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明 董兆鑫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全球性的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必须有自己的普遍主义哲学，建构面向世界的中国思想与话语。(1)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习近平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与理念，意涵深远，超越了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和范式，也走出了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是当代中国贡献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海缘世界观，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本文尝试通过回顾学术史、思想史若干节点，比较海洋理解的理论框架，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创造性的贡献，理解人海互动与世界历史运行的共变。

一、议题缘起与概念界定

海洋历来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今天尤其重要。科学的海洋观有助于让海洋因素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从盲目力量变成自觉力量。

“海缘世界”是对“海洋世界”概念的深化与扩展，是指以海洋为中心所形成的人海互动与整合的社会网络，海缘世界观是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整个地球上的世界，包括陆地而不只是理解海洋本身。标题之所以用“海缘”世界，而不是“海洋”世界，是想在自然科学和常识理解的基础上突出其人文社会科学的意味。“海洋”是指日常和自然科学研究可观察的实体；“海缘”是指人海互动的关系网络以及缘于海洋而发生的人与人互动的关系网络。海洋世界与陆地世界相对，是指称实体性的概念，“海缘”世界与“陆缘”世界，则是建构性的、指称关系性的概念，从“海缘”世界与“陆缘”世界两个方向理解和阐释整个人类-地球世界，会导致不同的世界观。“海缘”世界观与“陆缘”世界观是两种理解世界的思路，可以建构出类型不同的世界图景，两者是互补的，不是完全对立的。英语相近的说法是sea-based social ecology和land-based social ecology(2)③④⑥J.Hannigan，“Toward a Sociology of Oceans”.i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54(February 2017)，p.8-27．，可以翻译为“海基社会(世界)”“陆基社会(世界)”。social ecology比society更生动、更准确，能体现出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连接而成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活的社会体系。我们主张用“海缘世界”与“陆缘世界”来体现其中蕴含的“社会关系”意味。“缘”是中国话语体系里含义丰富的词汇，可以表达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涵义包括：①关系及其发生联系的机会，结缘；②原因、缘故、缘由；③命运；④沿着，顺着(线索)。学术界已有先例，利用“缘”来指称表达各种“社会关系”的含义，但“缘”字比“社会关系”更简洁，更有包容性，包括其中隐含的各种说不出来的“关系”和意味。政治学有“地缘政治(学)”，社会学有“乡缘”“地缘”“血缘”等概念，都是为了体现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善于用“缘”字表达友好的国际关系。在《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中，他提到中缅文化都讲一个“缘”字。两国地缘、人缘、文缘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双方要增进文明、文化交流借鉴，培育良好的中缅友好事业的参与支持者，形成中缅友好的社会基础。(3)习近平：《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1月18日，第2版。所以用“海缘世界观”来概括“海洋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涵更为贴切，共同体范式的海洋观是典型的海缘世界观。

“海缘世界观”是相对于“陆缘世界观”而言的。所谓陆缘世界观不是只研究大陆或者眼里只有大陆，陆缘世界观里面包括对海洋的看法，只是看法不同、地位不同，海洋的地位是附属性的，其功能是附属于陆地的。在陆缘世界观看来，“海洋资源与环境对人类来说是陌生的，也就是说，海洋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资源，是由个人、社区、组织和代理人的陆缘社会生态所控制的。”③汉尼根指出，“尽管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左右，但其长久以来为社会学所忽视，或仅仅被当作陆缘系统的延伸。然而，海洋逐渐呈现出更广大的轮廓，它是新的资源开发领域，是地缘政治战争和冲突的媒介，也是独一无二的、受到威胁的生态热点。”④在陆缘世界观看来，海洋是“服从于陆地(缘)社会治理的空间和资源”(4)Philip E.steinber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ter 2.，人们倾向于“将海洋视为陆地系统的延伸”⑥。陆缘世界观误解了海洋，海洋不仅仅是陆地的延续，更是一个独特的物理和环境空间。从陆地本位理解人海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海洋的意义在于它成为连接世界人类文明的通道，使沿海居民依海相邻。但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海洋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结合体(5)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因此从人类发展空间的角度讲，海洋与陆地同样重要，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海缘世界观不只是关注和研究与陆地相对的海洋，而且是通过海洋的视域来看整个世界，建构出不同于陆缘视域的世界观，从新的原点激发人文社会科学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海缘世界”是人文社会科学建构出来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的概念想象力和社会学思维才能理解的概念。从“海缘世界”可以衍生出“海缘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海缘文学”“海缘哲学”“海缘文化(学)”“海缘社会学”“海缘经济学”“海缘政治学”，等。这些研究可以是“海洋议题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可以是“学科性建构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缘于海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对世界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海缘世界观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的利己主义到人类共同体视域的范式演变与转换。这一过程兼具渐进性积累和革命性突破，是两者的辩证统一。

二、西方中心论“海缘世界观”话语建构的源流

提到海缘世界观，就不得不提到黑格尔，想建构人文社科的中国话语或者新范式的话语，就绕不开西方中心论。建构新型海缘世界观、超越西方中心论都要从黑格尔的海洋(缘)观说起。海洋观从来不仅仅限于对于“海洋”本身的判断，各种海洋观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对于整个文明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和判断。因此，我们采用“海缘观”来概括多种多样的“海洋观”。

黑格尔是哲学家，他提出的文明类型是思辨哲学的产物，却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以来全世界运行实践和思想的方式和方向。他将不同特征的世界文明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对应的是游牧和草原文明；平原流域，对应的是农耕文化与文明；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对应的是海洋文明。(6)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84页。黑格尔最看重、最推崇海洋文明，极尽赞美之词。他把古希腊文化视为海洋文明和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典范。(7)④毛明：《论黑格尔海洋文明论对中国海洋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0期。在黑格尔的表述里，“海”是希腊民族生活的第二元素。他认为希腊本身就是由形态各异的海湾构成的，海洋成为区域间沟通和联系的媒介。海岸地区的征服、掠夺、经商等活动来自海洋的邀请。航海活动构成的“希腊精神”具有了“善变性”。出于对航海活动的推崇，黑格尔将船比作是海上天鹅，它敏捷巧妙，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荣光。因此海上活动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上述“航海活动”是限于陆地活动的亚细亚各国(例如中国)所没有的。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些国家将“海”作为人类活动的界限，因而不会积极与海发生联系。③这简直是讴歌海洋的散文诗，哪里是哲学叙事。在黑格尔看来，海洋民族的独特优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优势作用。后来的马汉将其思想系统发挥为海洋霸权论。

黑格尔的论述被视为大陆-海洋文明二元论、中西方分属大陆-海洋文明论及海洋文明先进论的理论源头。④黑格尔的海洋文明论是“西方中心论”思潮的硬核，其后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西方中心论”，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思想启蒙和殖民的双重工具。“西方中心论”本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思潮和思维范式，最初来源于欧洲思想界对文化类型的反思，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近世以来，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群体的相互交流。但是这种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而是以西方为中心、为优势的，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在全世界的思想和文化界确立话语权，形成文化霸权。“西方中心论”宣扬了西欧种族优越论，将人类普遍历史的概念简化为西欧史，并以西欧的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8)于沛：《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我族中心论，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思维范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一些人开始反思批判“西方中心论”(9)孙立新、廖礼莹、于晓华：《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但是“西方中心论”已然成为一种影响广泛和深远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并在世界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扎下根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海洋与陆地及其文明的关系是静止的、绝对对立的，海洋及其文明优越于陆地及其文明。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消解了海权的先天优势，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欧亚大陆主导的亚洲时代、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10)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但是他的海缘世界观依然是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权力和文明辩护的。可见，西方中心论不会因为反对和批判的声音而迅速消失。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论范式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需要从理论到应用多学科参与的持久战。

三、走向多元建构的海缘世界观

黑格尔的海缘文明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思辨哲学推理出来的。后来能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海缘世界观，大部分是结合具体的经验科学而提出来的，尊重了经验事实的多元性。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林肯·佩恩以历史学为专业工具，突破了单纯就海洋谈海洋的狭隘视域，把海洋与内陆河流湖泊联系起来，建构了“海河相连的海缘世界观”。我国历史学家杨国桢基于中国本土海洋历史实践极其丰富的史料，驳斥了黑格尔等西方中心论的范式的偏颇和谬误，提出了源于悠久历史，融入当今海洋世纪的中国海洋文明论框架。

(一)海-河网络链接的海缘世界观

突破西方中心论首先是西方学者自身文化自觉的过程。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在《海洋与文明》一书中就表现得理论“野心”很大。他试图改变人们已有的海陆思维定势，即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地球表面30%的陆地面积转移到70%的海洋面积上来(11)②[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世界海洋史》，陈建军、罗燚章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0页。。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就代表着世界未来走向的趋势和轨迹。

林肯·佩恩一方面致力于超越海洋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范式，扭转人们认识海洋的方式；另一方面，他更重要的目的是重塑海洋史学的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以整体海洋史观为全球史观指明方向。他试图扭转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即从陆地的视角转向海洋的视角。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并非一直是“大陆的”或者“海洋的”。可以说大航海时代，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林肯·佩恩对海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的解读无疑是把海洋史提升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中心论视域下的海洋研究大多是国家-海洋、民族-海洋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这样的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把海洋史作为一种工具、途径、标准，将比较的海洋历史研究作为判断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指标。这种思维导向下，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类型的研究本身就存在冲突与对抗的性质。相反，在海洋史与世界史关系下的海洋史研究，海洋史不仅是媒介意义上的存在，不仅是人如何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而是反观海洋史本身对人类历史价值的重要方式。这种思维导向下，文化类型的对比仍然有意义，但其结果就不再导向国家与民族间的零和博弈，而是导向人类历史的共同构建，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

林肯·佩恩指出，以海权论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也是观察世界的方式之一，已经影响了世界达五个世纪之久，扭转西方中心论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林肯·佩恩的研究突破了单纯就海洋谈海洋的狭隘视域，把海洋与内陆河流湖泊联系起来，揭示人类如何通过海洋与河流、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的社会网络进行物产、商品交换和文化传播，并形塑了整个人类世界历史。他梳理了文明的兴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从而超越了陆-海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建立了第一个重述世界历史的海缘世界观。②林肯·佩恩的海缘史观以海洋、河流为媒介，观察不同海域及其毗邻陆域社会文化产品和社会制度的传播过程，发现区域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这种“联系”就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脉络，是着眼于历史本身的时间维度，而不是人为划定的特定阶段。

(二)海陆一体的“海缘世界观”

杨国桢是中国立足本土历史经验自主提出海洋文明论的代表性人物。杨先生学术立场鲜明，以史学为专业工具，数十年耕耘在人文海洋领域，先后主编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大型海洋人文社会研究丛书。这些扎实丰厚的研究成果系统有力地批驳了西方中心论的海洋(缘)观，建构了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特色的海洋(缘)文明论，具有世界的包容性，摒弃了西方海洋观的排他性。杨国桢的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工作框架包括三个方面：(1)“海洋文明论”，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将各类海洋人文学科的概念分析工具适用于此。他立足历史学并融合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概念，形成了我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2)“历史的海洋中国”，是关于海洋史的研究。他全景综述了以往海洋史研究，并首次站在新的视角下划分了不同的海洋文明分期。(3)“现代新型海洋观”属于当代研究。他以跨学科视角，在全球海洋层面探讨了现代海洋文明的转型，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洋发展40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形成了新的海洋观的理论建构。他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海缘世界观”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基于文化自觉与世界眼光融合的研究探索

杨国桢提出的海缘文明观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和文化自觉的研究探索。他认为中国海洋文明研究需要在海洋实践的过程中抽象出理论。海洋文明研究横跨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历史学纵向的视角能够观察其他学科难以接触的研究对象，因此能够在海洋文明研究中发挥引领作用。他提出的海缘文明观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构思。他指出，21世纪的海洋发展是事关战略全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类海洋实践的深入导致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诞生、交融和整体化。中国要负担起海洋大国的责任，就必须振兴海洋人文社会学科。(12)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杨国桢自觉地运用丰厚的历史研究批驳了黑格尔以来的西方海洋文明的一系列谬论,尤其是对中国海洋文明的误解，纠偏矫正；立论提出了中华海洋文明是追求和平的海陆一体型文明，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

2.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批判

杨国桢认为海洋是自然体，本身并不具备主观个性，因而不会对特定的民族开放或封闭，从这一点上看，海洋对任何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根据其面临的海洋环境形成了多元、多样的海洋文明。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的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和对抗，因此就需要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包容借鉴，从而将个别的海洋文明升华为人类整体的海洋文明理念。(13)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海洋国家”是“西方”海洋研究的重要概念。杨国桢认为，“海洋国家”是“海权论”中的重要概念；麦金德提出的“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对立源于他的“海陆二分”和“民主-专制二分”的组合。但是西方的海洋国家概念建构话语和陈述只是片面概括了一些海洋国家的事实，并不是世界海洋国家的全部事实。(14)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可以说，海洋国家这一概念远比它的能指范畴小得多。他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批判是科学立论的重要前提。

3.构建了中国气派世界眼光的海洋文明叙事体系

在立论建构方面，杨国桢的主要贡献是：(1)把海洋概念区分为自然海洋和人文海洋，指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原有理论与方法的简单应用，需要以海洋为本位,进行调试和重新设计。海洋本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补充现有理论、改变人的理念和实践，有助于海洋强国建设。(15)杨国桢、王鹏举：《论海洋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海洋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2)重新界定海洋文明的涵义。他认为海洋文明是源于人类直接与间接的海洋活动而生成的文明类型，它同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海洋文明是否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部分，是否从属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反应”模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厘清海洋文明的内涵，树立学术话语权威，是一项重要任务。(16)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回归人类实践，海洋文明是人类活动空间的逐步拓展，人类首先进入的是区域海洋时代，其次是全球海洋时代，最后是立体海洋时代。在区域海洋时代，人类活动空间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相对于大陆文明而言，海洋文明是劣势的和区域性的。全球海洋文明主要是指大航海以来，海洋实践推动了世界的工业化、全球化和人类社会转型，因而这一时期的海洋文明发展特征是全球性。(17)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海洋史研究》2014年第1期。这些论述纠正了黑格尔以来流行于世界和中国的海洋偏见。(3)构建了中国特色海洋文明叙事体系。杨国桢的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判断：第一是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史；第二是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之中。“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是杨国桢对中国海洋文明类型做出的最重要的判断和立论。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包括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在内的多元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应该被大力弘扬，充分挖掘海洋资源，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传统和现代因素，抵制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为中华文明转型提供内在动力。

四、走向类文明自觉的共同体范式“海缘世界观”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和理念来自中国，属于世界。习近平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在理论与思想上的贡献，不只是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更重要的是为世界贡献了全新的海缘世界观。习近平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18)《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 习近平首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http://www.qstheory.cn/zdwz/2019-04/24/c_1124407372.htm。这些论述所蕴含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以海为媒，广结善缘。我们从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一)以海为媒，关怀人类命运

“共同体”范式的思维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狭隘的利己主义。“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控制海洋，是通过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西方利己主义最斤斤计较的就是搭便车。“共同体”思维范式超越了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国际场合表示，中国始终是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中国愿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19)⑧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314、151-153页。“独行快、众行远”，中国愿为周边国家和世界提供机遇和空间，欢迎各国搭便车、搭快车。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就是各国共同发展。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批判和超越。奉行利己主义、海军至上和控制性霸权思维是西方海缘世界观突出特点(20)李国选：《海洋命运共同体对西方海权论的超越》，《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5期。，自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海洋的概念、话语、体系、理论乃至于方法都来源于西方。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海洋事务、海洋理论、海洋话语权也正在发生改变。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重要的话语驱动,即从利己的海权叙事转化为以海洋共同体为核心的叙事。西方的海洋叙事主体一般都是国家,以国家为核心来探讨海洋事务,我们熟知的海权论就是以国家为单位在海洋上谋权益、争利益。(21)张景全：《海洋安全危机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东亚评论》2018年第1期。西方话语谈海洋，一是围绕权力，二是围绕利益，从权力到利益，就是从冲突到冲突的历史。马汉海权论的核心是通过控制海洋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鼓励国家或国家集团主体通过建立海洋军事霸权，获取最大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鼓励冲突。这样的海缘世界观不是建立命运共同体，而是在霸权竞争冲突中实现单体国家或少数国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命运共同体”带来的海缘观变化是颠覆性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将“人类”视为整体，作为海洋事务和海洋叙事的主体，目的是建立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范式的“海洋观”不仅仅是“海洋治理观”，还是理解世界、理解人类命运变化发展之道的新世界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和理念是中国对于世界重要的新贡献。

(二)以海为媒，构建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的通道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和理念是在我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强国必霸”不符合中国崛起的语境。因为中华民族没有侵略他人的基因，也没有称霸世界的愿望，中国一直以来都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和睦共处、和平发展。(22)④⑤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109页。国际上“强国必霸”的逻辑必然伴随着一些认知的误读和根深蒂固的偏见导致“中国威胁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的和谐理念深深植根在了中国人 “天人合一”“和谐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以和为贵”的观念、精神和行为之中。中国的先人留下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警句。因此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积极与世界各国友好通商，而非扩张。明代郑和曾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7次远洋，却没有侵占任何到访国家的土地，反而留下了文明传播的佳话。④这显然与大西洋上几百年的“三角贸易”和欧洲的殖民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相信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是实现合作共赢、增强世界和平力量的基础；只有各国人民的友好和情谊才能共同形成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⑤在未来多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中，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迫使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形成利益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以海为媒，与自然和生命结善缘

“以海为媒，与自然和生命结善缘”意味着，通过海洋纽带和关系网络与更广泛的大自然结善缘，以和谐的人海关系带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水圈的一部分，海洋与大气圈、岩石圈等地球圈层密切相关，海洋中的自然过程与地球构造运动等密切相关，构成了全球性、多层次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的海洋自然系统。这样广泛联系的复杂系统形成了以海洋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例如，温室效应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海洋恰恰对于全球的气候治理是极其重要的媒介和平台，海洋碳汇是治理温室效应的关键一环。因此从联系的整体观点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会影响海洋，而且影响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在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陆地，主要通过河流排入海洋。由此看来，应该把“海”字加进去，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环境治理行动之中，用制度和行动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全球绿色发展做出世所瞩目的中国贡献。目前，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海洋应该并逐渐成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同体的重要领域。

1978年以来的中国打开国门，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沿海开放、向海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与深度交往融合，中国已经形成了新时代特征的海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海为媒，必将促进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