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华

宋淇在这封写于1980年2月2日的信中，谈到三个要点：首先，他附上了傅聪在伦敦的地址，并告诉我傅聪当时在日本演奏，待他回英之后，会向他和傅敏（当时也在伦敦）兄弟二人直接写封信引介，并将副本影印传给我;其次，有关傅雷的生平事迹，他说与傅雷相识于沦陷时期的上海，两人“一见面就谈文学、艺术、翻译等事，乐而不倦，很少谈私事”，1947年暑假他们一同去牯岭避暑，“后来他去过昆明，再来香港，再转回上海，即住在我家中，一直照顾我母亲”，直至1966年傅雷弃世为止。宋淇提到，他与傅雷的通信中，有关翻译的实际经验和过程的资料不少，需要他花时间“逐封逐封信查”，才能提供给我。不久后，他果然没有食言，把傅雷论翻译的信件全部找出寄送，成为我日后论文中最为宝贵的一手资料。最后，宋淇又在信里列出一张傅雷译著的全部书单，凡是有^符号的表示不在手头。至于有关傅译巴尔扎克的数目，他说：“经我详细理过，十三种之说的而且确”，并嘱咐我“你可以根据这张书单同傅氏兄弟对核，并向他们借我名单上△符号的书”。

1980年2月19日，宋淇写了一封推介信给傅氏昆仲，这封信更长了，洋洋洒洒四大页。他在第二天寄出这封信的副本给我。如今在疫情中翻阅旧函，许多早已遗忘的细节重现眼前;许多当年不以为意的内容竟然已一一验证，更使我对宋淇先生的隆情厚谊铭感在心，不胜怀念！

在这封给“聪、敏二弟”的函件中，宋淇一开始就说“最近有一好消息相告”，接着把我去巴黎进修，意欲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论文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