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风 花容静 杜星铖

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环境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员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高度依赖他们的参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对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补充。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归纳；总结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梳理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量表，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对今后有关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生态环境；环保绩效

一、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及内涵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1][4]，推动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行为给环境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2]。众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已经从组织规章制度层面采取了提高环境保护绩效的措施，却忽视了员工个体的主动参与。马克思的生态哲学理念强调人和自然在生产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辩证统一体，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3]。可见，环保领域的员工自愿行为更加重要，环保绩效的提高更需要积极主动的员工参与，探讨员工层面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组织中的员工是否愿意主动做出超越角色规范的行为是衡量一个组织是否有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提高组织正式系统的管理效能，促进组织设计中非正式的角色外行为，理论界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的思想和概念，其受到了业界的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消费者、社会公众、供应商以及政府对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的要求，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应运而生。

环境保护问题与企业、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5]，鉴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环境保护绩效提高的需要，在面对一些企业正式管理系统未能很好解决的复杂环境问题时，员工对环境保护的主动参与成为企业环境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6]。Daily（2009）最早提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他认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员工在组织中主动做出的，在正式薪酬体系中未得到确认，未得到组织正式系统的要求，但提高了组织以及社会环境保护有效性的一种环境实践行为[7]。该定义强调了员工的自主权，员工可以通过自主的行为和措施来促进组织环境保护绩效的提高，这种认知理念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价值取向，体现了儒家传统理念中人的积极参与，与自然和谐相处[8]。Han等（2019）从心理认知的角度将其与领导力联系起来，认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反映了个体的道德信仰以及个体在平衡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所做出的努力，这种信仰与负责任型领导的核心理念保持一致。

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表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个体价值判断的影响

Newman等（2015）实证研究发现，员工感知的对社会和非社会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Kenneth De Roeck和Omer Farooq（2018）认为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绿色行为。同样，个体对环境的认知与判断也会影响员工行为。个体认为环保重要，就会主动进行环保行为。生态价值观（Ecological Value）是个体对环境保护的基本价值判断，田青等（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生态价值观显著影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

2.领导方式的影响

个体行为不仅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还受周围人行为的影响。Temminck等（2015）提出，领导者与员工的交互行为有可能对员工的亲环境行为带来直接影响。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个体会通过对周围人行为的学习与观察，内化并调整自身行为。领导者基于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与权力，更易成为被学习的对象，近几年研究表明，如果领导者具有环保倾向，员工就会通过模仿而主动采取环保行为。如张佳良等（2018）认为伦理型领导可以提升员工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Tuan TrongLuu（2019）证实环境特定的仆人领导正向影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9]。

3.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

组织因素也是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其中绿色人力资源管理（GHRM）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做出重大贡献。一套正式且公开传达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政策向员工传达了组织对绿色的承诺，并导致员工遵循组织的绿色政策或自发产生绿色行为，Jenny dumont等（2017）实证研究发现，角色内和角色外的绿色行为都与组织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关。Hongdan Zhao等（2019）证实了社会责任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10]。Yang Chen、Nhat Tan Pham等（2019）等也證实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积极影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

三、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

在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在学术上被清晰界定后，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也愈演愈热，其量表的开发也取得了较大进展。Boiral等提出的三维度量表开发过程严谨，该量表以Organ等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六大分类为基础，经过探索性研究后将收集到的13个项目整合为10个项目，再通过验证性研究得到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三个分类，即环保主动力、环保公民参与及环保互助[5]。

在环保主动力层面，Lamm等（2013）基于可持续题项及组织公民行为题项，提出了共12个题项的量表。该量表通过“我在离开他人或我的办公室时会随手关灯”、“我习惯双面打印以节省纸张”等题项诠释了员工具体的环保主动行为。在量表开发过程上，Lamm等在提出23个初始题项后，一方面通过1 046名被试者的调查问卷测试因子结构及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将23个初始题项整合为12个题项，再通过验证性分析得到最终量表。

在环保公民参与层面，Temminck等（2015）开发的7题项量表及Erdogan等（2015）开发的5题项量表，皆强调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量表描述上，二者也更抽象，如Temminck等（2015）量表中“我试着去提出有助于提升组织的创新性环境策略”，Erdogan等（2015）量表中“员工协助创建保护环境的程序和政策”等。二者的不同点在于，Erdogan等开发的量表采用上级他评的方式，侧重于员工的建言行为，而Temminck等开发的量表采用员工自评的方式，侧重于员工的建言意愿。

四、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未来研究展望

关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与其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比如前因变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领导类型，缺乏组织特征、个体特征的探讨；针对性企业也以与环保相关的制造业为主；此外，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层面，较少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等组织层面出发探究其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最后，测量量表的普适性不足，现有量表的维度不足，无法准确测量不同地区、不同情境下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讨。

首先，个体在组织特征的影响下，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求，会有不同的心理认知和情感传递。深受“圈子文化”影响的企业，圈内员工因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心理安全感，可能会做出更多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其次，多数企业开始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组织建设，个体层次特征之外的组织特征对员工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后续研究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解释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机理，针对不同阶层开展跨层研究。最后，由于中西方国家的文化、社会情境等不同，针对环保的管理措施也有较大的差异性；行业不同，其企业文化也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员工可能在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权重，未来研究既要开发多维度的测量量表，又要基于地域、行业特征开展针对性研究。■

参考文献：

[1]柳建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J].理论建设，2019（2）.

[2]王成吉.习近平新时代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研究[J].理论建设，2019（3）.

[3]桂英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哲学思想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J].理论建设，2019（2）.

[4]谢娟，吴雪会.论政治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J].理论建设，2019（4）.

[5]柳建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以宿州市为例[J].理论建设，2019（2）.

[6]蔺琳，金家飞，贾进.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测量及实证发现[J].学术论坛，2015，9（10）.

[7] Bonnie F. Daily James W. Bishop， A Conceptual Model fo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Directed Toward the Environment[J]. Business & Society， 2009. 6. 48（2）.

[8]肖红旗，仇小敏.传承儒家生态文明理念， 夯实美丽中国建设根基[J].理论建设，2019（1）.

[9] Tuan TrongLuu. Building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ly-specific servant leadership an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echan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1（31）.

[10] Zhao H D， Zhou Q Y， He P X， Jiang C L. How and When Does Socially Responsible HRM Affect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Toward the Environment？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9）.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7SKBS103）。

作者简介：张文风（1998—），女，河南周口人，本科生，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花容静（1999—），女，江苏盐城人，本科生，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杜星铖（1996—），男，甘肃平凉人，本科生，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