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旭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一、引言

“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又译为地方性知识，在新版译著中译为“地方知识”。①王海龙等译版为“地方性知识”（2000年版），杨德睿译版为“地方知识”（2014、2016年版）。它盛行于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特别是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研究中。格尔茨较为重视地方知识的研究，他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比较研究的视角下，指出法律同航海、园艺、政治等一样，都是依靠地方知识来运作的［1］。并进一步指出，法律“构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其中，法律的描述是有意义的、可理解的”［1］，而且法律就是一种地方知识，它有其地域性、情境性等特征。基于此，地方知识不仅在一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形成，而且还适应并影响着其所在社会情境中的各个方面。因此，乡村治理中的地方知识，正是产生和发展于乡村社会这一地域环境之中，并为其提供治理智慧的一种知识形态。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同时，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3］。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的问题，并不断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的新举措。例如，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4］。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