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巍，曾芙蓉

（中共滁州市委党校，安徽 滁州 239000）

“三农”工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乡村教育是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做好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重要支撑[1]。做好新时代乡村教育不仅是缓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基础的重要要求，更是促进乡村复归主体性、实现“现代意义”转型的重要路径[2]。因此，从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性视角”，从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层面探究新时代乡村教育的意义旨趣有助于明确新时代乡村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向与价值旨归。

一、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内涵

生产是生产要素输入生产系统内，经过生产与作业过程，转换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从本质上而言是资源输入——产品输出的过程，生产逻辑就是资源经过生产系统转换为产品的内在机理和产出程序[3]。在新时代语境下，乡村教育也具有新时代生产逻辑向度。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是新时代条件下在乡村场域中通过向乡村教育系统输入资源产出具有“乡土”特征的价值、知识、情感、制度和符号产品的内在过程机理。

二、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

（一）乡土价值生产逻辑

在新时代语境下，乡村教育逐渐摆脱了学校教育的单一主体模式，形成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多元协同的教育发展格局。在乡村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向协作下，以立德树人为主要目标，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忠信孝悌的“仁爱”之道为重要内容，通过道德课堂、道德实践、典型示范和激励引导促成乡土道德场景和乡土道德空间的建构，实现乡土道德价值的生产。一方面，以学校教育为主，以家庭教育为辅，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劳动教育等课堂教育和文明校园创建、礼仪评比、志愿活动等主题实践催化乡村公共德育空间的建构，促进乡土公共道德的生成与实践，实现乡土“公德价值”的生产与扩散。另一方面，以家庭教育为主，以学校教育为辅，通过家风家训亲子传承、村规民约口口相授、传统文化隐性浸染、家庭德育日常实践、乡村家庭教育培训和乡村新父母学校建设，依托乡土“差序性”人际关系格局，充分发挥乡土传统伦理力量，催化乡村私人德育空间的建构，促进乡土私德的生成与实践，实现乡土“私德价值”的生产与扩散。进一步而言，乡土道德价值生产性命题也内嵌乡土秩序价值生产性命题。在乡村教育建构公共德育空间和私人德育空间实现“公德价值”和“私德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公德”和“私德”的有效养成与内化是对乡村公共规范和私人规范的认同，是对乡村公共秩序和私人秩序的遵守，是对乡村“公域”和“私域”人际互动规则的确认，是对乡村人际交往预期性与确定性的重构，更是对乡土秩序价值的“生产”确证。从一定意义上说，乡土秩序价值生产隐蔽性逻辑内嵌于乡土道德价值生产逻辑之中，这促使新时代乡村教育具有乡土道德价值生产与乡土秩序价值生产的二重性。

（二）乡土知识生产逻辑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新时代乡村教育具有扶智、扶志和扶技三重意义向度。在乡村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双向协同下，以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目标，以乡土生活常识、乡土农技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就业技能知识、职业技术知识为重要内容，以乡村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高教育和职成教育四级教育体系为主要依托，通过集体课堂教学、远程在线教学、个性化定制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线下实训演练促成乡土知识生产和实践空间的建构。一方面，新时代乡村教育通过社区教育的主体嵌入、乡土资源的内容纳入、乡土技艺的意义重构、乡土场景的功能再造、传统工艺的价值复归，建构了乡土技术知识生产场景与实践空间，以及乡土技术知识生产——消费——再生产链路，有效延展了乡土技术知识生产区间，助推了乡土技术知识的“新时代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新时代乡村教育通过乡土文化场景的“设置”与“消费”、乡土文化实践的推进与再构、乡土伦理秩序的文化释义、乡土社会变迁的历史展示、乡土逻辑的学理阐释与文化溯源、乡土风俗和乡土惯习的时代赋意，建构了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生产场景与实践空间，助推了乡村古建遗存的文化保护与开发、乡土传说故事和名人传记的代际传递与演绎、村规民约和风俗习惯的内化与传承，促成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的“新时代生产”与“再生产”。

（三）乡土情感生产逻辑

新时代乡村教育不仅具有知识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内在逻辑，而且具有情感生产的意义向度，具有乡土情怀的生产性指向。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三元协同下，以增强情感回应为主要目标，以新媒体技术为主要依托，以乡土历史、乡土民俗、乡土人文、乡土文脉、生命体悟为重要内容，通过历史教学、人文课堂、民俗活动、社区共育、结对帮扶、生命教育促成乡土情感的生产与乡土情感空间的建构。一方面，在新时代语境下，乡镇政府和乡村学校紧密协同，通过在乡村古建筑、文化遗址的“历史场景”中开展情景教学，有效发挥乡土情境的营造力、乡土物像的感召力、乡土文化的感染力，建构了乡土文化符号表达空间，催化受教者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与眷恋感。同时，通过对乡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对民俗活动的现场演绎，有效地唤醒了受教者乡土文化集体记忆，激活了受教者沉睡的乡土文化基因，增强了受教者对乡土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从而有效地破除了文化“无根感”和情感“无依感”，重构了乡土情感空间，催化了乡土归属感的生产。一方面，乡村家庭结构遭遇“现代性”冲击变得日益“碎片化”，父母陪伴日益缺失，通过构建政府、学校、社区、教育公益组织多主体协同的乡村家庭教育支持体系、以乡村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监护体系、乡村学校构建类家庭人际关系、社区与教育公益组织开展乡村“社区共育”和“结对帮扶”活动，有效填补了乡村家庭教育的主体“缺失”，重构了乡村儿童的“家庭”情感空间，催化了“家”的归属感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乡村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双向协同下，通过乡村生命教育的课程实践，引导受教者生命体悟，“触发”受教者对自我主体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内向“追思”，促成受教者对自我主体价值的“复归”与“确认”，建构主体性情感空间，确认自我“在场”，催化乡土自豪感与自信心的生产。

（四）乡土制度生产逻辑

新时代乡村教育不仅具有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发展制度生产的意义向度，而且具有教化制度和调解制度生产的意义指向。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协作，以提升乡村教育综合收益为主要目标，以教育管理、教育发展与教育治理能力为主要内容，通过教育实践、主体纳入、关系重构、空间嵌入，促成了乡土制度的（再）生产和制度空间的（再）建构。一方面，新时代乡村教育通过完善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健全以政府、社会、社区、学校、家庭五方联动为基础的校委会制度，建立教代会制度和家校协同管理制度，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建立教学评估和考核制度，完善乡村学前教育发展制度、义务教育发展制度、普高教育发展制度和职成教育发展制度，构造了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制度体系，完善了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制度空间，同时在制度空间内以教育实践和制度实践为基础、以教育消费和制度收益为动力实现了制度空间的“再生产”。作为生产逻辑结果，带来的是新时代乡村教育管理水平和乡村教育治理能力的跃升。另一方面，在乡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发展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也内嵌了教化制度和调解制度生产的隐性逻辑。在推进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过程中，家庭被“纳入”乡村教育主体性视阈。在当前“半熟人化”的乡土社会，虽然乡村家庭结构遭受“现代性”的肢解，但是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规族训并未完全消弭，长辈对晚辈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仍然是家庭教化的主要方式，长辈对晚辈的教育惩戒仍然是家庭教化的主要手段[4]67-68。当家庭被纳入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的主体性范畴时，“教化”方式（手段）被吸纳到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的实现（或实践）方式之中，并被赋予（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制度空间生产的功能向度，家庭与学校被赋予教育协同关系的意义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教化空间被嵌入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空间之中并作为实现乡村教育管理和教育发展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因此，乡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发展制度的生产过程也就有了教化制度生产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而言，教化过程也是一种调解过程[4]69，教化是对对象进行规则和规范的“言说”，是对行为规范的“标定”，是对对象行为与规范之间“间距”的“指说”，是对对象行为过失的“谴责”，也是对对象行为之间间距的“弥合”（向对象提出行为规范要求并使之膺服）与矛盾的调和，在显性层面表现为调解原则、程序和方式的隐蔽性“生产”和非正式“确认”，在逻辑结果上表现为对调解力量和教化力量的隐性“认同”。从这一点上来讲，调解是“教化”的衍生性功能，调解作为“教化”的衍生性功能被纳入到“教化”过程之中，调解空间被嵌入“教化”空间之中并作为实现“教化”空间“再生产”的主要方式，教化制度的生产过程因而也就有了调解制度生产的内在逻辑意义。

（五）乡土符号生产逻辑

新时代乡村教育不仅具有乡土价值生产、乡土知识生产、乡土情感生产和乡土制度生产逻辑意义，而且具有乡土符号生产逻辑向度。新时代乡村教育在实现乡土“道德”和乡土“秩序”价值生产过程中，乡村道德课堂（讲堂）的设立不仅建构了乡土价值生产空间，而且搭建了“可视化”的乡土价值场景；关于乡村道德公约的图画、乡村典型道德人物的图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画不仅绘制了“可视化”的乡土价值愿景（图景），而且激活了隐匿的道德欲望、激发了潜在的道德梦想，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乡土价值生产过程中通过价值场景的“呈现”与价值愿景（图景）的“绘制”构造了乡土价值生产的视觉符号，实现了乡土符号的生产。新时代乡村教育在实现乡土技术知识、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生产过程中，为“适应”乡土场景的知识消费需求，乡土技术知识逐渐转换为“乡土文字化”表达、“乡土言语化”表述；通过乡土伦理的文化阐释、乡土传说故事和名人传记的叙述、乡土风俗和乡土惯习的时代赋意，建构了乡土知识生产的意义框架。因此，可以说在乡土知识生产过程中通过文字转换、文化阐释、故事叙述、时代赋意进行二次编码构造了乡土知识生产的言语符号，实现了乡土符号的生产。新时代乡村教育在实现乡土归属感、“家”的归属感与乡土自豪感和自信心生产过程中，乡村历史场景、祭祖民俗仪式、结对帮扶仪式在建构乡土情感空间之时，也实现了对象化情感体验、心理赋能与身份再构，促成了（特定）仪式动作指示性意义的生成。换而言之，在乡土情感生产过程中通过场景设置和仪式建构赋予了（特定）仪式动作的指示性魅力构造了乡土情感生产的动作符号[5]，实现了乡土符号的生产。新时代乡村教育在实现乡村教育管理制度、乡村教育发展制度、家庭教化制度和乡村调解制度生产过程中，经隐蔽性“生产”和非正式“确认”的家庭教化和乡村调解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被赋予了“惩戒、约束、规范与管理”的功能性意义向度（被赋予了功能性标志），催生了功能符号化意义生产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乡土制度生产过程中通过“规范”功能的生产与确认构造了乡土制度生产的功能符号，实现了乡土符号的生产。从本质特征上而言，乡土视觉、言语、动作和功能符号生产导源于乡土价值、知识、情感和制度生产逻辑，这促使乡土符号生产具有内嵌性、附着性、间接性与表征性的特点。

三、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关系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不只具有单向度关系，各生产逻辑链条之间存在着“交互性”与“关联性”。从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纵向生产逻辑关系上看，存在着乡村教育——乡土价值生产——乡土视觉符号生产逻辑链条、乡村教育——乡土知识生产——乡土言语符号生产逻辑链条、乡村教育——乡土制度生产——乡土功能符号生产逻辑链条、乡村教育——乡土情感生产——乡土动作符号生产逻辑链条。这四重纵向生产逻辑是乡村教育“生产深化”的逻辑结果，并呈现“层叠嵌套”的基本特征。

从新时代乡村教育的横向生产逻辑关系上看，乡土“道德”价值与乡土“秩序”价值生产过程也是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的生产过程，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内含“乡土道德”与“公序良俗”价值的生产性隐喻，因而存在着乡土价值生产与乡土知识生产的“交互性”与“关联性”；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生产过程也是对乡土制度逻辑的感知与习得过程，也是乡土制度获得“合法性”实现“自我确证”的过程，同时，乡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发展制度与乡村调解制度生产过程也是对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的运用、实践与“检视”过程，也是乡土知识体系的完善过程，因而存在着乡土知识生产与乡土制度生产的“交互性”与“关联性”；家庭教化制度与乡村调解制度的生产过程也是培育乡土规则依赖感、（乡村）人际交往协调感和乡村教育获得感的（情感化）过程，同时，乡土归属感与乡土自豪感生产过程也是对乡村教育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回归，也是对乡村教育原则、程序、规范和方式的确认，因而存在着乡土制度生产与乡土情感生产的“交互性”与“关联性”；乡土归属感与乡土自豪感生产过程也是对乡土德性和乡土内生秩序的认同与内化过程，也是对乡土内在价值的确认过程，同时，乡土“道德”价值与乡土“秩序”价值生产过程也是建构乡土价值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增强乡土凝聚力与感召力的过程，也是乡土价值回归的过程，也是促进乡土情感“留驻”与乡土身份重构的过程，因而存在着乡土情感生产与乡土价值生产的“交互性”与“关联性”。这四重横向生产逻辑是乡村教育“生产扩散”的逻辑结果，并呈现“交互融嵌”的基本特征[6]。纵向生产逻辑和横向生产逻辑一同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立体式“生产逻辑网络”（如图 1）。

图1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关系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乡土价值生产逻辑、乡土知识生产逻辑、乡土情感生产逻辑、乡土制度生产逻辑、乡土符号生产逻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纵向和横向维度上形成的“生产关联”具有“层叠嵌套”与“交互融嵌”的基本特征。

结语

新时代乡村教育具有“新时代意义”与“新时代价值”，具有“人本”意义向度[7]，具有文化和伦理重构的意义表征[8]。从生产逻辑上看，新时代乡村教育具有乡土“道德”价值和乡土“秩序”价值生产逻辑向度，具有乡土技术知识、乡土文化知识和乡土社会知识生产逻辑向度，具有乡土归属感、“家”的归属感与乡土自豪感和自信心生产逻辑向度，具有乡村教育管理制度、乡村教育发展制度、教化制度和调解制度生产逻辑向度，具有乡土视觉符号、乡土言语符号、乡土动作符号和乡土功能符号生产逻辑向度。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生产逻辑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立体式“生产逻辑网络”。