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俊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出现了在地域空间上进行集聚的现象。诚然，金融资源不仅具有典型的稀缺属性，而且具有强大的加速资本积累的功能，因此各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并竞相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来积极竞争金融资源。就贵州省而言，其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尽管贵州省实现了起步较低却进步最快的目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仍然还没有迈入高质量发展之列。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在金融区域集聚不断加快的今天，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越来越离不开高效率的金融支持。因此，贵州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发展，就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其金融集聚能力，而要实现金融集聚能力的有效提升，首先就需要客观分析并合理把握其现有的金融集聚水平。对此，为了给贵州省进一步更好更大更广地发挥金融集聚能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稳更优发展提供相应的经验支持，本文拟首先对金融集聚的概念与相关基本特征进行梳理，其次运用熵值理论与Moran’s I值测量各区域金融集聚水平，再次从全国和西部视角分析贵州金融集聚水平，最后给出全文文结论与相关启示。

一、金融集聚概念界定与特征

1.金融集聚概念界定

就金融集聚概念而言，目前尚无统一定论，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集聚是金融机构为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演变成不同等级的金融中心。Pandilt（2001）认为，金融集聚是金融资源在空间上流动所形成的一种产业集聚。黄解宇等（2006）认为，金融集聚是金融资源与某一区域条件进行不断协调融合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将会使一定规模和密度的金融资源达到在某一地域空间集中分布的状态。梁颖等（2006）认为，金融集聚是金融监管机构、中介机构以及金融企业等在特定区域集中所形成的一种产业空间结构。徐晓光等（2015）认为，金融集聚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资源在一定地理区域进行集中所形成的一种聚集状态。王如玉等（2019）认为，金融集聚就是金融资源的一种空间聚集，而这种空间聚集对于城市层级较高的城市而言具有显著优势。综上，本文在综合现有关于金融集聚研究的基础上，将金融集聚界定为各类金融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不断集中而形成的一种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状态，这种金融资源的不断聚集最终将会使某一特定区域具备显著的金融比较优势。

2.金融集聚特征

（1）集聚的空间性

金融集聚作为一种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具有显著的区域空间性。从金融体系的构成来看，无论是金融机构的选址，还是金融市场的布局，都涉及到各类金融资源根据各地域空间优势进行区域流动。然而，由于各区域在经济基础、地理区位、政府政策以及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金融资源的这种区域空间的流动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性。总体而言，经济规模较大、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结构合理、金融生态较好以及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将能够更大更快更持续地吸引金融资源向其集聚，由于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在这类区域聚集，这类区域也更容易形成区域金融中心，金融资源向这类区域定向流动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2）集聚的层次性

金融集聚代表着金融资源的聚集，由于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引导稀缺性资金进入生产性领域，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金融集聚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生产性要素。然而，由于各区域在金融集聚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规模、频率等也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别，这种差别的客观存在也使得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集聚特点。这使得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地区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而区域比较优势明显的区域成为了区域金融中心，这种局面的形成说明了金融资源集聚具有典型的层次性。这种集聚层次性既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之间，也体现在国内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甚至存在于同一区域不同组成地区之间。

（3）集聚的动态性

金融集聚既是金融资源在空间聚集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状态，然而这种过程和状态是可逆的，也就是说随着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发展潜力的变化，金融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的聚集会出现逆转。金融集聚的这种动态变化过程和状态，既可以体现在金融质量的不断改善，如金融机构运营效率的提升、金融资本的跨期有效匹配等，也可以体现在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如金融机构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

（4）集聚的复合性

金融集聚的复合性，主要是指金融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随着金融集聚度的高低有所差别。在金融集集聚度较低时期，金融集聚发展较为依赖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其他产业的良性发展能通过有效增加金融需求从而推动并加速地区金融集聚；在金融集聚度较高的时期，金融的进一步集聚发展能通过更多的金融资源供给从而推动其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区位熵值

区位熵值是一个能够反映某产业的区域聚集程度以及产业专业化的数值指标，一般用LQ表示。就金融集聚而言，如果某一个地区的金融集聚度较高，那么一方面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相比，该地区的金融业比重应该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与该地区其他产业相比，金融业的发展规模也应该大于该地区其他产业，而金融业集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用区位熵来表示就是熵值越大，金融集聚度越高。金融集聚区位熵值的计算表达式为：

LQif=（Eif/Ei）（Ef/E）

其中LQif表示i地区的金融业熵值，Eif表示i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Ei表示i地区所有产业的产业总值，Ef表示全国金融业增加值，E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产业总值。根据区位熵值理论，如果某个地区的金融业区位熵值LQ＞1，那么表明该地区金融业是一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产业；相反，如果某个地区的金融业区位熵值LQ＜1，那么表明该地区金融业的集聚度不高，还并未形成一定的相对优势。

2. 数据说明

本文在综合考虑各省市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将选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数据进行金融业区位熵值的实证分析，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

三、金融业集聚水平分析

1. 金融业区位熵值

根据前文的区位熵值理论，本文对全国31个省份的区位熵值进行了测算。从测算结果来看，样本期内，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重庆、四川以及宁夏的LQ值一直保持大于1或在大多数年份接近1的水平，该结果反映了以下三个事实特征。一是京津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金融业高集聚区，这与经济现实相符。二是重庆和四川虽然位于西部地区，但重庆的直辖市地位以及四川的经济规模等因素都使其具有强大的金融集聚能力。此外，宁夏一方面由于金融增加值和经济规模均相对较小，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逐年力度的增大，其作为欠发达地区，用以投入到发展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增速和规模均相对较大，这使其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速高于GDP增速，因此宁夏也保持了较高的金融业集聚状态。这种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金融活动的频率以及潜力，但并不一定就是金融强势区域的代表。三是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金融集聚度相对较低，这说明金融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2. 金融业区位位次与空间分布

为了动态把握金融业集聚态势，本文对2009年～2017年区位的位置进行了排列，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始终保持金融集聚第一位或第二位，这凸显出了北京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北京和上海所具有的金融集聚优势，不仅使得本地区获得了充足的金融资源，而且也使得相邻地区如天津等区域的金融集聚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了进一步客观地反映金融集聚度的省域空间分布态势，本文从4分位空间分布角度将中国31省份省域金融集聚程度由高到低分为了4个档次，从分布来看，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代表的东部省份，一直处于金融集聚一档区，西部省份中只有重庆和宁夏一直位于一档区（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的金融集聚水平经过了三档、二档和一档的递增变化），而中部省份只有山西省于2017年进入一档区范围。因此，总体而言，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前文关于金融集聚区位熵值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可知，就金融集聚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然而这种空间集聚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存在空间依赖性的正相关、存在空间异质性的负相关以及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的零相关）以及省域之间各自存在着哪种相关模式等问题仍有待于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

3.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

本文对所有省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金融集聚方面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检验，检验权重使用标准的地理空间权重。从检验结果来看，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31个省份之间在金融集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存在着空间依赖性。然而，从2009年Moran’s I值为0.16到2017年Moran’s I值为0.07的演变来看，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开始逐渐减弱，也就是说金融集聚水平与区域的空间分布位置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减弱趋势，即金融集聚在一定相似地理区域空间上的集聚状态逐渐减弱。由于全局检验只是一种对于金融集聚整体是否存在空间相关的检验，为了进一步分析省域之间的相关模式和关联特征，本文将进一步从各个省域层面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检验。

4.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

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能够将所有省份按不同的聚集模式分为4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表示高高聚集类，第二象限表示低高聚集类，第三象限表示低低聚集类，第四象限表示高低聚集类。为进一步明确各省份间的相关模式，本文基于检验对各个省份的相关模式进行了划分。分析表明，虽然省域之间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出现了降低趋势，但是全国大部分省份仍主要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这说明省域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依然为正相关，省域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依然较为明显。此外，有部分省份位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这说明，就全国各省份而言，部分省份之间存在着空间异质性。综上，就省域金融集聚而言，空间依赖是目前主要的相关模式。

四、贵州省金融业集聚水平评价

1.全国视角

首先，从全国各省份的金融集聚区位熵值来看，贵州省金融集聚熵值经过2009年～2012年的LQ＞1到2013年～2017年的LQ＜1的变化，即金融集聚水平明显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波动态势。从区位熵值变化来看，目前贵州省金融业的集聚度仍然较低，还并未形成一定的区位优势，其在维持并提升金融集聚度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大幅提高。其次，从全国各省份的金融集聚排位来看，贵州省金融集聚位次从2009年的第11位降低到了2017年的第25位，金融集聚方面的优势明显不足。再次，从全国各省份的金融集聚空间分布档位来看，贵州省由2009年的二档区降至了2017年的四档区。究其原因，这种档位下降虽然与重庆、四川等相邻区域强大金融集聚水平所形成的磁吸效应有关，但关键还是贵州省金融业自身发展动力相对不足。最后，从全国各省份的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模式来看，贵州省的空间相关模式经过了2009年的高集聚被低集聚包围状态到2013年低集聚被高集聚包围状态再到2017年低集聚被低集聚包围状态的一个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一方面体现了维持金融集聚能力方面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周边区域金融集聚能力的普遍下降。因此，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模式的变化对贵州省的金融集聚发展而言，既是一个发现金融发展短板的关键信号，也是一个抓住发展机遇从而提升金融集聚能力的一个有利时机。

2.西部视角

首先，金融集聚区位熵值方面。贵州省与西部其他省份的金融集聚区位熵值都呈现不稳定的波动特征。就贵州省而言，其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然而从2012年开始，逐渐呈现出递减趋势。这种递减情况在西部其他省份也一样存在。这说明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西部地区整体而言，其金融业发展不仅需要做大规模，而且更需要不断地提升金融质量。其次，金融集聚的省际排名方面。2009年～2017年期间，贵州省在西部地区省份中的金融集聚排序经过了从2009年～2013年的5，5，4，4，5到2014年～2017年的11的变化。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省连续5年保持中上水平，这说明贵州省的金融集聚能力和潜力在西部地区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的，然而近年来的演变趋势也表明，贵州省金融集聚能力的可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最后，金融集聚档位以及空间相关模式方面。在西部12个省份之间，只有贵州和新疆位于第四档，同时，贵州省处于金融集聚的低聚集区域。这些情况客观表明虽然近年来贵州省的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但金融发展质量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效率缺失。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而论，无论从全国或西部角度而言，贵州省近年来的金融发展质量和效率均有待提升，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贵州省的经济地理区位有关，贵州省周边紧密相邻的区域大多都属于低集聚区，贵州省难以通过省域之间的金融资源跨区配置来提升金融集聚水平。虽然重庆市和四川省与贵州之间也属于紧密相邻区域，并且属于高集聚区，但是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经济地位和地理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周边及全国甚至全球的金融资源而言，都具有强大的金融磁吸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包括贵州省在内的西部其他省份的金融集聚能力。诚然，区位有优势但并非关键，金融发展的提质增量核心更多还是在于金融发展模式。因此，就贵州而言，其所处的经济区位虽是一个短板，但主动科学加工也能演变成一个有力的长板。对此，贵州省有必要加强与周边省份，特别是重庆市与四川省的金融合作，从金融发展模式方面着手予以不断地优化自身的金融发展布局，借助空间依赖关系的存在，不断融入川渝经济发展圈，充分利用川渝经济圈的空间外溢效应，以此来大幅提升自身的金融集聚水平，从而加快形成有利金融集聚推动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