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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传播的历史分期及特征

2020-12-30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20年17期
关键词:气功文化

(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 上海 200438)

1、引言

气功的内核在于一个“气”字,这个字伴随着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从商代甲骨文“气”的古字形模拟云气开始,字形和含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着改变,极大地扩展了“气”的内涵与外延。其中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理论是熔铸于“气”字的突出代表,它们在中华千年文化的传承当中成功地借助了“气功”的形式得以沿袭。虽然现代社会的演进改变了古代气功的原本面貌,但它仍保有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以及修身养性的时代价值。

2、民间文化传播阶段分析

“气功”本身的起源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定论,缘由在于其概念的流传甚广。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吐纳、导引、定功、静功、内功、调息、静坐”,再加之文物壁画中的某些动作形态都被视为气功的形式,这导致了一种混乱的局面。然而从气功传播的意义上讲,应当追本溯源,这就要从远古的伏羲时代开始探寻其踪迹。自其发源至中国近代,气功在民间一直通过传统文化的裹挟进行自发地传播,在千年的历程中依靠古代中医文化与修身文化经历了两个传播阶段。

2.1、疗身为主的文化传播

据《路史》前纪卷九记载:“阴康氏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着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舞,教人引舞以利导之,是谓大舞。”这段话描述了上古时期中国先民生活的片段,当时由于河道不通而洪水蔓延,湿气过重致使许多人患上关节肿痛之症。为应对这种病症,先民依靠“大舞”的经验进行治疗。《黄帝内经》中也有记录:“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起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从上述两段描述中可以印证古人确有通过关节的活动来应对潮湿环境的行为,这表明了无论是“大舞”还是“导引”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即动以疗身。原始的疗身目的便成为 “气功”传播下去的最大动力,它最开始的传播形式便是这种民间经验性质的疗身文化,也许还可以从挖掘出来的彩陶盆纹饰中的舞蹈图案窥见端倪。

随着经验的推广,古代的中医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气功”活动的治疗价值,慢慢地将民间经验内化为中医药方进行治疗,现在称之为运动处方。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东汉末年华佗创制的五禽戏,这标志了气功从经验性质转化为专业性质,形成了通过中医文化进行专业、系统的传播态势。如在《后汉书·华佗传》便有记载:“华佗曰: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这种功法的样态在南北朝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中的《五禽戏诀》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五禽戏的功法特点在于动作上模仿五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方式来达到舒络筋骨、活血益气的功效。与此同时,类似于五禽戏的各类气功药方渐趋流行,后多变为身体操练的口诀、歌诀流传民间。

2.2、修身为主的文化传播

在古代中医学家关注到“气功”之时,一些文人士大夫也关注到了这类动作形态,在学之以疗身的同时也加入了传统哲学思想。流传至今最为显著的是儒、道、佛三家,讲求身与心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种身心一统的修身文化。因此当时的气功传播还以文化学派为载体:在古代文人传播其学说时,其中与“气功”相通的思想也融入其中,两相结合便催生出被普遍接受的修身文化理念,这与民间流传的养生之术相类似,不仅能够“疗身”还能“疗心”。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较早地阐述了有关“气”的思想,据《老子·六章》记载:“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其中的“玄牝”就可以理解为气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后来,庄子提出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是道家思想的延续,也广延了“气功”的意涵。儒家《礼乐·乐记篇》记载“气盛而化神”,《孟子·公孙丑上篇》中孟子谈:“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荀子·修身篇》中荀子说:“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均一脉相承了“气”对身体的统摄作用。佛教自有禅定的传统,在东汉末年安世高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中有“安般”的记述以指代调整呼吸,聚集精神进入禅定的状态;还有《达摩多罗禅经》、《易筋经》等佛教经文提倡静坐与练武结合来修身养性。这些典籍所呈现的古代朴素哲学思想助推着民间“气功”修身文化的盛行。

3、时代思潮传播阶段分析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科学的理念传入中国引发了社会一系列的变革。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造成了不平衡、非系统的“文化脱序”格局。而正如社会学家孔德的观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度历程中,抽象概念会逐步取代神学。这种社会现象在气功传播上也表现的尤为明显:“气”的科学抽象概念代替了“气”的超自然属性,进而在过渡时期以形而上学的时代思潮代替了过去的民间文化传播。这一时代思潮融入气功传播当中主要体现为两股主流思想的交替,一股是求革新的思想,另一股是求科学现代化。

3.1、求新为主的思想传播

近代清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守旧思想的没落,民国的建立鼓舞着新思想的传播。气功传播也迎合着思想上求革新的潮流,其体现在同西方医学理论的接轨。比如,民国负有盛名的蒋维乔(字竹庄,号因是子),结合西方科学的范式在1914年著有《因是子静坐法》,该书的原理篇就运用了西方传入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但是蒋氏自幼修习古代文化后又修炼止观法门等,无法以单纯的新思想看待“气功”,书中多渗透着古代的义理,曾被鲁迅作《杂感》来批判。

新中国的成立则进一步将求新的思想推向高潮,气功传播也在建国之初随着这股风潮同步发展。在这一时期,刘贵珍成为开创“气功”现代概念的人物,他所著的《气功疗法实践》中明确了“气功”的定义,即通过姿式、呼吸、心神的调炼来达到培育元气的目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书借助西方临床试验的方法和术语论述了气功对于器官、系统的作用以及应对各类病症的功效。受刘氏推广、立说影响,气功疗法在全国范围内风靡。1956-1958年两年间,全国就兴建了70多个气功医疗机构,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就诊和学习气功。

3.2、求学为主的思想传播

“文革”十年,气功传播因封建迷信陷入停滞,直到“文革”结束,由全国科学大会掀起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全民浪潮袭来,气功传播才在此求学的热浪中重新开始活跃。其开端要从1978年5月《自然杂志》创刊号算起,文称气功发功者可以发出带有信息的红外电磁波。此后关于气功科学的研究路径逐渐转移至人体特异功能方向上来,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的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内容主要报道了一位名叫唐雨的小学生在被多次核查后可以通过耳朵识别字形、颜色,并在文章的末处添加评论:“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此篇报道历时3个月的发酵期,酝酿了此后将近20年的气功风暴。

实际上,在发酵期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用耳朵识字是荒谬的,但从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经过考察撰写的《“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察报告》开始颠覆这种主流观点。之后各个调查组、学者响应并支持人体特异功能,以“人体科学”的名义推动了气功的传播和研究,诸如《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等报纸、杂志、研讨会大行其道。正当这种研究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位名叫严新的“气功大师”应运而生。他因有“内功外放”的能力而名噪一时,曾为邓稼先治癌、同清华大学合作实验研究气功外气作用、进行电气功表演等,正是这些“特技”将气功传播推向高潮。顶峰时期,气功修炼人数达6000余万,其中不乏自诩为“大师”的气功修炼者。这出“伪科学”的闹剧演变至后来具有跨越邪教危险边缘的倾向,一些求真学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才唤回了部分民众对于“真气功”的认知。

4、政策规划传播阶段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真正地逐步走向现代化。气功传播事业也开始走向正轨,科学的政策规划是其强大的驱动力。在20世纪末,中国政府打出的政策组合拳较好地抑制了国内“伪气功”的发展势头,奠定了新世纪气功健康普及的基础。进入21世纪,政策鼓励下的健身气功立足中国文化成为走向国际的名片。这一阶段的气功传播具有国家政策的烙印,呈现出立足国内、走向国际的发展传播特征。

4.1、国内为主的发展传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众对于气功的认识渐趋封建化,该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民众缺乏正确的“科学”观念。为了妥善地解决,中国政府在1994年12月5日率先出台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内首个独立完整表述的科普政策,其中第12条规定:“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这有利于去除气功传播中的封建迷信,推动其朝向科学的方向转轨。紧接着在1995年6月20日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其中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这是将气功纳入到体育行业进行协调发展的举措,其根据是该政策颁布后不久国家体委对我国社会体育现状进行的调查,它将参与气功修炼的群体纳入其中。结果显示:在参加群众体育活动点的人口中,有46.7%的人锻炼气功,在所有体育活动中占比最高。

1996年8月5日,中国多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第一次提出了“健身气功”的概念,其目的重在排除诈骗钱财、迷信宣传、危害社会治安的气功传播活动,明确气功管理的职责归属。该政策实行两年后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管理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所取代,它加强了对健身气功活动的法制管理,更好地协调了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和公安部对气功活动的职责归属。到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健身气功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健身气功将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发展,较为严格地规定了从事健身气功传播活动的相关资质。2003年,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中心编创并开始试行推广八段锦、易筋经、六字诀、五禽戏四种健身气功,具有气功传播的良好示范作用。这一系列政策举措虽然在短期压抑了锻炼气功的狂热劲头,但真正确立了“健身气功”的内涵,奠定了气功传播的长期良性发展道路。

4.2、国际为主的发展传播

气功传播之所以在21世纪重新焕发出健康向上的生命力,这得益于配套政策的系统化运行和细节化完善。健身气功作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它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走出去”的天然优势。2002年,十六大提出在统筹国内发展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健身气功也响应政策的号召于2004年设立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同年便组织小型代表团赴日韩及欧洲各国进行展示交流,这是健身气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由此开启了走向国际化传播的发展道路。

在健身气功立足国内,走向国外的逐步发展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两次外访时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加速了健身气功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经过一年多的筹划,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最终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该战略的内涵,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促使健身气功的经济、文化功能与其相适应,成为国际化传播的准则。之后推出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均各有侧重地将扩大国际影响力纳入规划之列,健身气功传播的功能实现也恰好融入于这些政策之中。据健身气功中心目前最新发布的《健身气功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外交流板块显示:“积极推动健身气功‘一带一路’建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争到2021年,正式开展健身气功项目的国家和地区达到60个,境外习练人口和师资骨干数量增加30%。”健身气功正在深入至全球化的浪潮,它将作为民族文化品牌建造同世界沟通的桥梁。

5、结语

气功传播之于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脉络,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血脉却亘古不变。从远古时期用以疗身的“大舞”到文人修身之“气”,古代气功具有自发天然的文化传播特征。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给气功传播带来了求革新和求科学现代化的思潮,致使“气功”拥有了现代的定义却被过度狂热化地追逐。21世纪的中国更加融入现代化,气功恰好搭上政策规划的发展便车,以“健身气功”的现代话语体系立足国内,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积极地同世界传播交流。气功传播从古至今于曲折中前进的态势,启示我们要对这个项目做长期的、动态的、整全的、辩证的理解,从而把握气功传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探求其未来在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地位、价值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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