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在《三松堂全集》第四卷，冯友兰先生曾用“城乡关系”来比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内在差异。1998—1999年，在写作《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时，我把冯友兰先生的这个重要思想梳理、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乡下是城里的殖民地。

（二）中国自周秦以来，对于四周别的民族，向来是处于城里人的地位。即使有几次乡下人冲进城里来，占据了衙门抓住了政权，但是这些乡下人，终究是乡下人。他们不能把城里人降为乡下人，他们至多能把他们自己提升为城里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之辨。

（三）在现代世界中，英、美及西欧等处是城里，这些地方的人是城里人，所以许多人去逛纽约、巴黎、伦敦，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觉得没有一件事不新奇，没有一件事物不合适。工业革命造成了这一结果。它使东方靠西方，就像乡下靠城里一样，乡下本来靠城里，不过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如此。工业革命使西方成了城里，使东方成了乡下。

（四）城里彻底破坏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农民有麦，但他还要上城里买面粉;农民有棉花，但他还要上城里买布。在精神上也如此，所谓中国人往西洋留学者，实即是乡下人进城学乖而已;所谓中国人往西洋游历者，实即是乡下人往城里看热闹而已。

（五）有没有挺身反抗的呢？当然有，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他叫印度人都不用英国布，都用旧式机子，自己织布。又如中国人的抵制日货，但最后都失败了。所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其他如专门提倡“东方精神文明”，以及各种国粹运动，也都未能把野蛮的西方物质文明拒于国门之外。这是因为，文化都是以所谓的城市为中心。

（六）最后，怎么办？乡下人如果想不吃亏，唯一的法子，即是把自己变成城里人。至于怎么办？在当时，冯友兰极为推崇的有正在工业化的苏联，以及清末从事洋务运动的中国人。

记得当年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时就很惊奇，一个中国哲学史家，一个曾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言名震当时、泽被后学的老夫子，本来应该和一般旧文化人一样，对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城市没有好感，甚至对之实施“道德批判”，期冀回归田园和乡村生活，但冯友兰完全不同，他在那个年代对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和城市就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觉解，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但当时只顾为写作寻找素材，对冯先生的身世和经历并不是很关心，所以，对这些思想到底从何而来也就没有去深究。这其中也有个人的原因，就是对待历史人物和是非，我向来既不喜欢那些指手画脚的人，也不喜欢那些越抹越黑的人，结果就是对他们写的东西统统都不看。今天看来，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己亥岁末，在太湖边上过庚子春节。房间里藏书不多，但有一套新版《三松堂全集》，把蔡仲德先生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以下简称《年谱》）拿出来，不巧又翻到另外一段文字。1988年6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莫昭平采访冯友兰先生，两人谈到他和梁漱溟的差别，冯友兰先生说：“梁是中国现代哲学史重要人物，他也要发扬儒学，但文化观点与我有分歧，他主张村治，我主张工业化。”时隔五十年，冯友兰先生对城市和乡村的思想和态度可以说一以贯之。近现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开放、得世界风气之先的城市，而冯友兰先生又被看作是紧跟时代步伐的中国哲学史家，因此可知，他对工业文明、现代城市的态度，与他青年时期的上海经历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据《年谱》记载，1912年，冯先生十七岁时，来到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黄兴做了上海公学校长，他向各省发电报，请各省选派优秀青年。当时的河南省积极响应，通过考试选拔了二十名，每个学生每年有官费二百两银子的资助。冯先生自幼聪慧异常，一考试就被录取了。当时的校舍在吴淞炮台湾，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洋楼。关于这段生活，冯先生曾写道：“到了民国二年春天，终于开学了……闲了到江边走走，倒也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欢到河南路棋盘街那一带，那里书店很多，我喜欢买书，那二百两银子花不完就买书，也买了一些大部头的书，如廿四史之类。”“无论如何，我总算免于学习做传统的八股文，开始读一些从西洋的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学了一点当时所谓新学或西学。”最重要的是，来上海不久，由于对逻辑学的兴趣，冯先生萌生了学哲学的志向，上海是为他日后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學家的逻辑起点。七年以后，冯友兰先生出国留学，在回顾在北大的三年学习经历时写道：“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从第一个阶段的具体内容看，这个阶段是和他在上海的中学经历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作为当年新学和西方文化大本营的上海及其海派文化，对当年那个离家求学的年轻人最终成长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巨匠，一定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和最适宜的气候。

1915年，二十岁的冯友兰从上海公学毕业，并从上海考入了北京大学。这次报考和入学有一个耐人寻味、值得咀嚼的小插曲，对此他曾回忆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我有大学预科毕业文凭，在当时说，也是一种资格。我在上海北京大学招考办事处报名的时候，说的是要报考文科，那位办事处的人大为惊异，他说：‘你既然有文凭，为什么不报考法科呢？法科毕业后出路好。我坚持要报考文科，那位先生说：‘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请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没有不准的。如果你现在就报文科，将来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写上报考法科，等到9月间入学的时候，我还是申请改科文，果然一申请就准。”

要在过去，也许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不少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但这两年来，随着上海提出打响文化品牌并把海派文化列为三大文化资源之一，这个细节也就洗去历史尘埃，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和意味。我想，招生处负责人一定是江南人或上海人，他们的特点是既洞悉世运时事，又非常精明和精于算计，但同时还应该说他还具有上海人最值得称道的性格特点，就是对优秀的人，特别是优秀的年轻人格外有耐心和友善，因此他才会喋喋不休地陈述各种利害关系，替这个在他看来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处处精打细算，力劝我们未来的哲学家选择更有实用价值的法科，而不是去学在他看来没什么实用价值的文科。但他可能万万想不到，从中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里面走出来的冯友兰先生，只是敷衍了一下他的好心和热心，因为文科在这个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上海人最看重的那些形而下的工具性的学问和职业。这既可以看出海派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区别和对立，也可以看作是源自西方的工具理性和源自传统的实践理性的一次别有意味的对话。

当然，从哲学家的一生和思想看，这并不说明海派文化对冯友兰先生没有影响，相反，我们还可以说，这段经历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和相当全面的。从本文开始引用的他对城乡关系的深刻见解和态度，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中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针锋相对的。冯友兰先生的这些观点，不仅可以说与海派文化一个多世纪前对城镇化的见解和判断不分伯仲，与当时中原和内陆那些在理论上、在实践中一直批判和抵触城市的学者完全不同，甚至还可以说，它们就是放在今天，也比很多人的见识高出很多。毋庸讳言，这既可看作是海派文化对青年冯友兰的重要启蒙和沾溉，也是他与海派文化有着深刻的灵魂的默契的主要证据和因果。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应该说，这是冯友兰先生的幸运，也是海派文化的荣幸。

最后要補充的一点是，在七十年以后的1985年，冯友兰先生与上海还有一次重要的交集。这年的9月初，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朱红、魏承思采访冯友兰先生，请他谈对上海文化建设的意见。9月19号，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编《思想研究内参》第三十一期，就刊出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之二十二《冯友兰教授建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后来，这篇文章又收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编《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我突然想到，今天上海提出建设人文之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这里面说不定还有冯友兰先生当年的思想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