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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20 年青海岩画研究成果回顾

2021-01-02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青海地区断代岩画

刘 东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岩画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青海地区发现的岩画不仅弥补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造成文物、文献不足的缺憾,也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宝库,构成了灿烂多彩的艺术画廊。这些岩画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的宝贵实物遗存,其文化内涵很深,外延很广。鉴往昔,资来者,笔者汇集、梳理了1980—2020 年的相关文献,择其要者进行介绍,并归纳反思,借此帮助读者了解青海岩画的研究近况和发展趋向。

一、发现与介绍

20 世纪80 年代初,青海岩画进入学者视野。许新国、格桑本1982 年5 月在刚察县哈龙沟发现两处岩画,随后又在都兰县巴哈毛力沟发现一处岩画。两地岩画均以动物图像为主,由两地岩画的制作技法和图像内容可知,哈龙沟岩画的成画时代当早于巴哈毛力沟岩画,这两处的岩画都是古代游牧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文化遗迹[1]。陈兆复介绍了青海地区发现岩画的地点,有刚察县舍布齐沟,囊谦县蓄集、巴力河滩,共和县中布滩、里木,并介绍了岩画制作方法和岩画上的动物、藏文字等内容,凿刻岩画的民族可能是先后生活在这里的羌人、吐谷浑、吐蕃[2]117-121。盖山林系统地对天峻县鲁茫沟和露西、乌兰县怀头他拉哈奇布其沟等地的岩画作了介绍,其主要内容为佛教人物、动物形象和一些方形、菱形、三角形几何图案[3]53-54。《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说明了1985—1987 年对全省文物进行系统调查时,登记的地点共有17 处,图像的内容为单个或多个动物之间动作的形象以及生殖图像,表现了当时社会生产活动的情况,如战争和狩猎等。

21 世纪以来,随着青海地区大量的岩画被发现,一系列介绍岩画的成果也纷纷涌现。汤惠生讲述了格尔木市野牛沟、天峻县卢山、玉树州勒巴沟摩崖等处岩画的发现时间、过程及岩画数量和岩画上所刻动物图像的种类[4]。周庆措介绍了1987 年6 月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组成的文物考察小组在共和县发现的湖里木沟、卡木屯、切吉三处古代岩画所处的地理环境、内容、制作技法[5]。王敬斋对海西察汗特买图岩、艾力肯达呼尔、巴嘎萨、佛岩山、哈日哈达、红土沟、洪水川沟口、牦牛西山、梅陇、那仁布勒格斯坦、那日更知和纳、塔温特买图、夏日哈等处的岩画进行了介绍,这些岩画点的发现对于研究青海地区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6]。

二、断代与分布

(一)岩画的断代

岩画的断代是岩画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并对岩画其他方向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故而近年来学者们都在积极探寻相对可靠的断代方法。在20 世纪末至21世纪初,相关研究成果逐渐涌现。汤惠生、高志伟提到:“现在岩画的断代大多仍采用170 年前法国学者贝尔佐尼建立起来的被后来岩画学家称为‘考古近似断代’(Archaeological minimum dating)的方法,即运用考古类型学分析来建立年代关系。不过对于中国的岩画学者而言,却更经常地使用综合比较法来进行岩画断代,即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和文献学等资料对岩画进行断代。……综合比较法同样也是我们对青藏高原岩画进行断代的主要方法。”[7]盖山林仍以考古学的传统方法为主,并兼采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判断。方法有:一是现场观察岩画的剥蚀程度、颜色和光泽;二是将岩画内容与当地出土的文物,尤其是与出土器物花纹进行对比;三是对岩画附近以出土木料等为代表的含碳物质进行14C 测定;四是根据岩画旁的年号题记进行判断;五是根据不同时代岩画的不同制作方法来推断[8]15。汤惠生提出运用加速器质谱14C 测定法(AMS)、微腐蚀以及14C 阳离子比等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来对岩画的年代进行测定,并逐步运用于实践中[9]。其中运用微腐蚀断代法与综合分析断代法对青海岩画所处的年代进行测定,两种方法得到了基本相符的结果。

近10年来,关于岩画断代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论著大量涌现。高立来讲述了青海地区岩画分布范围广泛、岩画作品风格写实、岩画所刻画的内容分为动物和宗教,并认为其中的动物岩画的年代约在6 世纪末和7世纪初;宗教岩画最早可以上溯至晚唐[10]30-31。石泽明根据岩画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制作手法,将卢森岩画大致分为4 个时期,即形成阶段、牦牛阶段、鹿阶段、衰落阶段,这些岩画的图像内容和制作方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个体数量非常丰富[11]。王永军、黄亚琪根据岩画的风格,认为赛康岩画的年代距今2500~2700 年,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12]。玉树通天河流域鹿图像有着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制作,因而展现出多样的风格,故王永军采用鹿的风格作为断代依据,将鹿图像分为3 种类型,A 类型风格距今3200~2500 年、B 类型风格距今2700~2300 年、C 类型风格距今2300~1100 年,从A 类型风格到C 类型风格的演化反映出鹿图像逐渐本土化的过程[13]。在此之后,王永军在图像学风格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玉树通天河流域车辆岩画最少经历了无挽畜、对称性、侧视性这三个车辆岩画时期[14]。

(二)岩画的分布

岩画分布是学界关注的要点之一。盖山林认为青海地区的岩画点及岩画幅数在全国来说是较少的,其特点是由北往南呈现出递减的趋势[15]。多杰才旦对柴达木岩画的基本分布状况作了说明,将其分为两大类,即动物岩画和反映先民们生活、生产的岩画,并认为其主要集中在戈壁、草原、山间沟壑等人迹罕至的地区[16]。张晓霞阐述了玉树境内的岩画沿着通天河流域两岸分布,岩画分布区被河流自然划分为南北两岸,从分布密集程度来看,北岸数量最多且分布是最为密集的,因为北岸有一个重要的渡口要道——七渡口,这些密集分布的岩画点与其所处的交通要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南岸的岩画点分布较为稀疏,且凿刻方式与北岸的相比较为成熟,因此可以推断北岸岩画的相对时代要早于南岸[17]。苟爱萍通过对玉树地区鹿岩画图像风格数量的分析,认为玉树鹿岩画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特点,玉树鹿岩画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西区比东区分布着更多数量的鹿岩画[18]。

三、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

(一)岩画的艺术风格

岩画上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也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要点之一。罗秀红认为青海地区藏传佛教艺术里岩画的特征为原生性、民族性、宗教性、文学性、规范性、交融性,岩画分为人物、动物、宗教、器具四大类[19]。王永军、孙晓勇阐明了玉树通天河流域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区,是古代民族驻足生息的场所和迁徙的交通要道,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该地区岩画具有多样性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青藏岩画体系的特色,还兼有北方岩画体系和西南岩画体系的特色[20]。张倩、唐邦城通过对通天河流域牦牛岩画的艺术风格进行分类研究,将其分为A 型涡旋纹式、B型剪影式、C 型轮廓式,并与同属青藏高原岩画体系的西藏岩画进行比较分析,尝试探究通天河流域牦牛岩画各种风格类别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蕴[21]。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岩画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分类说明,为后续岩画艺术风格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岩画的文化内涵

岩画的文化内涵一直是岩画领域研究的重点,岩画文化内涵中的文字语言近年来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相关成果对研究本地区民族的生活习性及其发展状况多有助益。张亚莎经过对青藏岩画系统中字符象形文字及图形演化系列的比较研究,辅之以青藏高原早期的“托架”等重要的图像补充材料,得出青藏岩画中的藏文字符与青藏岩画中的图形有紧密联系,甚至于藏文字符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从这一图形象征符号派生而来的[22]。王毓红、冯斯我认为,点状形式不仅是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的最原始符素,还是最基本的标记。作为符素,它是许多其他样式的来源;作为标记,它不仅是绝大多数岩画里的基本因素,还是部分岩画的基底[23]。

岩画的文化内涵除文字语言方面外,还有宗教、高原、图像文化等方面。在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的相关成果有:汤惠生认为在青藏高原上,本教与岩画的凿刻和盛行的时间都是从公元前1000 年前后的青铜时期至公元7 世纪前后的吐蕃初期[24]。汤惠生、张文华详细讲述了方圆1000 千米的青海地区迄今发现的13处岩画,阐释了岩画所表现的文化原型及其意义,考据了岩画所刻的年代,并与国内其他地区岩画作品进行参照比较。该书有两个备受关注之处,即实证与阐释的结合、跨文化的阐释方法,其他亮点是在取材方面冲破学科的限制,广泛采用甲骨文、金文、民俗、民族学的参照材料,与岩画图像互相印证[25]。盖山林、盖志浩说明了玉树地区唐代佛教岩画中的贝纳沟岩画,岩画上刻有9 尊佛像和藏文佛经;刚察县海西沟岩画上所刻的虎和牦牛,虎、牦牛岩画是青海湖周边岩画的组成部分,显示了青铜时代湖边地类区的文化信息[26]。

最近10 年,对岩画文化内涵研究的论著大量出现。乔虹通过最新的考古材料阐明,牦牛岩画既突显了青海动物岩画浓厚的高原区域特点,还体现出青海动物岩画与周边地域岩画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特征[27]。宋耀良论述了青海地区岩画作画技法,有硬器磨刻镌凿的和软笔彩绘的,以及二者兼之,这些岩画真实记录了一个个种族生存的历史和区域空间,与文献典籍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解答许多问题[28]。张亚莎、张晓霞通过对2011 年玉树通天河流域昂拉岩画内容的分析,证明青藏高原东部早期部族曾经营盐业,且岩画的古朴形式证实其尚属于初期类别[29]。王永军利用图像学进行解析,将牦牛图像分为3 种类别,并根据相关材料确定从A 类牦牛风格到C 类牦牛风格反映了青藏高原初期,人们从对牦牛推崇到图腾信奉的发展历程,且牦牛图像的演化也是生态环境逐步调适的征象[30]。王永军认为初期的犬图像体现了青藏高原的原始动物推崇,是犬成为神秘观念的展现,晚期的犬图像则是平常生活场景的表现,这一变化体现了犬图像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历程[31]。

四、反思与展望

纵观近40 年青海岩画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岩画的发现为主,其中岩画的分布、年代、内容、凿刻技术这些领域的研究力度最大,成果也较为丰硕,关于这几个方面所陈述内容的方法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对这些岩画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有助于对图腾崇拜、宗教发展、文化传播、艺术起源、文字形成等诸多人文学科中的疑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些发现的岩画遗址为我国的考古学、符号学、文字学、艺术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物证。这些岩画既展现了当地先民们的图腾崇拜、巫术理念、美感情趣、艺术成就和价值观念,也表现出先民们坚强的生命力,以及与天地共存相融的美好愿望。

在岩画断代方法方面还存在不小的争议,究竟是运用现代技术,还是传统手段,抑或两者兼采?有关这方面的论著较少。岩画断代方法的研究与古代文化研究、青海地区古代生活习俗研究、高原地区古代农牧业经济研究等方面密切相关,若没有确切的时间断代,则会导致其他方面的研究无法深入,得到的结论也是模棱两可,因此,关于岩画断代这方面的研究仍需要我们继续深入。同时关于岩画上的语言文字、岩画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相关专著较少,对这几个领域进行研究,有助于扩大青海岩画的研究范围,丰富青海岩画的研究内容,对促进青海地区岩画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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