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鑫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0）

一、引言

资产是企业控制的、能为他们创造未来经济效益的一种资源，资本则是能带来增值的价值，从宏观层面上其是指所有投进再生过程中的有形、无形、金融及人力资本等。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发展中，初有的资源要素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逐渐被弱化，积累出了数额巨大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新时期下，资本市场日益壮大，演变成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尤其是金融证券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为资产实现资本化创造了优势条件。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意义深远，但是任重道远，当下存在很多问题亟待处理。

二、资产资本化的一般过程

资产资本化的实施过程，等同那些权属明确化的资产进入市场参与交换活动，基于资本的形式实现流动、流通，资产实现资本化后便会通过多样形式流向不同方向，探寻到能够创造最大资本收益的主体，借此方式实现对资源的科学配置，是提升资源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为实现资产效率的最大化，唯一的做法就是鼓励资产通过交易的方式转移至有能力创造出最大价值的人手中，并通过公正的收益配置制度做保障。在以上过程中，资本所有者采用股权或债权资本的方法，在多种契约关系的支撑下建设出资本组织，在资本一般性目标的驱动下，资本组织科学合理的结合多种生产要素，基于特殊的过程将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与劳务提供给社会。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均是因资本所有者持有明确的主体身份而不断寻觅着最大的投资回报率，同时于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情景下建设出最适宜的资本结构[1]。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主要是依靠持有财产权利的企业组织去落实商品制造及劳务外供任务，在以上过程中企业组织自身也扮演着交易对象，流通于产权市场内或被整体售卖，这是促进资产与资本两者有效分离的重要条件。资产、资本两者实现分离后，资产作为国企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在其产品制造及劳务互换过程中维持着稳定状态，而资产作为资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允许在资本市场上被售卖、采购、兼并，也可能出现一定增值或贬值，资产就会由最初的静态实物化资产转型成动态、价值化的资本。国家在提升资本储备量的基础上，企业经济发展将会有更坚实的基础，国企资本活跃度提升的同时，对经济的良性循环也起到激活作用。

三、资产资本化的意义

1.有助于提升资产的收益率

在国有资产转变成资产以后，就从前期流转难度较高的财富转型成可以顺利流通、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财富类型，财富的流动速度明显提高。财富流动是其实现增值的重要基础。故而，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是使社会财富增多、提升资产收益率的重要途径之一，以上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证实出的。

2.更好地应对资金短缺的问题

国有资产资本化后，准许资产资源产权的持有者将资产资源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也可以通过创办合同经营公司、股份经营公司等形式，向社会融资。故而，资产资本化具有融资功能，这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伴随资产资本化进程的推进，和资产的交易融资相比较，资本的交易融资过程在快捷性方面更占优势，故而对于那些持有丰富资源但资金相对短缺的国企或者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集体经济而言，推进资产资本化，能协助他们逐渐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

3.促进优化资本结构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资产资本化是一条十分可靠、有效的融资渠道。我国大部分企业以间接融资方式实现融资，这是资本结构内长期存有高额负债的主要原因。通过实现资产资本化，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额度不仅不会增加，还能较明显的改善自体的资本结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协助企业应对既往自身融资困难的实际问题。资产资本化还能帮助国企盘活资产，较明显地提高资金的周转率[2]。对于国内很多农村地区来说，其存在着大量沉淀的资源性资产与局部非资源性资产，但是在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没有将自身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可以借助资产资本化形成的推动力，激发以上这些资产的活力，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本资源。

4.为资本市场发展与完善提供更强大推动力

从本质上分析，资产资本化属于一种复杂的技术，需要有多方面密切配合方能落实任务，比如资产所有者、投资者、资产及信用评估机构等。并且资产资本化进程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完善、规范化的制度环境做支撑，比如交易、财产、产权制度等。由此可见，通过发展资产资本化，对其他有关金融基础环境及交易市场发展、成熟过程能起到引领性作用，使我国资本市场现代化、规范化过程有更强大的动力。

四、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现存问题

1.边界清晰度不足

新时期下，分类推进改革成为了国企改革实践中的重要基础。纵观近些年国企上市状况，不难发现商业类和公益类国企均有一定比例的上市公司，但国资监管机构至今还没有依照国企类别，清晰规划国有资产资本化的改革思路、路线及主要内容等。针对有关管理政策相关问题上，境内外上市公司基本上实现了“一企一策”，资本经营也逐渐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以上这种情况若长期得不到改善，则将会导致国企与政府的宏观产业政策对接过程中受到诸多阻碍，也很难形成强大的调控能力。关于国企是否具备上市的资格、最适的上市时机，国家相关部门应在政策层面上作出明确规定。

2.分拆上市引起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

在股票市场建成发展的早期，国企陆续应用整体上市模式对股份制进行改革、重组。因为没有完全剥离、剔除掉不良资产，离职、退休员工及冗员数目有逐年增加趋势，上市国企的总资产和盈利资产相比较过于庞大，净利润被分摊，以上种种迹象对股票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及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阶段遇到诸多阻碍，客观上讲，分拆上市品质优良的资产较好的满足了新时期下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分拆上市行为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部分存续企业被迫承接了大量不良资产，他们不仅把上市公司看成是集团公司业务推进过程中的“提款机”，满怀期待尽早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将上市公司融资以及剩余利润逐渐转移至他处；还期许将部分负担转嫁给上市公司。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下，部分上市公司很容易演变成集团公司的“垃圾桶”，通过高价转让不良资产，对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3.国有资本经营与资本市场“两张皮”

国企在境内外实现上市以后，大部分企业会参照《公司法》[3]于国资监管机构设定的规定要求，构建出相配套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制度。针对新涌现出的资本市场与股票交易活动，基本上持有被动应付的态度，很少考虑连续性投资概率的高低，没有密切关注企业股票市值变动情况，探析其遵照的规律，盲目对对自身所持有得股份实施冻结处理，既不买也不卖，形成了企业经营与资本市场“两张皮”的不良现象。

五、对策探究

1.重新定位国有产权

面对既往国有资产模糊问题长期未被解除的现实问题，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分离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的建议，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解除方式是在概念层面上对国有资产的权属分离作出准确定义。一方面，实现分离以后，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着国家获得和利息形态极为相似的资本增值，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确切的讲其对外行使的是国资的法律所有权。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也有所转变，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有机结合自身责任和义务，力求实现契约关系最大化的目标，其行使的仅是国资的经济所有权。这样一来，便能够在各自对应的权属范畴中行使实现资产资本化的职能，资产的经济所有权主体自身拥有者处置资产的权力，享得处置损益结果，也利用法律所有权去维持有保障国资的公有性质，通过实现经济所有权的最大化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2.抓住政策引导方向，分类推进国资资本化

一是依照国企的功能定位，分类别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的发展进程。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过程中需有明确的政策做引导，只有这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国有资本流动方向才能合理、正确，并突出重点。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是十分庞大的，应参照相关部门对其作出的功能定位及其肩负的使命职责，使资产资本化发展进程有规划，分类运作，齐头并进。早在2020 年5 月，国务院就颁发相关文件，提倡正处在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采用资本化、证券化等诸多方式，实现对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就是使那些处于和国家安全稳定、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相关联的重要行业与领域、肩负着大型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企，应平稳、持续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进程，积极朝向重要领域聚集、靠拢，力争使国有资本实现最强、最优，将国有资产的流失量降至最低[4]。而针对那些公益类国企，应以最严谨的态度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重点是修补市场经济上存有的缺口，达到预定的公共政策目标。

二是参照国企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实施合理的办法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进程。对于中央国企而言，那些和国计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国有资本始终要在重要行业及领域维持强大的控制力，在军工、石化、电信、民航等行业内维持并巩固绝对控制力。众所周知，节能环保、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是我国近些年开发出的战略性新领域，国有资产在其内应将自身的主导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针对地方国企，在公共交通、垃圾处置、公园运营等范畴中确立国有资产的主导地位，若部分大型企业在职员工数目较多、财税金额偏高时，国有资本切忌盲目撤退，国有资本应专注于主责、主业，在部署经营领域过程中要做到进退适时、适度。

3.大力推进整体上市，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有资产资本化水平

一是通过权力推进并实现整体上市，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分拆上市模式相比较，整体上市策略执行阶段能使母公司和子公司两方的利益更加一致，关系更加稳定、平衡，减少或规避发生利益输送的不良情况。整体上市过程中对公司的股权结构能进行优化上市，协助公司改善内部治理面貌。国企通过整体上市，能够直接扭转传统分拆模式中，上市公司和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各子公司之间产业链条不紧凑的问题，杜绝部分分拆上市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过程去掏空上市公司的不良情况，不仅更好地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还能强化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整体上市也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帮助集团公司实现降本增效，促进资金流、信息流、业务流的整合过程[5]。

二是将两类公司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的三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新时期下资产实现资本化的主要载体，相关部门应主动承担其自身的职责，加速新“两类公司”的改组或组建过程，进而增强对国有资产的完善力度，对“两类公司”进行科学授权，力争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及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企一策”的规则，力争做到成熟一个就推动一个，成功一个就运行一个，真正盘活存量国有资本，使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有更大的动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业务方向有正确引导产业发展，加大新型产业的培育及合理整顿国有资本的部署结构。国资运营公司不参与到国资的实物管理及经营过程，其承担着专项任务，以及负责监管国有资产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流进、流出及股权交易。后期应在城通集团和中国国新基础上逐步拓展国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范畴，建设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升级版。

4.创设国有资本投资机构，引领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有效融合过程

该类投资机构是国有资本委托代理链条的重要构成。其创建、本质特性以及运转机制均影响着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的融合程度。该机构是财政部门注资创设的，其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不受各级政府部门的制约，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两者的有效分离，引领国有资本逐渐实现市场化运作[6]。财政部门应把握合理时机对投资机构实施硬财务管束，借此方式使其在较长时间内对投资企业维持较强大财务管束力，打造出约束力极为强大的委托代理机制。投资机构在运营阶段也要自觉建设运行有效的治理结构，聘用职业投资经理人及组建专研团队开展市场研究活动，针对整体与产品的投资环境现状均能作出一个清晰、客观的判断，从多个渠道了解目标公司的运营、财务与内部治理情况，积极参加股东会、董事会，逐渐新增“积极股东”的身份。以此为基础，通过实现增持、减持或退出方式持续完善投资组合，使资本安全性得到更大的保障，才能取得市场平均或偏高的经济收益。

5.建设多元制约的公司治理机制

资产资本化阶段，建议把既往形成的国有股权整改成由多家把持并将非公投资机构引进董事会，这样便于公司将目标聚焦在投资回报于创新方面，一方面，能更为显著的提升公司透明度与财务管束能力；另一方面，能对高层管理者形成有效激励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更理想的业绩。

实现“管资本”后，国家所有者权益的保障机制出现了一些改变。既往，国家为了使所有者权益有所保障，政府在企业外部持续强化干预、监管力度；而现如今，由接受财务硬约束的投资机构以股东身份走进企业，通过参与公司内部治理过程去使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大保障。既往有大量实践证实[7]，多元机构投资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约束的关系，制衡，使公司更加关注投资回报情况，并合理创新行为，协助企业各项业务更健康、长效发展。

六、结语

总之，新时期下，国企应加大历史性包袱的清理力度，力争实现一次性清除，确保企业在转制以后在市场内能获得相对平等的竞争地位。通过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从财务层面上量化有价资产，基于流动、重组、整顿等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打造出新型的资本形态，促进帮助企业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及提升其流动效率，使资源有更大动力朝着优质型上市国企靠拢、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