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将之

一、序论

本文接着笔者的前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的问题意识[1]16-27，借由历史学、政治学、思想史（尤其是“观念史/概念史”）以及中国哲学的各种研究途径的互相参照，来试图综合探讨战国末期《吕氏春秋》的撰写动机及其在历史、思想角色上的固有意义。具体而言，本文试图阐述《吕氏春秋》的论述内容应该反映从公元前256年周朝和鲁国均灭亡的历史事件为契机的前240年代之战国时期几乎最后的华夏世界的世局。

笔者的前文，根据针对《史记》《战国策》《韩非子》等有关秦国对外关系的描述以及论述，观察前256年发生的周王室和鲁国的灭亡产生了华夏世界政治秩序中核心权威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而笔者将之称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而由此当时秦王似乎身为“de facto”（在现状中发挥实际权威功能）的“天子”开始与其他诸侯互动。在此秦国的国家目标应该是从当时“de facto”的状态提升为名正言顺的天子。因此秦国从周朝的灭亡至嬴政的治秦国之前——从前247年到接近于前230年之前——似乎也还努力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比较传统的模式来与其他诸侯互动。然而这样的互动模式，从前230 年代后期由掌管秦廷决策大柄的李斯转换成攻灭周边诸侯的方式。那么，假设《吕氏春秋》的编辑在前240 年代进行的话，《吕氏春秋》的内容应该反映前256 年发生的周王室的终止所产生的中央权威“空位期”状况，而为了在此状况下欲提升为真正“天子”的秦王而被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