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洞峰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13）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文明复兴运动，促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自觉，通过文化再造实现中华民族未来的无限可能。胡适、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先驱者，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通过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以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文化。相比陈、胡二人“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实践，鲁迅是通过文学的方式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显示实绩的。将他们置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和比较，或许更能彰显鲁迅及其文学行动在五四运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借用胡风的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由参加者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1]。鲁迅及其丰富的文学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深度融入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成为20 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独特路径。

鲁迅以文学为中介加入“新青年”阵营，《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鲁迅文学”的发生，并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文学”在现代思想和精神层面上，为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再造和价值重估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视角和参照。然而“如果不能从更为复杂的、多重的历史情境中解释这种历史实践，在历史写作上也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目的论的泥沼。”[2]后人在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系列词汇中，“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成为“五四”的关键词，并将其视为解决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遇各种“问题”和“主义”的关键和“启蒙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