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历史背景、特点与经验启示

2021-01-02何成学

桂海论丛 2021年3期

摘要：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条件，归纳起来就是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阶级基础以及地理位置因素和外部因素；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四个方面的历史特点：外派党员干部是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骨干力量，在工农运动中创建和发展党组织，以国共合作促进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创造性地开展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中共广西党组织早期创建和发展的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给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以深刻启示：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要把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把扩大党员数量和提高党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历史背景；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3-0050-08

从报刊文章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创建发展问题的研究有20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主要研究梧州创建中共党组织和大革命时期的党组织建设。2000年以来特别是2011年建党90周年和2016年建党95周年前后，主要研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次之为梧州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其中钟国云、庾新顺、李业安、黄茂田、张季、沈跃元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1]125-128、[2]、[3]。但总的来说，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也为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意在对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历史背景、特点和经验启示作一研究概述。

一、早期中共廣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历史背景

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发展，不仅是近代广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同广西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有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因素，又有外部因素的有力推进。因此，早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创建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

（一）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近代广西来看，先是有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的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不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而且还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是广西的农民阶级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对国家和民族出路所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接着在1856年、1884年、1897年、1898年，一方面相继在西林、贵县、上思、田林乐里和永安（今蒙山）等地发生了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外国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冯子材、唐景崧、刘永福等在中法战争中分别率领“萃军”“景字军”“黑旗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两次纸桥之役等战役的胜利。此后，在1907年9月、12月和1908年3月，广西人民积极响应孙中山等人号召，在广西发动了防城、镇南关和钦防上思三次较大的武装起义。从进入现代历史初期的广西来看，先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影响下，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龙州、百色、平乐等地的工人、市民和青年学生，罢工、罢市、罢课，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有力地声援了五四爱国运动；接着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广西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又得到迅速发展，在工运方面，广西从城市到县城和乡镇，掀起了声援“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反帝浪潮；在农运方面，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民武装斗争，促进了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农军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以上广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优良传统，为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思想基础。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广西的传播主要可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改良派和维新派，即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的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两派都是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的。其中在19世纪末发起了维新运动前后，康有为先后两次来广西传播维新思想。1894年12月，康有为以孝廉身份，带着变法维新思想首次来到桂林。1897年1—6月，康有为以维新派领袖身份再次来桂，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学校广仁学堂，创办了广西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培养变法维新骨干，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旧学走向新学，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孙中山等在20世纪初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传播，在广西引起了强大反响。其中，马君武（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广西省省长以及广西大学校长）是广西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主要传播者，他在1903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1921年12月至1922年4月间，孙中山在广西桂林、梧州等地多次发表演讲，表达了他对民生社会主义的向往。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从学理上进行介绍，其认识不成体系，也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其传播的目的主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看，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思潮在广西乃至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广西人民从心理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1]126。三是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广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思潮在广西的最主要传播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以下4条渠道在广西传播：其一是在北京、上海、贵州、广州等地活动、求学的黄日葵、谭寿林、韦拔群、黄士韬、陈勉恕、宁培瑛等广西籍先进分子向家乡学校邮赠《新青年》《群言》《桂光》《先驱》等进步书刊；其二是省内的报馆、图书馆和进步书局等代售进步书刊，其中朱锡昂、高孤雁等就订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三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向广西中等以上学校和主要报馆赠送《新青年》《向导》《群言》《先驱》等杂志；其四是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下，在桂林同孙中山会晤期间的演讲中，介绍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科学社会主义在广西的传播，推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促进了广西人民的觉醒和思想解放，为广西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阶级基础。从近代广西看，继1877年北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又有龙州、梧州和南宁相继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广西逐步兴起，以店员工人、采矿工人、码头搬运工人和海员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队伍开始登上广西政治舞台，其中梧州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机器总工会广西机器工会、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分会、梧州理发工会等工会组织，这标志着广西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活动已经开始。在现代初期的广西，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24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广西工农及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至1926年秋，在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玉林、桂平、贵县、百色、龍州等30多个城镇以及当时属广东省的北海、合浦、防城等县市，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全省有工会会员共5万多人；到1927年4月，广西全省已有东兰、凤山、百色、龙州、邕宁、桂平、平南、苍梧等62个县（含当时属广东管辖的合浦、北海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20多万人，还成立了拥有数万支枪的农民自卫军[4]10。这样，以梧州为中心的广西工人学生运动和以东兰、桂平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建立准备了阶级基础。

（四）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地理位置因素。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广西位于祖国的南疆，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较早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省份，也是全国反抗封建统治和列强侵略斗争的前沿阵地。外来侵略者与广西地方官僚及其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残酷剥削、奴役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西各族人民揭竿而起，谱写了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悲壮篇章。这种反帝反封的优良传统成为广西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创建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二是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州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梧州是广西东边的重镇，两广交通要冲，不仅交通便利、离广州很近，而且梧州的居民大部分是从广东迁来的，跟广东的关系甚为密切。另一方面当时的新桂系借助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刚刚统一广西，为此表示愿意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广西也因此成为广州革命政府所辖下的第二个省份。为此，当时的中共两广区委（亦称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第一步在广西梧州建立党团组织，然后再向广西各地发展党团组织。三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地区成为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地区。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清共”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桂系紧跟其后，在同年秋冬进行了“清党”“清乡”等屠杀政策，致使广西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力量都遭到沉重打击。面对新桂系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广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相继在桂中地区的桂平、平南、武宣和左右江地区的恩隆、奉议、果德、思林、东兰、凤山、向都、镇结等地领导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地域斗争的基础，1929年10月在广西革命形势再次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等果断地把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促进了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五）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外部因素。中共广东区（省）委的直接领导和中央的重视，是广西早期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强大外部推动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靠近广州且有革命基础的梧州作为建党突破口，然后向广西其他地区发展。为此，从1924年起，中共广东区委就开始派党团员来梧州进行革命活动和从事建党工作。1925年8月又派中共党员龙启炎和团员周济到梧州开展革命工作。不久，中共两广区委员会执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亲临梧州指导广西革命运动和党团建设工作。1925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梧州正式成立中共梧州支部，由龙启炎任书记兼管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也是最早的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决定建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报请中央从北京调谭寿林回梧州任地委书记；另一方面又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广州农讲所广西籍学员、中共党员林培斌、黄启韬、罗瑞成、谢铁民等为特派员到梧州开展农运工作[5]19。1926年8月，广西籍早期共产党员黄日葵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中共广东区委任命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黄日葵一方面在南宁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建立中共南宁地委并担任书记。另一方面又到桂林、柳州、桂平等地建立党组织，把广西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为适应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黄日葵还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成立中共广西区委。1929年夏，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广西政局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先后选派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开展工作，同年8月底中共中央派邓小平（邓斌）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统一领导广西党的工作。邓小平等在广西领导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从广西实际出发，在广大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的力量，使广西党建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由此可说，早期的广西党组织“是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广西党的建立和发展初期一直接受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5]19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二、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历史特点

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富有广西地方特点，归结起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外派党员干部是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骨干力量。1925年7月后，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派党、团员龙启炎、周济、毛简青、粟丰、甘立申、陈勉恕、朱锡昂等到梧州、南宁、玉林从事建团、建党秘密活动。其中，龙启炎、周济等在梧州开展党团组织创建工作，并于10月在梧州创建了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为进一步加强对广西工作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于12月决定建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报请中央从北京调谭寿林回梧州任地委书记。同时，还派中共党员林培斌、黄启韬、罗瑞成、谢铁民等到梧州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调黄日葵回广西南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负责人。为恢复广西的党组织，1927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廖梦樵、邓拔奇等到梧州重建中共梧州地委。1927年5月在梧州成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为书记。为打开广西革命工作局面，1929年夏，中共广东省委先后选派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开展工作，8月底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邓斌）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统一领导广西党的工作，1930年前后广西党的工作得到了大发展。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外派党员干部指导和领导广西党建工作，贯穿于早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创建发展全过程。

（二）在工农运动中创建和发展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最初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等大城市建立起来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和适时地发展工人党员。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1925年党的四大制定了在农运中独立建党的正确策略。由此可说，在工农运动中创建发展党组织是我们党在早期建设中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征。这一特征在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建设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1925年前后，在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影响下，广西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在工人运动方面，1925年的上海五卅运动和广州、香港的省港大罢工，在广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梧州为中心包括南宁、桂林、柳州、桂平、贵县、玉林、龙州等地兴起了工人运动高潮。在斗争中，广西工人阶级队伍经受了考验，得到迅速壮大。到1926年6月全省参加工会组织的会员有4万多人[6]，其中梧州有会员9600余人、南宁有2500余人。正是在此背景下，广西中共支部和地委先后于1925年10月、12月在梧州创建成立。接着，在1926年又相继在南宁、玉林、柳州和桂林等地也建立了中共支部，其中中共南宁支部在当年夏改为南宁地委。在农运方面，早在1921年秋，韦拔群就开始在东兰县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1923年的“三打东兰城”，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黄治峰于1924年8月在奉议县也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但由于当时的韦拔群、黄治峰等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农运，最后都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这表明在广西农村建党，是农民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从1925年12月起，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林培斌、黄一平、罗瑞成、谢铁民、李植华和陈之颖等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回广西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4月，广西全省已有东兰、百色、龙州、桂平、容县、梧州等62个县和市郊（含当时属广东管辖的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20多万人。从1926年春至1927年夏，在廣西农运发展的重要区域中，相继成立了中共多贤、容县、北流、东兰等支部，发展了韦拔群、黄治峰等农运骨干入党，使广西党组织深深地扎根于农民运动之中。

（三）以国共合作促进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仇视，开展工作和发展党组织都处于较艰难的处境中。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有较大发展的空间，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党员数量来看，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仅有50余名党员，到1925年底达10000名党员，1927年4月又快速增加到57967名党员；从地域来看，长江流域以南、以北有共产党员51628名和6339名，分别占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89.1%和10.9%[7]。这一历史特征在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建设中更为明显。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力量大力支持下，于1925年春统一了广西。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表示愿意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当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先后派中共党员龙启炎、陈勉恕、朱锡昂等到梧州、南宁、玉林从事建团、建党秘密活动。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12月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从1926年春到1927年6月，又相继成立了南宁、玉林、柳州、桂林和多贤、容县、北流、东兰等20多个中共支部，发展了近300名党员[4]4。还必须指出的是，1927年秋，新桂系集团积极追随蒋介石，在广西实行“清党”“清乡”的屠杀政策，使中共广西各级组织力量、各种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这尽管是当时全国革命中的一个普遍问题，但广西又有其特殊的历史特点。那就是1929年夏，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广西政局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俞作柏、李明瑞邀请中共中央派党员到广西工作，并且采取了释放政治犯、开放工农运动、武装农民等进步措施。这无疑为广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政治空间。正是在广西再次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广西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了。1929年9月，全省已健全的中共县委有4个、县特支5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全省党员共420人[8]。

（四）创造性地开展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建设中，比较重视工人运动和强调党员的工人阶级身份。虽然在1925年前后的一个时期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较重视农民运动和在农运中的建党工作，但这并没有在全党达成共识，甚至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还深受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影响，一度使我们党在白区的组织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和重大损失。在这层意义上，早期广西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显现出了一定创造性。广西是个地处祖国南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广西开展党组织创建和发展工作面临着与其他省市不同的局面。如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基础薄弱；自耕农占大多数，雇农、贫农等人数很少；世居民族成分多，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大。以上特点决定了在广西开展党建工作任务极为复杂和艰巨。为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指导和领导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中，创造性地开展党建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周恩来在指导中共广西党组织创建中，明确指出广西“产业工人相对较少，所以群众运动的基础在于广大的农民身上”“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工人中产业工人不多，手工业工人占工人的多数，工人队伍的思想相当复杂……所以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很重要。”[9]这为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创建工作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领导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在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六大关于布尔什维克化路线的同时，又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利用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在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在农运和兵运中发展党员；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创建一支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在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有40余人；百色起义后，大力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等优秀分子入党，到1930年10月，右江根据地有党员2000人（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党员），加上郁江地区党员，广西地方总数多达2200人[10]80。对此，当时新桂系首领李宗仁曾这样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11]

三、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中共广西党组织早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不仅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而且还有广西工业落后、产业工人相对较少、少数民族人口多等特殊因素。为此，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央指示精神，走出了一条富有广西特色的党的建设新路子，积累了推进党的建设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给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以深刻启示。

（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是早期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创建发展的思想基础。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方式和特点，为新时期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诸多的经验启示。

1.要强化党校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历来是党校教育的重要任务。紧紧围绕这一任务，就抓住了党校教育取得实效和真正成为培养领导干部主阵地的根本。新时期的党校教育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要营造浓厚的理论学习氛围，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颗参天大树永远焕发出勃勃生机。

2.要重视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作用。革命时期的广西籍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进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应当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这个阵地的作用。在宏观上，要切实把高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在微观实践中，高校要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重要的是通过改进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加强理论社团建设、开展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实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举措，充分展示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作用。

3.要不断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宣传的方式、方法。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的传播中，主要是通过学校、讲习所、演讲、创办报刊以及编写成民族歌謠等方式，向社会各界阐述和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广西是一个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因此，在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在广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借助开发网络资源等方式进行，又要结合民族特色开展宣讲活动。

4.要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在革命时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特点启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宣讲方式方法同人们的需要相切入，就能更好地吸引群众，就更有传播动力。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重要的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建设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只有关注新时代的民生和群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够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认同感和大众化的实现。

（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要求建立起来的，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其早期建设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党的组织成分的构成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2]282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2]285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成员时，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发展工人党员、培养工人干部上，甚至还一度出现过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化”、干部的“工人化”的现象。经过党领导的多次工人阶级的残酷斗争，中国共产党才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取胜的，必须建立同盟军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中国共产党把大量的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充实党的力量，壮大革命力量。这一经验教训，在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建设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在中共广西党组织创建时期，周恩来曾提醒广西同志，广西工业落后，产业工人相对较少，群众运动基础是农民群众运动。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前，将工作重点放在乡村，大力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等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一支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将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左右江地区各民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打开了广西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唯成分论，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这一经验还启示我们，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使56个民族团结奋斗，共创辉煌，就必须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既是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和走向繁荣昌盛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时代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三）要把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确立的中心任务是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领导工人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夺取革命的胜利。这一政治任务，要求集中力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中心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政治任务，要求在农村发展党员，使农民阶级中的积极分子成为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的先锋队战士。在大革命时期，广西在工农运动中建党，使党的组织成为工农运斗争的领导核心，其经验和启示主要是：依靠工运、农运特派员在领导工农运斗争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注意发展城乡先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妇讲习所学员入党，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工农运的领导，有计划地接收工人、农民领袖和工农运动领导人入党，使我们党深深地扎根于工农运动之中，使党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百色起义前后的土地革命期间，把党的建设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即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既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农民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又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工作；既使党和红军与各民族得到空前的团结，又使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得到空前发展。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有40余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000多人”[10]115、127。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在新时代，要使党的领导更加适应新形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任务的需要，就必须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新要求，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切实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是灵魂，是行动的指南。党的思想建设则是铸造党的灵魂，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消除党员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党员占多数。1929年5月红四军党员中，工人占23.4%，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76.6%[13]34；同时期的广西党组织中，农民党员高达90%，工人党员仅占3%[14]。到1949年底，全国农民党员有340.1万，占全党党员人数的75.8%[13]34。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变成农民党，仍然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把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培养成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使广大党员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同时入党。可以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当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面对着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新考验，这是一场新的伟大斗争。在这一场新的伟大斗争中，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决不能削弱，但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党，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时代加强思想上建党，一是要抓好理论学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必须以牢固的理论作基础，忠于马克思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做到的，党的领导干部则应当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二是要强调思想上入党，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三是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要使矛盾得到正确解决，向好的方面转化，就必须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五）要把扩大党员数量和提高党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代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去完成，党员的数量对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极其艰巨，我们党的生存环境又极其恶劣，所以当时迫切需要大量的忠诚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为此，迅速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大量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快速扩大党的队伍，自然成为建党早期自身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同时，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党员的数量对于党的事业非常重要，但党员的质量则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从思想上入党，党性弱化或丧失，再多的党员也是无济于事，党的战斗力更多地体现在党员的质量上。这一历史经验在苏联分裂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深刻而沉痛：原苏联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依靠20万党员夺取了革命政权的胜利，在建设艰难时期依靠200万党员也曾打败了德国法西的入侵，可在和平时期拥有2000万党员却丢了政权并亡党。当前，对于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扩大党员数量和提高党员质量有机结合起来，严格把好入党条件关，与时俱进地探索党的建设规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在思想上、组织上入党，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中，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能战胜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各种各样困难。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要紧密围绕党在新时代的政治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党在新时代的政治任务。因此，加强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就要从实际出发，就要与时俱进地探索同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相适应的党的建设规律，着力构建并不断完善以思想建设为核心的新时代党的建设体系。

（六）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队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革命时期，就强调指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15]，使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的风度，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富有牺牲精神，有工作能力。在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的早期建设中，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省）委先后派遣了谭寿林、黄日葵、邓小平等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到广西开展党团建设工作。在实践中，他们又极为重视培养广西当地干部，从而为推动广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在广西建党前期，龙启炎、周济等在梧州，先是通过建立共青团的外围组织——梧州新学生社，把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青年学生积极分子吸收到新学生社来，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培养为团员；后又在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中，培养工人骨干，在妇女运动等方面也培养了一些骨干。这些举措为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梧州支部的创建和不久中共梧州地委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在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民族地区后，邓小平等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党、政、军干部，他们成为左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数百名干部[16]，这是百色起义胜利和广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培养大量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党在新时代的一项“战斗任务”。这一经验还启示我们，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可靠保证，是关系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民族问题能否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