚与联结，通过共建、共享、共赢推动新型全球化的构建[23]38-43。

其二，以国际合作新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升级。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为引领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提供了创新方案。（1）以国际合作新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保持理念创新和战略引领[24]36，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动态联动发展，以期实现互利共赢；提出“单边倡议、多边协作”理念，促使多元化国际共享机制的形成，尊重各国发展差异与主权平等，提供多样发展机遇和空间，实现“百花齐放”的共赢局面；提出“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理念，编织与各个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谋求与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有序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全球化4.0的主要抓手，为有序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不竭动力。首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新运作模式。“一带一路”不以硬性条约和规则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限制参与国的身份和行为，它在完全开放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积极有益的合作，开展发展战略对接。目前，中国已累计同29个国际组织与122个国家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与琥珀之路、东盟自由贸易区、欧洲“容克”计划等他国战略进行了有效对接。其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新领导机制的构建。“一带一路”不以某一国家为固定“中心”，提倡多元化的领导机制。这种领导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力量对本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干涉，充分调动了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3）牢牢抓住规则制定话语权，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国际合作新机制的理性认识与支持。当前，国际制度竞争已是国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25]28-57，围绕规则制定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国际制度竞争的重点。中国应牢牢抓住国际合作机制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一方面，对蓄意攻击和曲解的声音进行有力回击，减少国际社会猜忌的空间，破解各种偏见与成见；另一方面，从理念、内涵与目标等方面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引导相关国家对中国构建的国际合作新机制的理性认识与积极支持。

其三，以人工智能拓展全球化发展新空间。当前，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要素之一。它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以往的技术无论形态如何，都是被人类用以改造世界的工具，而人工智能则不然，它能够通过对数据的获得与分析，掌握人类活动的规律，并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思考逻辑和行为方式，作为创造性伙伴参与到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26]129。因此，人工智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一是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据统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以每年1.2%的速度为全球GDP的增长贡献大约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先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将达到20%—25%[27]5。二是人工智能将促使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扩大，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将获得许多权力。从2016年“剑桥分析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巨头通过获取大众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出相应结论，有针对性的对选民投放政治广告以影响竞选，对美国政治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催生更加多元且拥有较大权力的行为体以影响全球化进程。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相关产业发展从权力结构、微观基础、规则体系及制度安排、宏观环境、运行模式及演化规律角度深刻改变着当代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内容，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的发展[28]33。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主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与其他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努力拓展彼此在这一领域的国家利益，开拓国际关系合作的新作为，拓展全球化发展的新空间。

其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全球化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它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它从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开启了引领全球化的新征程。在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方面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宏大、系统、复杂的发展新思路[29]13-20。政治上主张“合作伙伴主义”。“伙伴关系”超越了西方封闭性、以军事合作为主、针对第三方的“联盟”关系，不再以伙伴双方强制性的权责交换为基础，更具“聚合力”，开放、包容、非强制的特点有利于吸引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拥护。安全上主张“集体协商主义”。当前，全球性问题已呈现出跨地域、分散化等特点，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的肆辱，任何国家独善其身的安全策略已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唯有采取共同协商，寻求集体安全的做法才能有效应对风险，解决引发安全问题的各种隐患。经济上主张“开放包容主义”。全球化的演进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持续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主张在尊重世界文明兼容并包的前提下，充分发扬各文明间的不同闪光点，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生态环境方面主张“自然保护主义”。保护生态是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伤害自然最终将会伤及人类自身。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要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不同领域积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习近平在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时，提议双方共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30]；2016年5月，习近平与老挝领导人见面时提出两国要共同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31]；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表示愿同非洲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32]；2019年5月，习近平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提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33]。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不同领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在蓬勃发展。

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大流行”进一步表明，全球化已不只是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的全球化，更表现为生态、灾难、命运的全球化，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34]5对此，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积极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发挥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协调作用，加强与二十国集团组织、非洲联盟、金砖国家机制等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合作，务实推动疫情防控区域合作，深化与疫情发生国家间的防疫信息共享与防控技术经验交流，与世界各国并肩抗疫，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大国担当。

注：

① 伊恩·高登在《分裂的世界：全球化危机的根源与对策》一书中，鉴于一些挑战的本质彻底改变，以及其影响的复杂度和潜在严重性的衡量标准，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性、流行疾病、移民和金融五大问题界定为21世纪挑战。

②“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它是指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该说法源自于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有关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根源时的观点。具体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