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冰¹，安 扬²

（1.河北省衡水市地域文化研究会，河北衡水053000；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弓汝恒（1842—1914）是清季深州宿儒，桐城宗师吴汝纶“著籍最蚤”的开山弟子[1]15，一生从事著述，在晚期桐城学派群体中以考据训诂学见长。他治家有道，待客有礼，“群从少长以次序立”[2]58，吴汝纶见后叹异不已，以为弓汝恒能够“政行于家”[1]17。弓汝恒嫡孙弓仲韬于1923 年8 月在其家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台城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弓仲韬任支部书记，其他党员弓凤洲、弓成山等人也都是弓汝恒侄孙辈中的俊才[3]41。

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然见于文献资料甚少，今人介绍文章多付阙如，抑或语焉不详，近经广事搜求，得相关历史讯息数百条，其中《吴汝纶全集》收录给弓汝恒书札3通，《弓斐葊墓表》文1篇；《吴门弟子集》收录弓汝恒文一首；《贺先生文集》收《萝村先生墓表》1 篇，《贺先生书牍》收与弓汝恒往来书札3通；《北江先生文集》有《书隐先生传》《故友录·弓汝恒》文章2篇，其他提及弓汝恒者见于《先府君行述》等多处，《北江先生诗集》收有《送弓子贞》诗1首；《序异斋文集》有《书隐先生墓志铭》文1篇；《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弓汝恒介绍2条，《桐城文学撰述考》著述1 条；《大清畿辅先哲传》有传1篇；《深州风土记》涉及弓汝恒条目多达数十条，尤以金石卷及知州朱璋达、曹景郕序文为多，其他人谱、荐绅、艺文各卷也不在少数；弓汝恒的挚友贺涛之子贺葆真撰写的《收愚斋日记》，至弓汝恒逝世年月，录有12 条。今谨据上述碎片化历史信息整理成文。

一、世业耕读

弓汝恒，字子贞，号书隐，世称书隐先生，深州直隶州安平县台城里人，同治庚午科副榜举人，候选州判[4]。

据吴汝纶撰《深州风土记》人谱所载，弓氏始祖弓彦通、弓亨通于明朝永乐二年由灵石晋水村迁来，弓彦通居台城，占荒三百亩，弓亨通别居庄科头。

弓彦通生弓广，弓广生弓海，弓海生弓胜，弓胜生弓忠，弓忠生弓世铉，弓世铉生弓稳，弓稳生二子弓厚、弓佐。弓厚生弓维国，弓维国，廪生。弓维国生弓射斗，弓射斗，字诣薇，顺治岁贡生。弓射斗生弓旌，弓旌字征贤，生员。弓旌生弓斯张，弓斯张字子壮，候选州同。弓斯张生二子弓开元、弓作霖。弓开元字仲伯，雍正岁贡生。弓作霖，武生员。弓开元生弓裔昌，弓裔昌，监生。

弓稳次子弓佐，生三子弓正国、弓匡国、弓襄国。

弓正国字敷四，武生员。弓正国生弓调矢。弓调矢生弓弬，弓弬字际盛，赠武略骑尉。弓弬生弓扬休，弓扬休字美公，监生。弓扬休生弓炳翼，弓炳翼字御青，乾隆岁贡生。弓炳翼生弓允升，弓允升字登庸，候选州同知，道光七年施谷三百石，赈灾饥民，安平县令彭定泽旌表其闾。弓允升生弓省度，弓省度字巡南，贡生，候选教谕。弓省度生三子弓毓华、弓摛华、弓润华。弓摛华字斐葊，贡生，赏五品衔。

吴汝纶撰《弓斐葊墓表》称：“君少孤废学，学治生，以资使兄弟学。兄弟学皆成立，为诸生，有声学官，而君以一身生聚衣食百余口者五十年……君讳某，字斐葊，安平弓氏，尝以饥岁赈灾民有劳，由贡生加五品衔，卒于光绪甲午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三。曾祖炳翼，祖允升，父省度，世以儒为业。君娶王氏，继娶吴氏、赵氏。男四人，长者汝恒，汝恒生均，皆副榜贡。其余孙三人，曾孙二人。汝恒、均先后从余问学。”可知弓斐葊生于1822年，卒于1894年。据安平弓氏族谱稿本记载，弓摛华娶妻王氏，生三子弓汝恒、弓汝直、弓汝恂，后续娶吴氏生子弓汝恩，又娶赵氏生子弓汝纶。弓汝恒三弟弓汝恂，字季农，生员，应为安平县附学生员。弓汝直为捻军掠走，未记入墓表文中。

弓汝恒“生均，皆副榜贡生”，“汝恒、均先后从余问学”，弓均字次崔（？—1924），是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门人，从师受古文法，光绪二十年副榜举人。弓汝恒叔父弓润华之子弓汝勤字子钊者，也是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弟子。

弓汝昌为弓汝恒伯父弓毓华长子，是吴汝纶任深州知州时的弟子，光绪二年顺天乡试考取副榜第二名。《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同年齿录》弓汝昌履历可补《深州风土记》人谱处如下：“五世祖扬休，太学生，例赠修职郎”“高祖炳翼字御青，岁贡生，候选教谕，例授修职郎”“祖允升字登庸，候选州同知，例授宣德郎”“胞叔摛华字斐然，号心农，贡生”。

深州文瑞书院最后一位山长赵衡，与弓汝恒同是受业于吴汝纶门下的重要弟子，有《序异斋文集》八卷传世，他撰写的《书隐先生墓志铭》说：“先生安平弓氏，讳汝恒，字子贞，书隐其号也，少聪敏，好考据辞章之学，与武强贺松坡先生友，蹈厉腾倬，甚雄而劲。桐城吴先生为深州著风土记，先生与具资材，发昧刺漫，穰穰栉栉，书成手自缮袭，历卅奇载，坎厄十百，卒付梓行，炳照奕祀，一方生色。安平古曰博陵。汉魏晋氏以来，诸崔之故里也，清初颜习斋李恕谷两先生倡兴实学，揭孟子必有事焉，一言为的，即学即行，一洗汉宋注疏章句之腐。于时安平从游多弓氏，抑且数人，不知于先生何祖也。家有传业，性与学化，弱生固植，长又得名师友弼前挽右，著述之事，十而八九，洞见本原”。康雍间弓氏师从李塨者，查《光绪丙子科顺天乡试同年齿录》弓汝昌履历，是弓汝恒七世叔祖弓恒矢。另据《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十八，颜李弟子中系安平弓氏者，尚有弓巽、弓御九，弓巽即弓恒矢长子，弓御九则不可考。

《书隐先生墓志铭》最后说弓汝恒“配赵孺人，子均，光绪甲午副贡生；堪，早卒。孙钤、鍹、炼。曾孙潮。均来乞铭，往岁，癸卯哭铭吴先生；壬子述贺先生行，哭之；今复为铭哭先生。异学日恣，不有硕宿，谁与支拄，未十四五年，连丧海内三大师，天下滔滔，伊于胡底，固不唯私之为恸”。赵衡将弓汝恒与吴汝纶、贺涛并称为“海内三大师”。

弓汝恒生弓均、弓堪，弓均子弓钤即弓仲韬（1892—1964），据衡水市文联原副主席胡业昌先生乡野调查，由于弓堪早卒无后，弓钤过继给叔父为嗣。曾祖弓摛华去世时，弓仲韬已经3岁，即“曾孙二人”之一，祖父去世时已23岁。弓钤宣统三年下半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中学第三班，1913 年加入北洋法政学会，与学长李大钊相友善。1914 年12 月北洋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奉命将第三班、第四班合并归入南开中学，1915 年弓钤毕业于南开中学，后升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23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终身从事革命活动。

弓鍹字叔耕，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兵工制造。弓炼字季耘，学习铁路工程专业，抗战时曾任榆次火车站副站长[3]8。

弓汝恒家族自始祖以来，以至孙辈世代耕读为业，鲜有出仕为官者。

二、佐修《深州风土记》

同治三年弓汝恒参加顺天乡试，录为副榜。同治十年六月初九，吴汝纶到达深州治所，十日接篆视事，行知州事，不久吴汝纶开始整顿文瑞书院，为书院广置书籍，选拔一州三县（深州、武强、饶阳、安平）的高材生入书院读书，到书院“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5]13443。当时在书院肄业的弓汝恒被吴汝纶的学养折服，拜在其门下，弓汝恒仅小吴汝纶2岁，是吴收的第一个弟子。自此弓汝恒对吴汝纶“事之笃敬，遵师传，终其身不为他说所夺”[6]30。

同治十年（1871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重修《畿辅通志》，遂在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莲池书院院长黄彭年担任总纂，主持编修。随后又令各州县修志备览，吴汝纶奉檄纂修州志，并亲制采访条例16则，弓汝恒与深州张廷桢、武强贺锡珊协助编修。吴汝纶因其父吴元甲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十四日逝世于深州官舍，丁忧去职。

后吴汝纶到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受深州知州朱靖旬命，“汝恒携稿，锡珊舟载其家所藏书以从”吴汝纶[6]30，继续纂修州志。武强贺氏藏书以精见称于畿南，贺涛作《授经堂记》云“吾曾王父购书七万余卷，其后岁有所增，今几百年”[7]98，多有方志类珍本，故其叔父贺锡珊将相关书籍装船，由滏阳河自小范运至天津，供吴汝纶参考。光绪六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在冀州设修志局，弓汝恒、张廷桢、贺嘉枏等人继续佐修，光绪八年（1882 年）上半年吴汝纶致函朱靖旬，以冀州准备修闸开渠，“每日竭蹶不遑”，欲辞去纂修州志之事，并作解释：“弟已筹办数年，此时遽易新手，头绪纷如，无从着笔，致令执事为难，此则又无庸过虑。敝处未成各门，子贞、墨侪均已拟有底稿，规模略具。弟既辞谢，将来设局，即在贵处书院小寓，仍请子贞、墨侪始终其事。彼皆本地绅士，义难推委。目下子贞恐无暇及此，弟欲令其秋试之后，专力办此”[8]21-22。可知此时州志书稿，尚有数卷未成，但弓汝恒、贺嘉枏已经拟有底稿。墨侪是贺嘉枏的字，他是贺涛族侄，与贺涛同年中举，年岁略长于贺涛。朱靖旬没有答应吴汝纶辞修州志，之后张廷桢、贺嘉枏两人主要精力协助吴汝纶开渠，修志任务几乎落在乡试落第的弓汝恒一人身上。第二年朱靖旬升任保定知府，撤修志局。

光绪十七年（1891年）深州知州熊寿篯再置修志局于吴汝纶任院长的莲池书院，第二年4 月27日吴汝纶致函弓汝恒，说明金石卷元代以前，已经基本定稿，参考前代金石著录，“是皆录至当代而至。今吾辈为一州志书，而自明以来五百余年金石大文，尽弃而不录，殊非所安，吾意决当载之。但金石以立碑年月、撰人、书人官衔姓名为要，而旧志所载诸碑，则年月官衔及书丹人皆弃不录，无从考论，不成金石家体制。往年遣人抄出明以来诸碑，定成一册，不知尚在尊处否？其中有旧志所未收者，吾今尚欲录之”[8]70-71。吴汝纶还让弓汝恒将张居正撰《柳林寺冯保碑》及《张伯良厘定差徭碑》碑文锤拓寄去，认为饶阳县旧志载碑太少，也要加入一些。查《深州风土记》，柳林寺冯保碑是冯保其父冯汉神道碑。随后弓汝恒深入深州1 州3 县乡野之中，搜寻明以来金石碑文，后又以知州变换，修志之事不了了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朱璋达任知州复开局修纂，第二年吴汝纶避难深州，志稿终于完成。弓汝恒始终其事，修志当中，“金石传记、世族谱系遗集谣俗、物产皆所搜采，稿定犹以所闻列书眉上，以献”恩师[6]30，供吴汝纶参考定夺。因为该志没有绘图，中间吴汝纶虽然历尽曲折聘请李善兰入室弟子熊方柏、杜法孟前来测绘，而时任知州皆不能用之，只得名以《深州风土记》。《深州风土记》共22卷，是清代方志中的佳作，吴汝纶曾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自许，尤其是创立人谱一门，广征谱牒及史籍文献，梳理望族大姓的演变，为我们今天研究衡水地域士族文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

弓汝恒近30年赞助修志，吴闿生说他“每一编脱手，珍重弆藏，视同性命，至亲密友求一寓目不可得”，唯一得见手稿的是老友贺涛哲嗣贺葆真，因为二人同有舆地研究的爱好，对稿本珍惜异常，其他人则谁也不敢借予，“数十年守护不怠”，“书局屡辍屡兴，卒得刊刻行世，不中道废坠，稿本不零落散失”，都是弓汝恒“保持之力”[1]15。莲池书院修志局也是弓汝恒鸠工刻版，后来又他将书版拉回深州文瑞书院，修版续雕，今日所见《深州风土记》刻工风格不一，也正以此。

三、终生专心舆地训诂之学

弓汝恒因追随吴汝纶修纂深州志，而留意于地理沿革，遂终其一生专心于此，是桐城派学人当中以考据训诂见长的学者。《桐城文学渊源考》说他“师事吴汝纶，受古文法，佐修《深州风土记》，遂尽弃他书，专心舆地之学三十年，贯穴经传，撰《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桐城文学撰述考》总其著述有以下几种：《古今地理沿革表》64 卷、《古碑文字考》2卷、《古今异音考》1卷、《说文古今异文考》4卷、《前汉辑要》5卷、《所好集》9卷、《闲闲录》6卷。《古今地理沿革表》64卷，弓汝恒用力最勤，他“考历代沿革为表六十四卷，采诸家说以备考订者又数十卷，其例以清代府县为纲，列历朝沿革于下，考郡县以治所为本，而参以疆界远近，纪分割并省之迹，采用之书，自历代诸史《元和郡县志》《寰宇记》及近代顾祖禹、洪亮吉、李兆洛、杨守敬所著为多。穷数十年精力，五易其稿而后成书。甲寅病革前一夕，呓语犹曰，检三十二页边行，再问不复语，遂卒”[6]30。此处所说“又数十卷”，名为《地理沿革说略》，1916年5月3日其子弓均曾持稿本入京给贺葆真看过[9]347。弓均于1917 年在京师将《古今地理沿革表》刊刻成朱印校本，然今存世者罕见。弓汝恒其它著述稿本于今都已散佚。

《大清畿辅先哲传》《吴门弟子集》《北江先生文集·故友录》均收录弓汝恒《复贺性存问历朝舆地沿革表书》一函，从中可见弓汝恒对舆地学的研究方向及意旨。以上3 书所存文字略有异同。该函是写给贺葆真的，性存是他的字，贺葆真名列《大清畿辅先哲传》5位编辑人员之末，所录当更为符合书札原貌，特录如下：“窃谓古今谈地理者，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言尽之矣。然陵谷有变迁，河渠有移徙，则疆域之广袤，沿革代不侔矣。土宇有分合则城治有废兴，境界有短长则直到有增减，如此则图不能尽记也，记也不能尽翔也。广轮之度山川所著也，山川脉络准望所生也，方邪迂直、近远高下均于是乎。凭之，然一言东，则东南东也，东北亦东也，果何据而为此郡县之东乎？即辨其为东南矣，或以南而兼东，或以东而兼南，或南东各半，始差毫厘，终失千里，果何据而为东南之定数乎？或由某州至某郡，由某郡至某县，又自某州郡县所治所界忖之，或饶或减，歧出多端，果何据而可折衷一是乎？如此则书不能尽告也，高亦不能尽信，而矧古籍流传至今绝少，诸家著述搜集良难，信如所言，非强有力者不能也，然即有所获，而以此校彼，不合颇多，作者既视睫而未见，阅者复注心而不疑，乌可哉。果于自信，固所不敢，果于信书，亦有未安，此所以终夜旁皇，恨不得起前贤一问也。蒙始为此，窃自思维欲知古今之形似，必先据目前之图籍稍明者，如胡文忠之《一统舆图》马素臣所订《六德只之历代沿革图》杨守敬饶敦秩同撰之《历代沿革图》仿为本朝舆图数十图，上注我朝某地即先朝某地，推而上之以至史志言地之始，辨方位、量道里、审水道之所经、定关隘之所在，参伍错综以证之，直曲围径以准之，以志绳史，以史印志，取材于诸家地理书之说与所著他书之涉及地理者，以互证参，稽之久之乃能略得其实，呜乎，岂易言哉！冒此诸难，终不自量而竟欲为者，以用力既久，不忍中辍耳，今已粗成大概，而由尽所见证左绝无者，则阙疑以待，亦犹班氏汉志时云‘俟考’，沈氏宋志每著‘存疑’，从事于斯者，当若是矣。兹为表若干卷，复采诸书之说以备考订，取材无方，有得即录，非敢遽冀精覈，亦思渐臻明备，如苍苍不负，假我数年，亦终矢此移山填海之志已耳。僻处穹庐，既尠书籍之证明，又寡友朋之讨论，郁郁半生，有怀莫茹，因足下垂询，触我胸臆，遂一吐磊磊，不自觉其言之不足而长言也”[6]30-32。

吴汝纶曾赞弓汝恒道“门下能为专家之业者，惟子贞一人”[1]17。

四、为人至性，师友称道

弓汝恒少年时母亲王氏夫人去世，父亲还未续娶，弟弟妹妹幼小，啼哭不已，抚育重任由他担负起来，他把弟弟妹妹们抱在怀中，负于背上，终夜不睡，环走室内。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过安平，他二弟弓汝直被卷走，弓汝恒悲痛哭嚎，只身入捻军营中60多天，遍寻不得，归家后大病一场，从此一睡觉就长吁乱喊，终身没有痊愈。临死前交代子孙，割地数亩，刻石纪录弟弟出生年月及被掠走时日，希望弓汝直能够脱离捻军，在外成家立业，后人寻祖有验。弓摛华晚年腿脚不便，弓汝恒已年逾五旬，亲自左右扶持，不让子侄替代，曲尽为子之道。父亲去世后，弓汝恒持先父行状赴莲池书院，请恩师吴汝纶为作墓表，又请同学张廷桢书丹，刻碑立于墓阡，以彰其父之德。

弓汝恒自入吴汝纶门下，凡33 年，笃诚守信，若家人父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五凌晨吴汝纶逃出保定[8]583-584，初六冒雨逃至唐县书院，时其弟子王振垚为书院山长，吴闿生《故友录》王振垚条中说他：“锐身营护，濒危不顾，先公留唐旬日，古愚引一院生徒，戢戢立阶下，执门下小生之礼，侍寝视膳，事必躬亲，至于粪除浣涤之役，皆任之。先公蹙然深致不安”[1]34。当时农忙时节，雇不到车辆南行，农忙一过，吴汝纶又雇车自祁州至安平台城，来到弓汝恒家中，即吴闿生《故友录》弓汝恒条下“先公尝避地至其家”[1]17。6月底弓汝恒、弓均父子率弓氏男丁保护吴汝纶至深州城内。

吴汝纶在弓汝恒家见到，弓家没有僮仆，“烦苦之事及盥洗进食，帣韝鞠跽，皆子弟任之，待客彬彬然”，弓汝恒的几位弟弟及子侄按次序侍立一旁，弓汝恒命退乃退，吴汝纶羡慕不已。吴汝纶到他住所，“诗书之气，薰染而不能去”。吴汝纶问他治家之道，弓汝恒云“此先子之所留贻也”[2]57，归功其父。弓汝恒请恩师为弓氏祠堂题联，吴汝纶欣然命笔写道：“北枕沙唐滋三水，南俯滹沱，中有仁人之里；远媲汉晋魏诸崔，近师颜李，蔚为方志之光”[10]3。

吴汝纶编纂完成《深州风土记》后，辞去莲池书院和畿辅学堂的关聘，决意南归。直隶布政使直接派弁勇持函到深州，催促吴汝纶回任保定，吴汝纶实在不好推辞，只好应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八日吴汝纶致函莲池书院提调宋朝桢：“方伯所遣弁勇，持函见招，断无不往之义，因此间诸友纠众苛留，遂定缓数日，期以初八就道，诸公又远谋之墨侪，墨侪授以锦囊，谓强留之术，只以不说情理为宗，于是诸公既环守不去，又迭赴州署，不令鄙宗代雇车辆，因此初八之约，又成画饼。弁勇数人，势难久候，只得先遣还省销差。俟后诸友留客之意少懈，再行由此间雇车北行，亦不必再劳遣使”[8]326。本来说好八日吴汝纶父子跟随弁勇回保定，弓汝恒又去函问贺嘉枏留师之计，贺墨侪的锦囊妙策是不用理由，就是不让走。弓汝恒带领弓均、张廷桢、常堉璋、李广濂、郭增庆、武锡钰、康思恒、李树棠等人依计而行，围住吴汝纶讲诗论文，环堵不去，派人知会州署，深州一州之内，谁家也不能雇车给吴氏父子。弓汝恒提出，自同治十年（1871 年）奉檄修志，历30 年终于修完，无论如何也请恩师亲督刻工雕版完成，再行离去不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十五日吴汝纶致函宋朝桢，让其在保定访求好纸，以备印刷《深州风土记》，函云：“弓子贞诸公，志在惜费，不欲用好纸。吾谓若专为惜费，则刻固不必精，即编纂亦当如道光时三月成之，何必迟至数十年，及刻板又多方加价乎？若欲书成善本，则不惟坏纸不可用，即刷印亦须良工，装订亦须如法，事事非多费不可。此间诸人，待我可谓至厚，独此事未甚同心”[8]331。主要因为大乱未平，深州财力不足，弓汝恒等人考虑先梓行出版，吴汝纶则精益求精，毕竟这是师徒众人30 年殚精竭虑，以桐城文法编纂的一部精品志书，不宜草率。腊月初十日[8]334，雕版完成后，弓汝恒等人才放恩师吴汝纶携子北去。吴氏家眷又在深州南庄住了将近1年，吴闿生的母亲欧氏夫人及妻、子于光绪辛丑（1901 年）十一月初在郭增庆、张廷桢的护送下才回到保定，26日吴汝纶致函张廷桢道谢，说到“弓子贞、景崔乔梓，废财费力，尚未及道谢，请先为我致声”[8]385。

吴汝纶独子吴闿生，虽小弓汝恒37岁，二人相交甚契，庚子乱时，吴闿生拜访弓汝恒后作《书隐先生传》，云其室“萧然一榻，图书满架，不知世变之亟也，自题其室曰书隐庐”[11]33，深服其高古之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吴汝纶病逝于桐城家中，料理丧事后吴闿生定居保定，在直隶学校司编译新式教材，往来京师、保定间刊印其父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兼直隶校士馆讲席，同年贺涛入署理直隶按察使陈启泰幕，也来到保定。《贺葆真日记》16 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1905年7月4日）记曰“弓子贞先生来。先生著书家居，未尝奔走于世，以干利禄。此次来保，访辟疆与吾父也，即馆于辟疆”[9]111。七月十六日（1905年8月16日）记曰：“弓子贞来函，却辟疆之馈。子贞之来保定也，辟疆以百金相馈，谢不受。龂龂久之，词色俱利，吾父为和解之，卒不能决，故既归而来函却之也”[9]120。在弓汝恒到保定的前一天，贺涛以目盲故，由外甥宗俊贞来接替贺葆真为其读书，贺葆真入都，直至七月七日方回保定，个中曲折，其不能尽知。

《贺先生书牍》收有《与弓子贞》一函，为两卷书牍中文字最长的信札，能明其中原委。原函先云“辟疆馈金，执事不受，各执一词……既以裁判此案见委，义不容辞”。贺涛作为吴门弟子后期代表人物，贺涛自幼与弓汝恒相交，二人最为相知，吴闿生在光绪二十六年拜在贺涛门下受古文义法，二人争执，由贺涛裁夺，最为相宜。弓汝恒到保定访友，其时贺涛为人幕宾，不好久住，即住在吴闿生家中，帮忙整理先师遗稿。吴闿生以白银百两为弓汝恒祝寿，报当年庚子乱时相助之情，弓汝恒认为弓氏父子两代，兄弟群从皆受业于吴门，师门恩深似海，坚决不受，以为吴闿生以常人待己，愤而回家，给吴闿生写信怒责其重财轻友。

对潘际銮总结的这套婚姻秘籍，夫人总是含笑默认。最明显的例证是，年近九旬的潘际銮几乎是“生活白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夫人说潘际銮“家务完全不会”后，潘际銮心下有些不服，晚饭前便执意要做份番茄蛋汤，但到了调味时，连盐和味精都分不清楚，无奈只好向夫人求助。过后，潘际銮不得不服气地自嘲：“说焊接我什么都懂，说生活我一窍不通。”

“与辟疆书其词过激，辟疆复书曲尽情理，亦间有激词，恐左右不察，转增其怒，故留其书不发，而先以鄙说进”。贺涛先批评了弓汝恒在给吴闿生书信中言辞过于激烈，吴闿生写好回函，请贺涛劝解弓汝恒收下寿金，贺涛认为复函曲尽情理，但也有过头的言语，故没让发出，写下了这封长函。

“辟疆朋友通财之说，乃古今通义，今以百金为寿，而执事乃曰，此常人我也，是常人有朋友，而君子不得有朋友也，于理安乎？报施之说，圣贤不废，固不必过为高论，君乃欲泯报施之迹，以为虽自效于师门，非施也夫。既以自效师门者，非施，则辟疆有所效于左右，安得谓之报乎？既以辟疆所效者为报，则君之自效于师门者，亦不得不谓之施矣，无乃欲泯其迹而弥彰之乎？此执事所不能自解者也。至于其迹可畏之说，尤为怪骇，不但辟疆无此意，即旁人亦何至以此见疑，其存此见疑者，必浅者徒也。执事尝怪辟疆以常人相待，今乃以常人待辟疆，又以常人自待，不自相矛盾乎？吾意执事不至如此之浅，特故作惊人之语，以曲成其私见耳，而不知其言之可笑也，辟疆之意以为我重友轻财，君重财轻友，其言似激而非激也。假令辟疆为子谋事或进忠言于左右，君必安然受之曰，此朋友之义务也，通财犹此义也。今辟疆有所进，君乃大惊骇，特别于朋友义务之外，曰区区朋友间，安得如此大举动，而却而不敢受，谓之重财轻友，君又奚辞。先师之没，弟亦尝少尽人事，辟疆以为可入股本，以所刻书见赠，弟辞不敢受，辟疆曰，子所赠者，谓之刻书股本可，谓之人事亦可，我之赠者，以为股本所应得可，以为人事亦可，两世交情，不必沾沾于此。其说至通，我遂坦然受之，自谓光明磊落。如子所言，则我之名节为辟疆所汙久矣。既以裁判此案见委，故敢略为辨白，虽近戏言，实有至理，伏望采择”。贺涛不愧桐城古文名家，娓娓道来，义理深邃，能受八面之风。随之话锋一转，细述吴闿生馈金之诚：

“辟疆尝言及执事之家计艰窘，引以为忧。今日之举，其情至厚，其意至诚，又恐君不受，踌躇数日，与君再三言之，然后举以相畀，其委曲以将情意者又如此，而犹却而不受，君心何以安，而辟疆何以堪乎？故复书有曰，子如不受，是以我财为非义，而以盗贼待我也；又曰，我即出手，不能缩回；又曰，今日之举，不但奉母命，乃体先公之意，子如不受，则子所以赙我者，亦不当受矣，其言虽甚激烈，乃欲尽义务之热心所迫切而出之者也，其情益厚，其意益诚，仍欲将原金奉上”。吴闿生以弓汝恒家居著述，困顿乡里，生计艰窘为忧，思考再三，决定以为弓汝恒祝寿为名，馈赠百金。贺涛扣留未发的吴闿生复函中，也说了三层意思，弓汝恒如果不受，是以吴闿生馈金为不义之财；吴闿生既然已经有赠金之举，如若收回，吴闿生何以立于友朋之间；吴闿生百金为寿是奉母之命，而且这也是吴汝纶生前的愿望。前吴汝纶致函张廷桢中确有此意，只是次年五月东渡考察学制，为人构陷不能回京复命，归里扫墓，竟而逝世，吴闿生所言不虚。吴闿生又说如果百金为寿，弓汝恒不受，那么父亲丧事，弓汝恒所送赙金，吴闿生也不能要了，说已至此，弓汝恒不得不接受馈赠了。

贺涛希望弓汝恒“回心易虑，勿再辞却，以全交谊，小廉曲谨，君子弗尚，即有时却馈不受，亦当视其人何如，与其人之交何如，其馈我之情义何如，不能偏执己见也，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随后贺涛诙谐风趣性情又发，说“君尝以墓铭见委，君如不听吾言，我将直叙今日之事，曰君性褊急，不可以情理喻，吴辟疆交至厚也，辟疆馈以金不受，强之，怒，遂与绝交，涛劝之不听也，其褊急如此”[12]36-37。可惜贺涛于1912 年3 月15 日先弓汝恒而去，4月6日弓汝恒寄“挽联两幅”送达故城县郑口镇贺家，丧礼上“所得挽联以吴君辟疆为最，弓君挽联为最痛”[9]192。

弓汝恒、吴闿生、贺涛作为桐城派晚期著名学者，他们的高风亮节，足以垂范后学。

五、推动地方新式教育

作为地方士绅，弓汝恒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安平县向无书院，光绪三年（1877 年）知县王家瑞带头捐俸制钱50万，募集重金创建滋阳书院，王家瑞离任后继续捐钱百万供给书院膏火，作为书院董事的弓汝恒撰写了《邑侯王公遗爱颂》碑文[13]9，惜今碑、文皆不可考。

清季新学兴起，新式小学教育势必需要改革，弓汝恒曾多次致函吴汝纶，向老师请教如何革新地方学制，推动基础教育，能够跟上时代步伐，不至亡国灭种。

戊戌变法期间时文废除，弓汝恒陷入迷茫，致函吴汝纶，希望前往莲池探望恩师，向其请教深州学子学习外国时务，当从何处入手。当时吴汝纶的新式教育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当年7 月10 日复函说“时文废后，后生应科举，欲求外国时务，舍阅报无从问津。保定势须别立章程，以经费过绌，恐亦止敷衍了事。此举本为兴西学而设，窃恐西学未兴，而中学先废，亦中国之奇变。诸公轻率献议，全不计其利弊，国无转移风气为物望所归之人，愈变必且愈坏，吾辈垂老见此，殊非幸也。台驾能来一倾积愫，至慰私望。承询后生读中国书，窃谓初学以《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为主，辅以《纲鉴正史约》陈文恭手辑本；中才进业，则以《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通鉴辑览》为主；上才则六经卒业，《史记》《汉书》《庄子》又必读之书也。若西学则无师不度”[8]208。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秋，经过开办西文学堂、东文学堂、创办译书局，吴汝纶深思熟虑后，为弓汝恒等深冀二州士绅撰写了《学堂课程》，就新式学堂的课程安排、学习时限作出了具体指导。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弓汝恒又代表深州士绅向其致函请教西学如何推行，8 月24 日吴汝纶复函弓汝恒：“别后以五月初三日自京起程，到此以后，排日考察学制，几无暇晷，此邦学制已大备，我国难遽追及。此时西学无师，各州县穷于兴办。但束手坐待，终非长策，不如劝令遍开小学堂，即用旧时师生，旧时教法，不过加一算术，幼孩当学心算、笔算加减乘除粗浅之法，以为将来算学基础，此等似尚不难。其年及成人，或令从西人学英法语，亦不甚难。其他西学，暂置后图，似较束手坐待为犹善。大学堂纵有奏定章程，恐亦未必尽能推行，不如我行我法，随时改善，望老弟等酌之”[8]428-429。从吴汝纶给弓汝恒的这封信函中，可以看出吴汝纶对新式教育推行已经有了一个成熟方案。

弓汝恒等人尊师之计，大力推进地方教育革新，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深州本境官立初等小学堂3 所、公立114 所、私立12 所，在堂学生7 120 名（直隶一省在堂学生人数之最，当时每县平均为1 150 名）；饶阳官立初等小学堂106 所、私立19 所，在堂学生2 886 名；安平公立初等小学堂87 所、私立1 所，在堂学生3 092 名[13]176。安平县经官绅竭力兴学，先后创办了劝学所、初级师范学堂、初级女学堂，并成功召开了全县小学运动大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在圣姑台东兴建高等小学校舍1 所，1 班高小学生及初级师范简易班入学读书，事竣呈报，直隶提学司批示：“安平兴学之胜，驾乎津保以上”[14]18。据统计，自光绪三十年（1904 年）正月安平县高等小学堂开办至1933 年，其中关于师范教育的传习所讲习所办班10 余期，男女乡师毕业不下400 人；小学教育中毕业高小1300 余人，初小32000 余人[14]25，虽然此时弓汝恒已经去世20 年，但新学初兴之时，其为之往来奔走，不谓无功。

辛亥革命后弓汝恒甘守清贫，著书家居，1914年10月16日卒于家中，11月24日葬于弓氏祖茔，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