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李昕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卡夫卡的追随者。这不仅仅在于她致力于描述“地洞”般的境遇及相关惊惧（内容层面），也在于她癫狂的自白式的表述特质（形式层面）。不过，这并不代表她是残雪那一路，众所周知，残雪的“学徒”生涯历久弥坚，那基于一种文学野心或美学认同，而李昕则相对地要“孱弱”得多。李昕并非一个训练有素饱读诗书式的写作者，她仅仅是一个置身江南一隅精神看上去有点衰弱的女孩，她可能还有社交恐惧症（如《一个人类在床上》），她在社会生活中也很可能并无一个“正常”、“合法”的身份，她甚至过早地丧失了工作能力（单位式工作），她主动地被主流社会（嫁人生育相夫教子）及其价值观（奋斗成功）排除在外，她很可能会长期蜗居在屋内最后成为一个衰老的少女，成为一个寄生于毫无营养的母体上形销骨立的寄生虫。她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但她有电脑，有手机，她会打字，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她对卡夫卡的追随源于某种神秘的基因延续，源于精神对应。换言之，只有卡夫卡们才能从一百年前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掌轻轻搁在李昕们同样瘦骨嶙峋的肩膀上，从而使后者稍微平静下来，或激动起来，以至于掩面而泣。

注意，我从来不认为写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必须和作者本人剥离开来加以理解才是文学评论的正途。如果我的上述是对作者李昕的妄测和羞辱，我也拒绝更正和道歉。因为我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认知告诉我，真正打动我的，都是自传性（包括精神自传）作品。而李昕若胆敢叫我更正和道歉，我则会从另一角度对之进行攻击，即我必须认定她是一个骗子。当然，此类骗子很多。正所谓，脑满肠肥而述苦难者多矣，宵小之辈慷慨陈词者其何鲜乎？

好了，下面我具体谈谈三篇小说。《一个人类在床上》和《密室》显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疾病有关，无论我们的精神疾病是否来自于外在打击或刺激，它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倒确有其事。对于自诩正常的人来看，李昕描述了某种极端经验;但对于李昕这种不知“正常”为何物的人来看，她所描述的恰恰就是日常经验。《密室》多少还有点电影式的画面，这不由得让我想到李昕还应该是一个电影爱好者。被“种在床上”的生活还是需要点其他事物来打发时间的，阅读和电影，大概是她唯二赖以虚度的方式方法。不过实话实说，这些画面对我毫无新鲜感可言，一栋灰色的建筑，一个裹着被子说着台词的肮脏的流浪汉，带有象征意味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它们确实不比我们从类似电影中看到的更多。当然，我并非要求李昕给我们提供更多更新鲜的画面，如果李昕学会了这种努力，那么，功利主义的文学心机也便由此而生。倘如此，那个被种在床上的人势必最终会“正常起来”，总有一天，这位“种在床上”的人会在亲友的劝说下一大早爬起来，吃了顿丰盛的早饭，继而描眉画眼，去单位上班，然后论资排辈以副处级退休也未为可知。问题是，李昕的写作初衷和表达方式与此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否正是李昕这种写作的悖论所在？

《一个人类在床上》就相对简单一点，它完全是一种自白式的宣泄。在文本层面，《一个人类在床上》接近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此同时又是那么地反《狂人日记》。鲁迅小说犹如使用了数千年的茶壶，积蓄了怎么擦洗也无法忽略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垢。《狂人日记》是“外向”的，是“致广大读者”的。《一个人类在床上》则基本透明，它是真诚的“日记”，是“内向”并供好事者偷窥的。愤怒嚎叫和嘤嘤啼哭交错其中，相对于《密室》，显得更完整、酣畅地描述了卡夫卡式的“地洞”生涯。精神的烈焰灼烧着精神本体，如此恶性循环互为因果，使烈焰和精神本体相得益彰，彼此照射得周体明亮。也就是说这种不干他人的单纯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战斗，即自焚式的燃烧，倒是彻底和通透的。

李昕热衷于自我关照看上去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人类草稿》这篇貌似关照他人或关照现实的作品，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一句中以“们”述“我”的点上。此作的机巧在于，“我”為什么生病，“我”这几年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作者一概不予描述。李昕将笔墨集中在一个搓脚妹和一个叫“小杨”的海边摄像师身上。最初，搓脚妹喋喋不休地向客人“我”复述她和男友的巧遇，最后以对客人“我”的暴力手段和冷漠喻示生活中的剧变，继而搓脚妹用更暴力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孩子。这一切是为什么，具体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李昕也不予点明。小杨则很可能是因为女友的出轨躲避到一处海滩以帮人拍照为生。小杨需要掩饰自己的失落和伤感，但他又掩饰不了，“走着走着，他就跑起来了，而且越跑越快”。这个动作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但它并不明晰，直到小杨最后被一个女孩追逐入海，自此消失，事件的真相仍混沌不清。李昕像对待搓脚妹的遭遇一样，仍然到此为止，不予深究。一男一女两个貌似有“故事”而又情节不明的人和一个不给读者提供任何故事的“我”，共同结构了这篇小说。李昕的重点显然不在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只在那句核心的句子：“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事”。李昕似乎想告诉我们一点，“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以及不断发生。生活的真相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发生了很多事本身。相对具体清晰的人物形象最终成为毫无形象的“我”的两个绝佳的参照物，乃至于成为“我”身上发生过的很多事的内容之一，没有人物形象的“我”也便最终成为这篇小说中唯一的人物形象。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身上又能发生哪些真的让人惊异的新鲜事呢？人类的存在真相是否就是用“发生过很多事”来了此一生呢？不得不说，《人类草稿》可能是三篇小说中最能激起读者事关哲学思辨的作品。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