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

我从北京大学来到深圳大学，至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从三十八岁的壮年，变成了七老八十的白发翁。这三十六年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和中文系、文學院老师一起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搞科研写了一批文章和著作，创建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印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2011年被评为“深圳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9年被评为“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0年被评为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我本人于2016年获得印度总统颁授的“杰出印度学家”奖，2019年全票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会长。

有人对我或公开或不公开地表示不解：为什么工作那么卖劲，做大学老师，当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不必天天坐班，可是他却每周五天上、下午都去办公室，何苦？还有，退休之后本该颐养天年，可是他又当了八年“全职义工”，和退休前一样天天坐校车上、下班;2015年后虽然不天天上班了，可还是整天在家里忙里偷闲做研究，到底是图什么？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一切生命都追求不朽，包括草木鱼虫、飞禽走兽。人类是高级生命，从各种各样的巫术开始，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当然，追求生命不朽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事业可以追求精神不朽。于是，在中国先秦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之说，汉代出现了“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宋代出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

知难行亦难。对人生意义有了彻悟，还须苦练本领，并坚持不懈，才能不负时代，探寻到各自生命的意义。

深圳，是我国建得最早、最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特区。我这个冷僻小语种印地语专业出身的人，是否有用武之地？经过思考与探索，答案肯定而清晰，我在深圳有用武之地。

深圳自古就是海上交通大港，现代更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城市。经过改革开放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五年的企业靠产品，十年的企业靠技术，百年的企业靠文化。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文化是生命力。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深圳的优势除了经济实力，还有众多文化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既有赤湾妈祖庙代表的传统文化，更有充满着时代感的新观念。观念属于深意文化，是人和城市的灵魂。深圳人有许许多多先进的观念，最有影响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十大观念。

深圳人正是在“十大观念”的引领下，创造了一千多个中国第一，获得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国际园林花园城市”等众多的国际荣誉。正所谓“新观念创造新奇迹，新奇迹赢得新荣誉，新荣誉又激发、创造新观念、新奇迹。深圳就在这新观念、新奇迹、新荣誉的交替驱动中不断向前迈进”。

我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三十六年，天天浸润在新观念之中，能不受感染与鼓舞？于是，我发愤图强，在“印度学研究”、“中印关系研究”、“‘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领域，出版了《梵典与华章》、《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季羡林评传》、《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兼论中国、印度的历史担当》等著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有的已经译成英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出版，其他语言的翻译也在进行之中。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真切地体会到，个人的事业和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时候，才会真正有意义，才会真正迈向不朽，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点点。

经过这场空前的新冠疫情，中华民族踏上了新的征程。我将总结以往，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